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盛是开国少将，职务巅峰期曾先后担任广州、南京两大军区司令员，在党内则是中央委员。由于指挥能力出众并且战功赫赫，六、七十年代一度是军内的红人。但76年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密谈”后，丁盛由顶峰急速坠落，被隔离审查开除党籍，直到八十年代初才重获自由，和妻子一起在江西南昌生活。

虽解除了审查，但丁盛的名誉没有恢复，他被认定是“两案”从犯，有重大过错。丁盛当年确实与上海的相关集团爪牙见面，地点在延安饭店的房间内。后来上海数万民兵被那些人武装起来，险些酿成大祸。从这个角度讲，不管有意无意、丁盛有没有实际参与阴谋，他们那晚的会面都是一次错误经历，事后丁盛很难辩驳。

如此背景下，丁盛仍然不满处理结果，晚年坚持申诉十余年，仅北京的总政治部一个单位，他就去过5次。多数时候，总政治部没有高级干部接待丁盛，虽然那些年间生活待遇和医疗待遇有所提升，但他最关心的恢复党籍问题，如同石沉大海，一直没得到答复。进入九十年代后，丁盛见申诉没有实质进展，便提了一个现实一些的要求，就是请组织允许他把关系转到广州军区，到广州度过晚年。

丁盛申诉的这十几年，总政治部主任换了好几任，1992年“后起之秀”于永波顶了上来，开始执掌总政治部。由于丁盛被撤职、除籍是因为牵扯“两案”，历任总政治部主任，都清楚这一问题的敏感性和严重性，82年组织又有过定论，丁盛的身份是“从犯”。所以首长们不会因为丁盛来北京次数多，就去帮他翻案，多数时候都是选择避而不见，只让下属去对接沟通。

为什么丁盛申请去广州呢？因为他曾担任过广州军区司令员，对那里熟悉而又怀念。更重要的是，解放战争四野大军从北打到南，广州军区部队的老底子，就是四野官兵。从建国初期开始，丁盛有很多战友、故人都在广州定居，他此时想去广州养老，也就不难理解了。但对于这个要求，总政治部还是之前的态度，不置可否、没有明确批复，丁盛很着急。

于永波主任，和丁盛年龄相差较大，但履历却颇有相近之处。解放战争期间，他跟丁盛一样，都是四野的一员。于永波1947年参军，当时才16岁，加入了四野前身东北民主联军。作为四野出来的干部，于永波很久之前便知道丁盛，将军早年是四野的模范将领，战功很高。更巧的是，建国后于永波竟先后在广州军区、南京军区任职，几乎是沿着丁盛的轨迹走过来的。于永波出任过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这都是丁盛曾经“辉煌”过的地方。

有着如此特别经历的干部，对于丁盛的事情不可能不了解。于永波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1992年升任全军总政治部主任后，于永波“出人意料”地直接受理了丁盛的请求。于主任明确批复：同意办理。将丁盛的关系转到广州，由广州军区安排住所及相关生活事宜。其他人都不愿牵扯的丁盛问题，于永波却干脆利落地进行了安排。

总政治部专门负责此类旧案，如今有于主任亲批，广州军区自然不敢怠慢，妥善接过了丁盛的安置事项。丁盛对于永波非常感激，这是他申诉十几年，获得的最大“成果”。不久后丁盛如愿搬到广州，在故地度过了生命最后一段时光，于1999年病故。回到广州，丁盛果然经常见到故交，每日下棋散步、心情比较舒畅，依稀回到了过往的高光岁月。

值得一提的是，于永波在1955年全军首次授衔时，还非常年轻，只获得上尉军衔，而当时丁盛已经是开国少将，他并不认识于永波；而1988年全军第二次授衔，丁盛早没了军籍，于永波却被评为中将、几年后又晋升上将。这对四野将军的对比，令人颇为感慨。于永波当了整整10年总政治部主任、成绩斐然，于2002年圆满卸任。如今老将军已是93岁高龄，身体硬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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