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太平天国起义后先是永安建制，随后攻克南京并定都于此。在定都之后，太平军又派出两支军队分别进行北伐和西征。其定都虽然意味着其确立了政权，但是也带来了一些不利之处。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后，杨秀清一面在城外设防，堵截向荣追击，一面令林凤祥、李开芳、罗大纲等率军东进。

3月28日，乘舟驶赴仪征，清“知县弃城逃”。林凤祥等驶攻金山，30日，清将德泰驶逃焦山，瓜洲守备方纲遁走。太平军进据金山，次日，攻克瓜洲。接着，兵分两路：罗大纲、吴如孝取镇江，林凤祥、李开芳下扬州。

杨秀清实现了东征目标，开拓了三城基地，切断了清朝漕运水道。太平军既可北伐中原，又可东进苏浙，掌握着军事主动权。强大的水师沟通三城，形成统一的战略格局，对未来的防御战局产生积极的影响。

占领南京后，洪、杨等领导人就建都与落实小天堂地理位置问题展开了一场战略讨论。

李秀成回忆：攻取南京后，“天王与东王尚是计及分军镇守江南，天王欲亟往河南，欲取河南为业。后有一老年湖南水手，大声扬言：‘亲禀东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尔今得江南，有长江之险，又有舟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尚不立都，尔而往河南何也？’他又云：‘河南虽是中州之地，足备稳险，其实不及江南，请东王思之。’被水手说服，故而改从，后即未往，移天王驾入南京，后改为天京。”

洪仁坤

不少清朝文人记载与《李秀成自述》所云近似，证实了小天堂地址一直并未落实，经过这次讨论后才确定为南京。

建都天京后，小天堂在太平天国官书里与南京开始划上等号。刻颁的《天情道理书》宣传说：“昌辉、翼王，……兹蒙天恩、主恩及东王之鸿恩，同到小天堂得受荣光。”

现在，小天堂成了南京代名词，除了永安时期规定的政治与宗教含义外，开始有了具体地点。它不再是亟待实现的口号和理想了，而成了基本兑现的事实。

必须指出，建都南京、兑现小天堂里的政治和物质特权是中高级文武官员的强烈愿望和要求。他们迫切希望把自己在战争中建树的功勋迅速转化为法定的权益，早日建都即可实现这一目的。至于低级军官与广大士兵，尤其是水营将士，习惯于南方生活，期待早日建都，结束夫妻家室终年分离的军营生活。于是，从上到下形成了一股无形的力量，对建都战略讨论产生潜在的制约与影响。

再说，金田起义以来，太平军一直流动转战，缺乏一块战略基地。小天堂由口号逐渐发展为开辟立业基地的战略思想，并转化为进取与建都南京的实践，表明了建都的内在战略发展的必然趋势。

建都南京对太平天国革命进程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关于建都得失，历来评论甚多，见仁见智。

有人为太平天国设想了一项正确的战略方案。他们提出：“占领天京以后，应立刻以全部军事力量北伐，沿途发动农民起义，进攻北京。”洪、杨“人谋不臧”，“在天京停留下来了，丧失了消灭敌人的好机会。”

太平军运动战略存在着两大战略缺陷：（1）流寇主义倾向，缺乏战略基地的开辟与建设；（2）不重视歼灭清军主力，很少打歼灭战，各个围歼敌人。

建都南京意味着结束流动作战状态，转变为开拓和经营战略基地。相反，如果洪、杨再继续实施流动战略，向北京挺进，难保不发生失误，即使取得若干胜利，也不会持久。至于建都后洪、杨所犯的一些战略和政治失误，与建都决策本身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因为他们在南京可以采取正确的战略，也可以全国性的胜利。因此，不能把太平天国的失败归结为建都南京的决策。

问题是洪、杨建都南京事实上修改与降低了永安时期规定的小天堂标准。

洪仁坤

原来，小天堂实现之日，应是推翻清朝、太平一统之时，如今，洪、杨屈服于保守偏安倾向，提前确定了小天堂的所在地。于是，他们面临着抵制封建化和彻底推翻清朝的严重课题，必须在建都后找到一个正确可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对策，以解决这两大任务。可惜，洪、杨对两大任务缺乏必要的认识和估量，在决策上犯了错误。

首先，他们根据永安时期的诺言，使功勋文武享受各级政治特权，使一部分农民将领战斗意志衰退，革命目标逐渐模糊，代之以封建私利的追求。这一趋势在诸王中演化得更为严重，致使各级政权机构潜伏着封建化的危机。洪、杨自己也热衷于争逐权益，当然难以觉察这一腐蚀天国机体的危机。

其次，他们低估了清朝的力量，看不到汉族中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军事能量，因此，轻视这些“残妖”。

实际上，清朝还在号令全国，调集人力物力后备，开始组织和动员中小地主力量，扑灭革命烈火。因此，太平天国的道路充满了艰难曲折，稍不谨慎和出现失误，都可能使革命遭到挫折，甚至导致失败。

不幸的是，洪、杨却想当然地估量了力量对比，缺乏长期武装斗争准备，制订和实施了不少错误决策，在革命前途上投下了越来越大的阴影，阻碍了建都以后革命形势的健康发展。

建都南京标志着太平天国初期历史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