青年毛泽东在读《伦理学原理》时，就曾写过这样的批语:

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

乱世三国， “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一时多少豪杰！

在三国时期众多的谋臣武将中，自古以来，很多人非常推崇诸葛亮，《三国演义》更是把他塑造为“智圣”。

但是，在现代谋略大师、一代伟人毛主席的眼里，诸葛亮并非三国历史舞台上最好的谋略家，在他的心目中，堪称三国“第一谋士”的，另有其人！

诸葛亮是靠《隆中对》，初出茅庐，在三国舞台上崭露头角的。但是，毛主席对他的《隆中对》评价并不高，甚至认为其中存在重大缺陷。

刘备终其一生没有一统天下，尽管诸葛亮在其生命的最后七年里倾其全力北伐曹魏，却始终都未能实现其“兴复汉室”的宏愿，蜀国又是三国中最早走向衰落、并最早灭亡的国家。

其中固然有多种复杂原因，但是，《隆中对》本身存在的致命性的缺陷，早已为蜀汉的败落埋下了伏笔。

对于诸葛亮的北伐以失败而告终这一史实，后世政治家、军事家和文人从多方面进行了探讨。许多人认为，这是由于诸葛亮生性谨慎而不喜用奇兵导致的。他们的主要证据是诸葛亮第一次出师北伐时，不用魏延之计奇袭长安。

唯有北宋学者苏洵在其《权书·项籍论》中，从地理形势等因素上进行了独到的分析，认为诸葛亮只以关羽守荆州，而以主力到西蜀建立根据地，是很难两头兼顾的。

苏洵说：诸葛亮以为有高山险隘相阻，就可以免于灭亡，而实际上西蜀之险，守不可出，出不可继，保证安然偏于一隅都很困难，就更遑论以此为根据地图取中原了。苏洵还打了一个生动形象的比方：要成为富人，必须占据四通五达之都，收取天下之利。而赚到一点小利，就藏在家里，天天守着，是求不失，不是求富。要是来了大盗，又怎么知道真的不会失去呢？

苏洵精辟地指出：

“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

毛主席在读《古文辞类纂》收录的北宋时苏洵的《项籍论》时，挥笔写下一段批注：

“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集中优势兵力战胜敌方，是古今兵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然而，诸葛亮《隆中对》违背了这一原则，在用兵方向上分散而不是集中。按照《隆中对》的规划，刘备“跨有荆、益”之后，将面临这样的形势：既要派兵守卫荆州门户，又要费力经营益州； “一旦天下有变”，还要兵分两路，进取中原， “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刘备则“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

更为不利的是，荆、益两州相距千里，更有“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相隔，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两路兵力很难相互呼应，协同作战，这就是毛主席所指出的“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

待到后来，关羽镇守荆州，守卫门户；孔明留守成都，巩固后方；刘备驻守白帝城，以应东、西之变。更是“三分兵力”矣！

蜀国在三国中力量最为薄弱，却分散用兵，二分以至三分兵力，则给予对手以各个歼灭之机。复杂的地理、分散的兵力、险阻的道路、不继的粮草，这一切，皆为用兵之大忌，导致整个蜀国战线拉得很长，造成了顾此失彼的危局，正如毛主席所言， “安得不败”。

毛主席深谙中国古代兵法中“集中兵力”思想的精髓，并且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导演了一系列威武雄壮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经典战例，他对于诸葛亮《隆中对》在战略上分散兵力的失误，当然比苏洵看得深刻地多！

与诸葛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主席对曹操的谋士郭嘉青眼有加，赞赏之词溢于言表。

1959年3月2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向与会人员详细介绍三国时郭嘉的事迹，他说：

“三国时，曹操一个有名的谋士叫郭嘉，二十七岁到曹操那里当参谋，三十八岁就死了。赤壁之战时，曹操说这个人如果在，就不会使我处于这种困难境地。许多好主意就是他出的。

“比如，打不打吕布，当时议论纷纷。那时袁绍占领整个河北和豫北，曹操在许昌，吕布在徐州。郭嘉建议先打吕布，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见事迟，得计迟，不要怕，袁绍一定不会打许昌。于是曹操就去打吕布，把吕布搞倒了。如果不先打吕布，如果吕布跟袁绍联合起来同时攻击，曹操就危险了。郭嘉这个计策很成功。

“然后又去打袁绍。袁绍渡了黄河，在郑州与洛阳之间曹操打胜了。

“接着引出是不是去打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的问题。郭嘉说不要打，我们回师，装作打刘表，把军队摆到许昌、信阳之间，他们一定要乱的。果然，曹操的军队一挪动，几个月，两兄弟就打起来了。袁尚把哥哥包围在山东平原（德州），哥哥眼看要亡党、亡国，就派了一个代表叫辛毗的，跑到曹操这里来求救。曹操去救，乘势夺取了安阳，消灭了袁尚的部队，袁尚本人跑到辽东去了，然后再去消灭了袁谭。这个计策也是郭嘉出的。就在这个时候，郭嘉得病，三十八岁就死了。

“这个人很有名。《三国志·郭嘉传》可以看。”

《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是毛主席爱读的一篇人物传记。

郭嘉（170-207），字奉孝，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人。他少年时就有远大志向，“不与俗接”，而结交俊杰英豪。所以虽然一般老百姓不知道他，但有胆有识的人都认为他是奇才。

郭嘉21岁时，在朋友田丰等人的鼓动下，投奔到袁绍帐下。袁绍出身于四世三公，在当时北方军阀中势力最大，他占有广阔的地域，兵多将广，再加上门生故吏遍天下，霸业似可成就。

但是，郭嘉和袁绍共事后，发现袁绍原来是一位“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的无能之辈，认为与这样的人“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于是毅然离开了袁绍。

郭嘉是在袁绍最风光的时候离开他的，这非但要有极大勇气，更要有超常眼光。就这样，郭嘉一直赋闲了六年。

196年，曹操颇为器重的谋士戏志才去世，伤心之余，曹操写信给荀彧，让他给推荐一位可以接替戏志才的谋士。于是，荀彧就将好友郭嘉推荐给了曹操。

曹操大喜，十里相迎，将郭嘉接入自己的营帐，共论天下大事。郭嘉一番明晰透彻的分析，令曹操大为叹服：“使孤成大事者，必此人也。”郭嘉也大喜过望地认为曹操“真吾主也”。从此，郭嘉便当上了曹操的首席参谋——军师祭酒，为曹操的四方征战出谋献策，竭忠效力。

郭嘉给曹操出得主意，除了毛主席讲的在“打不打吕布”、“是不是去打袁绍的两个儿子”这两件事上为曹操定计外，还有很多。

官渡之战前，袁绍势力地跨青、冀、并、幽四州，是曹操北方最强大的对手。曹操虽把汉献帝迎到许昌，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但他的力量却远不如袁绍。

公元199年，袁绍率精兵十万，劲骑万匹，南渡黄河。曹操能用于迎击袁绍的兵力不过两三万人，深感寡不敌众。正是郭嘉坚定了曹操战胜袁绍的信心和决心，一一列举“绍有十败，公有十胜”：

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汉祖唯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禽。嘉窃料之，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虽兵强，无能为也：

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

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

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

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问远近。此度胜，四也。

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

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六也。

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七也。

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八也。

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

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

在曹操与袁绍相持官渡之时，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传到曹营：江东豪杰孙策，欲发兵偷袭曹操许都根据地。孙策骁勇善战，所向披靡。在与袁绍相持中已经处于劣势的曹操，根本不可能再抽出兵力保卫许都。而一旦许都失守，曹操阵营将立刻分崩离析。

当此之时，是曹营中人心最为动乱之时，以至于不少人开始暗中向袁绍献媚，偷偷为自己留条后路。

当此紧急关头，郭嘉机心独运，居然提出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主张：根本没必要抽出兵力去保卫许都，因为孙策不会来。他的理由是孙策刚刚吞并江东，所杀的都是英雄豪杰，而孙策本人又鲁莽轻率，疏于防备，虽然拥有百万之众，但和孤家寡人无异，因而他必然死于刺客之手。

后来孙策果然被三名为故主报仇的刺客所刺杀，中毒箭而亡。

这或许是巧合，但确实为郭嘉的神机妙算增添了精彩一笔。

在如何对待另一枭雄刘备的问题上，郭嘉也颇有高瞻远瞩。《魏书》记载说：

“刘备来奔，以为豫州牧。或谓太祖曰：‘备有英雄志，今不早图，后必为患。’太祖以问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剑起义兵，为百姓除暴，推诚仗信以招俊杰，犹惧其未也。今备有英雄名，以穷归己而害之，是以害贤为名，则智士将自疑，回心择主，公谁与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

当时刘备力量弱小，来投奔曹操，有人建议杀掉他，不然“后必有患”。郭嘉认为曹操起义兵、招俊杰，如果杀了刘备这样的英雄，不就背上了害贤的恶名吗？如此谁还会来投奔？“公与谁定天下？”所以劝曹操要慎重。曹操说他深得其中之理。

虽然不能杀刘备，但郭嘉主张也绝不可以放走刘备。可惜曹操在与刘备煮酒论英雄之后，刘备担心曹操猜忌害己，便假称前去截击溃败的袁术，想借机虎口脱身。这时，恰好郭嘉不在身边，曹操一时信以为真，竟然同意了刘备的请求。待郭嘉回来得知此事后，马上说：“备不可遗也！”曹操省悟，立即派人去追，但已来不及。果然，后来刘备踞有徐州，开始对抗曹操。

曹操平定冀州之后，袁尚投奔辽宁的乌桓。当时，南有荆州刘表，北有乌桓、袁尚。209年，曹操欲征乌桓，诸将纷纷进言：袁尚已如丧家之犬，关外胡人不会支援他的。若再做远征，刘备必然会挑拨刘表袭击许都，万一生变如何是好？此时的刘备经过数年的休养生息，在荆州刘表的身边又积聚了相当实力。以曹操对刘备的了解，他有理由担心自己孤军远征之际，刘备会在背后发难。

然而，郭嘉又提出与众不同的主张：“明公尽管放心地去远征，留下一个空空荡荡的许都也无妨，我料定刘备无法来袭击许都。不是刘备不想袭击，而是有人会代替您来阻止他，此人就是刘表。”

在众人一片哗然声中，郭嘉详细分析了平乌桓之役的可行性和重大意义：

“胡人自恃偏远，现在必然没有防备，突然发动攻击，一定能够将他们消灭。袁绍对胡人有恩，如果袁尚还活着，他们一定帮忙，迟早是隐患。现在袁家的影响还很大。若此时南征，胡人一旦有行动，我们的后方不稳定了。至于刘表，只是个只知坐谈的政客，自知才能不足以驾驭刘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刘备不为所用，为防范刘备坐大，他会阻止刘备袭击许都。现在虽然是虚国远征，但一劳永逸，就再也没有后患了。”

郭嘉分析的入木三分，曹操听罢茅塞顿开，立刻进兵辽东。曹军在白狼山奇袭乌桓主营，俘虏了二十余万人。走投无路的袁尚投奔了襄平公孙康。曹操军到易城，郭嘉觉得推进的速度还是太慢，又进言道：“兵贵神速。现在千里远征，辎重太多，行进缓慢，被对方觉察就必然做防备。不如留下辎重，轻兵速进，攻其不备。”

曹操听取了郭嘉的建议，在设置了一些撤军假象之后，暗中率领一支轻装精兵，在向导的带领下突然出现在乌桓首领蹋顿王的背后。乌桓军士措手不及，蹋顿被击杀。这一战成为了中国战争史上“兵贵神速，奇兵制胜”的经典战例。

同年秋，辽东太守公孙康带着袁尚的首级前来归降曹操。

曹操采纳郭嘉的一系列计策，终于彻底平定北方，统一了整个黄河流域以北的地区。

在曹操诸多谋士中，唯独郭嘉最了解曹操，两人关系亲密，二人行则同车，坐则同席，犹如多年故友。

在严于治军的曹操营帐里，郭嘉有很多不拘常理的行为，但在偏爱他的曹操看来，“此乃非常之人，不宜以常理拘之”。

曹操手下有一位纪检官员名叫陈群，曾因郭嘉行为上不够检点奏了他一本。但是，曹操一面表扬陈群检举有功，一面却对郭嘉不闻不问。

有史学家认为，郭嘉是幸运的，只有曹操这样的雄略之主，才敢于重用郭嘉这样的藐视礼法的奇才，并把他引为“知己”。每遇军国大事，郭嘉计无失算。曹操甚至打算在平定天下之后，把身后的治国大事托付给郭嘉。

然而，可惜的是天不假年，郭嘉在38岁时不幸病逝。

郭嘉死后，曹操除在西北与马腾、韩遂等草寇型军阀的战争中取得一些战绩外，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境地。208年赤壁之战后，更留下一个天下三分的无奈结局。对此，曹操本人亦深有体会，他在赤壁之战败退的路上，发出一连串哀叹：

“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惜哉奉孝！痛哉奉孝！哀哉奉孝！”

毛主席说在曹操众多的谋士中，郭嘉“这个人很有名”，也就是肯定他在曹操统一北方的征战过程中，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主席向中共高级干部推荐《三国志·魏书·郭嘉传》。

据薄一波回忆：

毛主席介绍《郭嘉传》让大家看，意思是希望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做事要多谋善断。毛主席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工作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同年7月11日晚，毛主席在庐山与周小舟、周惠等人谈话时，不无感叹地说：

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他说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就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

在三国众多的谋士中，毛主席对郭嘉的多谋善断抚卷三叹，赞赏有加。在毛主席视野里，郭嘉超越了诸葛亮，俨然是是三国“第一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