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石家庄四百名知青被卡车拉到赵县，一下车就傻眼：说好的新建队，其实只有几间土坯房，连窗户都是纸糊的。 我们这群城里来的学生，站在空荡荡的场院里，行李卷儿堆了一地，谁也没动。有个叫陈卫东的男生，忽然把军帽往地上一摔，红着眼睛吼：“这是骗人！我要回去！” 这一嗓子，把大家都喊醒了，嗡嗡的议论声像炸了锅。这时，一个穿旧军装、裤腿挽到膝盖的中年人，从最大的那间土房里走出来，手里还拿着把木锨。他站到我们面前，也不说话，就静静地看着。等声音小了点，他才开口，声音沙沙的：“我叫赵根生，是这儿带队的。房子，就这些。地，有几百亩。回，是回不去了。”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我们一张张灰败的脸，“但人，能活。就看想不想活。” 说完，他转身指了指土房后面：“男同志，跟我来，先把灶垒上。女同志，去井边打水，烧开了，给大家晾上。”没有安慰，没有许诺，就像安排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农活。 陈卫东梗着脖子不动，赵根生走到他跟前，捡起地上的帽子，拍了拍土，递给他：“力气，留着干活。脾气，留着以后使。”陈卫东愣愣地接过帽子，赵根生已经扛着木锨走远了。 那天下午，我们像一群笨拙的工蚁，跟着赵根生和几个早来的老乡，和泥、搬土坯、支起一口大铁锅。井水冰得刺骨，女生的手都冻红了。天黑透时，灶里终于冒出火苗，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响起来。赵根生不知从哪摸出几个土豆，切成块扔进去，又撒了一把盐。 我们就着满天星斗，蹲在院子里，喝上了第一口热乎乎的盐水煮土豆。没有碗，用的是洗净的搪瓷缸子，或者干脆是掰开的葫芦瓢。陈卫东喝得最快，喝完一抹嘴，看着赵根生：“赵叔，明天干啥？” 赵根生正就着灶膛的余火点烟卷，火光一闪一闪，映着他沟壑纵横的脸。“明天？”他把烟吸亮，吐出长长一口，“明天，教你们使唤这片地。” 夜里，我躺在铺着干草的地铺上，纸窗户被风吹得不停响。隔壁传来陈卫东的鼾声，还有人在小声嘀咕明天。我忽然觉得，那灶火的暖意，好像还贴在冰凉的脚底。窗纸“哗啦”又响了一声，这次听着，不那么像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