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作为儒家亚圣，为了让国君们能够实施仁政，爱民惠民，不遗余力地在各国奔波了几十年。

尽管，他所主张的仁义治国的思想和政治理念，在那个急于争利的时代并没有受到重视，最终和孔子一样，黯然回家著述教学。

然而，孟子为中华民族的骨血里注入了浩然正气，为我后世子孙塑建武威不屈、贫贱不移之大丈夫人格，其功绩彪炳千秋，光耀万代。

远比那些当时能够拜相封侯的法家学者更加伟大。

不得志，独行其道！舍身而取义！

这是独属于我们的基因，是中华文明屹立五千年不倒的基石之一。

无论四周多么黑暗，总有义士一意孤行，选择在前面点燃自己，为我们照亮通往远方的路。

由于孟子擅于雄辩，词锋犀利，他眼中那些不仁不义之辈，都被挨个骂了一顿。

我们来看看战国第一喷子，都喷了哪些人。

最惨的当然是梁惠王，刚见面就碰孟老夫子的逆鳞，说出那句同样流传千年的名句——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当时脸就黑了，心里给梁惠王打了个差评。

接着聊下去，梁惠王嘴上除了利还是利，不是为民谋利，而是要强军夺地，争霸称王。

孟子很不高兴，开喷：魏国已经到了路有饿殍的程度，你却认为不是你的责任，反倒归咎于天时。送你丫四个字——率兽食人！

意思是梁惠王带着一群野兽吃人，这货是野兽头子。

骂别人禽兽，属于孟子的常规操作。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杨氏就是杨朱，他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主要观点在于“贵己”、“为我”，经典名言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这种每个人作为独立个体，只重视生命的保全与品质，不与其他人发生关联的主张，显然存在严重问题。脱离了人类自然形成的集体性质生活和生产的客观事实，导致无政府主义。

人类依赖于合作而生存，合作必然产生集体，集体必然需要管理，管理必然形成统治阶层，是不可以避免的。

所以孟子认为杨朱的理论属于“无君”邪说，致使社会失去秩序，老弱得不到关怀与救助，是为禽兽。

有的人可能会疑惑，孟子为什么要骂墨子，骂兼爱。

兼爱作为一种大爱，无差别的爱，不是比仁爱更加高尚吗？

仁爱是分远近亲疏的，也就是首先爱父母子女，其次亲戚朋友，然后推己及人，再去爱其他人。

兼爱不分远近亲疏，无缘无故爱所有的人，并且像爱自己的父母子女一样。

很显然，兼爱有点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的感觉，不符合人性，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

做不到怎么办？只能采取宗教式的洗脑方式，强制灌输理念。

儒家思想是以人为本的，坚决反对不符合人性的东西，所以孟子骂墨家“无父”，不讲伦理亲情，也是禽兽。

我们往往遗憾，墨家钻研的先进科学技术，在其消亡之后没有得到传承和发展。

然而科技水平并不是社会长期稳固的指标，仅仅是人类对自然利用率的指标而已。

在欧美人吃完工业革命的红利之后，貌似文明没有高端思想引领的他们，单凭宗教的约束，正在逐步走向无解的混乱与倒退。

在中华大地，从来不会给予宗教式组织过多的生存土壤，并且墨家的规矩又是常人难以忍耐的，于是这个派别最终消逝于历史长河。

由于齐威王比梁惠王的表现要好很多，特别是在对待学者的态度方面，孟子的措辞也就相应温和，挖个坑让齐威王自己跳。

齐威王被孟子套路，没有办法回答，顾左右而言他，画面颇有喜感。

孟子除了骂国君，骂其他学派，对于卿大夫也不客气，比如景丑、匡章、陈仲子等人，都没有逃过他的毒舌。

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1、所有的国君和卿大夫被孟子骂完之后，并没有任何人生气，或者要惩办他，他们甚至更加尊重孟子。由此可见战国时期统治阶层比较开明，对学者十分重视。

2、孟子骂君王、骂官员、骂士人，但是他从来不骂百姓。《孟子》的著述通篇心寄苍生，为底层群众谋求安定的生活。他的骂，是对身处战乱的芸芸众生的悲悯之音，是对统治者的严厉呵斥。

孟子先生，是一个真正同情贫苦大众的圣人。

孟子到达齐国，自然要与稷下学宫的各派学者交流，遭遇了战国第一怼王——淳于髡。

淳于髡，齐国赘婿，出身极其微寒。

齐国人有长女不嫁的习俗，长女要结婚，只能招婿。赘婿极其没有地位，且被人看不起的。一个男子如果不是家里实在太穷，没有选择余地，绝对不会入赘。

可见淳于髡先生，早先是多么困难和窘迫。

然而此人智慧超群，博学善辩，诸子百家，多有涉猎，主张“学无所主”。就像武学大师一样，没有门派之见，谁的理论有道理，值得采纳，他都吸取赞成。

在田午创办稷下学宫时，淳于髡就是稷下先生，后来成为元老，相当于战国最高学府荣誉教授。

淳于髡也喜欢怼人。

齐威王当政初时，“好为淫乐长夜之饮”，国政荒乱，群臣莫敢谏。

淳于髡带头劝诫威王振奋自律。

一次酒宴上，齐威王询问淳于髡的酒量，他毫不客气说道：“饮酒可多可少，但酒极则乱，乐极生悲，万事尽然。”

齐威王从此罢长夜之饮，除淫靡之风。

齐威王八年，楚国大军侵犯齐境。齐王派淳于髡出使赵国请求救兵，礼物是黄金百斤，驷马车十辆。淳于髡仰天大笑，将系帽子的带子都笑断了。

威王道：“先生这么笑，我很紧张。”

淳于髡说：“今天我看到路旁有个祈祷田神的人，用一个猪蹄、一杯酒，希望五谷繁茂丰熟，米粮堆积满仓。他拿的祭品很少，而祈求的东西太多，如今想起来觉得很搞笑。”

齐威王立即把礼物增加到黄金千镒、白璧十对、驷马车百辆。

淳于髡告辞起行，来到赵国。赵王拨给他十万精兵、一千辆裹有皮革的战车。楚国听到这个消息，连夜退兵而去。

淳于髡不满七尺，其貌不扬，据说出使楚国遭到楚王嘲笑。齐国早先国相晏子也很矮，那是淳于髡的偶像，但是淳于先生更猛，他直接对楚王说：“我个子不高，也没什么特长，但是腰间配七尺之剑，用来斩杀无状之王。”

楚王连忙打哈哈：“开玩笑，开玩笑。”

淳于髡受邀来到魏国，在魏惠王的两次接见中都一言不发。

事后，魏惠王十分不解，派使者询问情况。

淳于髡说：“魏王接见我的时候，每次都心神不定，一直在思考驾车打猎、音乐娱乐之类的事情。既然对我没有兴趣，我为什么要跟他说话？”

惠王听后，坦然承认第一次接见时，恰好有人献上了一匹好马，第二次时，又有人进献舞伎，所以自己两次都心不在焉。

惠王再次接见了淳于髡，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两人一连交谈了好几天。魏惠王对淳于髡的才学十分佩服，想任他为卿相，淳于髡推辞不就。

淳于髡后来离开魏国返回齐国，他发现齐宣王喜好声色、贪于安逸而不重视人才，大胆地向宣王进言，希望他能重振稷下学宫，广纳贤才。

宣王表示自己并非不好士，而是国中无士，以此来搪塞淳于髡。

淳于髡一天就向齐宣王推荐了七个人，吓了宣王一跳，他问道：“我听说贤人千里之内才能找到一个，圣人百年之内才能出一位，先生您一天给我弄出七个，圣贤又不是大白菜。”

淳于髡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喜好结交贤士，所以朋友都是品德高尚、才能非凡的人，今天给您推荐七个，将来还有七十个。”

齐宣王没脾气，心想你那意思，我找不到贤士，是因为我自己垃圾呗。

淳于髡见到孟子，怼王和喷子，两者会产生怎样的火花？

孟子之齐，淳于髡拜见孟子。

淳于髡一来便发难：“请问先生，男女之间授受不亲，是不是礼？”

孟子认真回答道：“当然是礼。”

淳于髡却很顽皮：“假如我嫂子掉水里了，我该不该拉她的手？”

孟子一愣，心想这货原来是要跟我玩诡辩，于是答道：“嫂子溺水当然要救，如果拉手来不及，拉头发也行。男女授受不亲，的确是礼，但救嫂子，那是权宜之智。”

淳于髡微笑，换了个话题：“现在天下的百姓都在水里，你为什么不伸手救援呢？”

孟子说：“救嫂子可以用手，救天下只能用道义。”

回答无懈可击，淳于髡对孟子很敬佩。

从孟子与淳于髡的交谈为起点，我们把目光拓展，看看稷下学宫的学术活动，辩论议题，再看看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最后拓及整个中华文化。

绝大多数真正的学者，都在努力做一件事——为百姓谋福祉，为万世开太平！

少部分学者，研究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的相处之道。

归根结底是为了解决：人来到这个世界，与环境与社会如何共处，如何自洽的问题，同时指出个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是具有指导性和实践意义的。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西方哲学呢？

其实，哪有什么哲学，哲学自己都解释不清什么是哲学。爱智慧就等于拥有智慧吗？

在贫瘠的希腊，古代无法产生农耕文明而仅有几个村落的地面上，如何让大量的人脱离生产而选择纯粹的思想，他们有齐威王吗，有魏文侯吗？雅典学院不过是意淫的空中楼阁罢了。

再仔细去考量西方所谓的哲学，你会发现，他们的言辞似乎高深，却类似于我们古代某些时期的清谈，故弄玄虚。

并不系统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具体问题，也不具有实践性。

真正指导他们实践的，一直是宗教思想，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当以色列代表吉拉德·埃尔丹在联合国用希伯来语诵读圣经，再次强调巴勒斯坦是上帝赋予他们的应许之地，他是认真的，笃信的，并且无法被说服的。

尽管在我们看来，离之大谱。

在西方一百多年的思想侵蚀下，我们的某些“学者”，也具备了宗教式思维，完全忘了祖辈先贤未能完成的使命，彻底脱离民众，为了利益，为了他信奉的那些西神，竟然能说出土地长不长粮食跟农民没多大关系的话来。

又比如最近很火的西史辨伪，有些死穴他们没有办法解开，但是西方文明在他们心中又不容亵渎，只好不讲事实和逻辑，挥舞大棒，给辨伪学者扣上反智的帽子。

这帮信徒，有一种再不打疫苗就会咬人的趋势。

所以，我们任重而道远，四夷仍需教化，非一日之功。

不用我们的高端思想，改变其宗教思维，世界尚无宁日。

当然，我们首先要强大，对于那些不服教化的，先让他们领略一下拳脚的滋味，打服了再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