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之中最为屈辱的时刻，自1840年开始，英国就通过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政府的大门，当然这一切其实只是罪恶的开始，此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国家和人民都将处于深重的危难之中。

继鸦片战以后，外国列强还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些种种换来的只是民族危机的加深，当然清政府也并没有坐以待毙，为了维护自己那羸弱不堪的统治，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良运动，比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

左宗棠作为清朝的主要大臣，在当时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参与洋务运动为朝廷在困顿之中创造了经济收入，帮朝廷收回了新疆，但奇怪的是，随着左宗棠病逝，朝臣接连上书提议四个谥号，但都被慈禧太后否决了，这是为什么？

左宗棠于1812年出生于湖南地区，因为年幼时期家门遭遇不幸，所以他经历了许多苦楚，然而这种困顿之中的生活并没有让左宗棠失去希望，他开始专心读书，准备为朝廷出力，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属于他的机会悄然到来。

当时朝廷中有一位官员名为贺长龄，他是朝廷中少有的务实之人，这让左宗棠十分钦佩。

一次偶然的机会，左宗棠听说贺长龄回湖南老家看望母亲，便亲自前往拜访，虚心请教，贺长龄对眼前这位喜好读书的年轻人十分喜爱，便将自己的书房让给了左宗棠，甚至亲自早晚为他拿书，一年时间的苦读，让左宗棠有了文学底蕴。

但命运似乎想给他的理想上再增加一些沉重的东西，直到1837年，左宗棠多次参加考试都未上榜，这基本是左宗棠人生的至暗时刻，如此窘境之下，他上门拜访了时任两广总督的陶澍，并获得了对方的高度赞扬，左宗棠也开始重拾信心。

1848年，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已经到来，民族危机开始出现，林则徐乃是道光皇帝手下最有见识的大臣，他的得力助手向他推荐了左宗棠，两人曾见面并且相谈甚欢，这是左宗棠走向官场的重要跳板，也是建功立业的开始。

林则徐在年老不能从政之时曾向道光皇帝多次推荐左宗棠，称他是旷世奇才，出于对林则徐的信任，道光皇帝开始重用左宗棠。

左宗棠对朝廷最突出的政治贡献就是收复了新疆地区，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让新疆重回中国版图，在当地兴修水利，减轻赋税等，在多种积极制度的加持之下，削弱了地方割据势力，增加了新疆地区和祖国的交流，巩固了西北地区的边防。

不仅新疆地区，左宗棠对台湾省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促成了台湾省的建立，虽然目的是为了加强海防，但同时也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发展，甚至在后来成为最先进的省份。

于国土，左宗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朝廷内部而言他依然功不可没。

左宗棠虽然属于朝廷官员，但他从来不自欺欺人，很早就对清政府的官僚现状有了十分清楚的认识，他向道光皇帝提出应当任用贤才罢免昏庸，注重对官员进行教育和定期考察，以保证其廉洁性。

但这些建议要落实还有极大的困难，因为朝廷实权一直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道光皇帝只是一个傀儡，更重要的是，清政府的官僚腐败和政治昏暗已经走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垮塌和灭亡是必然趋势，并非简单改革可以扭转。

尽管如此也不能否认左宗棠对政治和吏治的前瞻性，就算没有落实也为后代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左宗棠对大清最为突出的贡献在于其军事功劳，清朝八旗曾经是皇族最强大的底牌，也是大清入关立国的主力军，但随着早年清朝统治的逐渐稳固，八旗逐渐松懈，原本强悍的战斗力不断衰减甚至丧失。

针对这种情况，左宗棠提出效仿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束伍”训练方法，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军队素质，促进了湘军的建立，注重练兵，设立严格军规，自己与士兵同甘共苦，促进了士气的提高并铸就了军队的优良作风。

受林则徐的影响，左宗棠在思想上同样先进，他不仅主张自我强化反省，还强调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他对洋务运动的积极响应上，因为对鸦片战争的反思，早在湖南时左宗棠就开始注意洋人的先进之处，随着后来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这种思想不断成熟，当朝廷着手进行洋务改革时，左宗棠已经有了充足的准备。

他以自己的海防思想为中心，着手创办了福州船政局，这项举措为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和近代海军的建立起到了奠基作用。

到了洋务运动的第二阶段，朝廷的侧重点开始由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工业，左宗棠的主张也由单一的轮船制造转变为火药，机器，针织等多种商品经营，后来甚至从模仿变成了自我创造。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左宗棠就提出了十分大胆的想法，不再雇船买船而转向自我制造，最终这个天马行空的想法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从清政府的角度来看，左宗棠提出的举措遍及政治，经济，军事，国防等多个方面，并且对大清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所以深受朝廷器重，就连当时一直反对改革的慈禧太后也选择了支持左宗棠。

因为洋务运动的前期开展的确为她创造了许多财富，所以不得不佩服左宗棠的才华，在左宗棠病逝之后，还对谥号问题进行了专门商议。

谥号在古代一般提供给有巨大作用的人，这种提供具有辩证的两面性，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谥号作为一种总结性的称号，不仅要记录一个人的功劳，还要总结此人的过失，简单来说朝廷所给的谥号就是对这位官员一生的定论。

当然在古代，这种定论不一定中肯，很大程度上会被皇帝左右。

比如东汉末年曹丕篡汉称帝之后，给自己父亲曹操的谥号是大魏武皇帝，但曹操想以文著称，但最终的决定权在曹丕手中，为了减轻“篡汉”行为造成的影响，他将“文”这个谥号留给了自己。

因为当时正值乱世，曹丕又是第一个皇帝，对谥号方面的规定尚未形成，但清朝则不同，在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强化朝代中，谥号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也形成了相关规定。

左宗棠的谥号就曾让一众大臣绞尽脑汁，因为左宗棠一生之中所涉及的方面较多，并且都有所建树，所以究竟将哪方面作为重点拟定谥号成为当下的难题，群臣在商议之后提出了四个谥号。

但在上报给慈禧老佛爷之后全都被否决了，群臣认为，左宗棠一生都在为大清效力，虽然领域较广，但其中所体现的都是他的忠诚，所以谥号中必然带有忠字。

结果慈禧太后认为，这“忠”字虽好，但不足以表彰左宗棠的伟大功劳，最终敲定“文襄”作为左宗棠的谥号，大臣们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深感奇怪，所谓襄是对其战功的肯定，这对于左宗棠来说是毫无争议的。

但在方浚师《蕉轩随录》中曾明确记载，大臣非翰林不得谥“文”字，言下之意，只有翰林院出身的大臣在死后才可以被谥号为文，而清朝想要进入翰林院，首先需要考中进士，其次要经过筛选才有可能。

左宗棠很显然不满足这个条件，他只是举人出身，甚至还没有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是更加不可能的事情，那他为何会被谥号为“文”呢？对于这一点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称左宗棠一直对自己举人的身份不满意，所以在担任军事官员的途中突然上奏想要去参加同年举行的会试，对于左宗棠的这个请求，朝廷众人都知道他的用意是什么，又对比他在军事方面的功劳，干脆就直接授予左宗棠翰林院学士的称号。

第二种说法就是左宗棠在进京之前的确没有什么背景，但经过自己的努力的确具备了参加会试的资格，但因为自己身后没有靠山，左宗棠被其他同僚歧视，所以他便下定决心要自己参加殿试考取，慈禧太后听说后，念他以往的军功，直接赐了他翰林大学士这个名号。

无论两种说法的真假，左宗棠被谥号文襄是完全合理的。

左宗棠的际遇其实更像是时势造英雄，在当时清朝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他抓住自己的机会，接连遇到了三位生命中的贵人，最终在垂危的朝廷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接受赏赐理所应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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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淇月.左宗棠西北经济开发思想及当代启示研究[D].(null),2023.

[3]辛格非,.清代帝后谥号与宫廷政治格局变迁[J].黑龙江民族丛刊,202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