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平时期，40岁左右能被提拔为正军职，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对宋清渭来说，反而认为自己还年轻，资历浅，并不适合如此高的职务，希望在作战部队多多历练，结果在副军职岗位上一干就是13年。

宋清渭是解放战争初期参军，在部队干文职工作时间更长久。

自1949年，跟着部队打到福建后，就一直在司令部机关工作。兵团改为福建军区、福州军区，他也从连职一直干到营职，长达十多年。

1963年被安排到作战部队担任团政委，也是3年前提出来的，没想到等了这么久。能担任团政委，还是因为原政委身体不适，接替人家职务。不然，何时下部队历练还不好说。

从1963年到1969年的时间里，他从团政委到师政委，再到福州军区干部部部长。原本在1969年，他可以跟着部队调防去北京军区，或许为留住人才，从作战部队师政委调军区机关负责干部管理工作。

提到干部部，很多人或许就想到干部的任免、升降都是这个部门说了算，实际上也并非如此。

在我们的军队中，师级以上干部是由总政部负责任免的，军区是没有权限的，军区只能对团一些干部进行任免。比如要提拔干部，干部部先考察干部，然后反馈给军区政治部；对于师以上干部，虽然不是军区直接任免，可军区会推荐给总部考察，然后总政部任免。

担任了干部部部长后的宋清渭，更加了解和清楚军区干部的情况。他曾经统计过，全军区野战部队和一线守备师的班子中，40岁以下的师职干部不到总数的1%，30岁以下的团职干部没有。

他在1963年担任过团政委，那时候的他已经34岁了，担任师政委时40岁，是那1%中的一位。

出现这样现象的原因复杂，没有离退休机制，老红军、老八路军都还在岗位上担任要职，像解放战争时期参军的，本来应该成为部队中层的主力军，担任团职、师，副军职等。可实际上不少人面临升不动的尴尬。

这样的现象持续到八十年代初，离退休制度完善后，老将因年纪和身体原因离休或退居二线，曾经较为年轻的干部，也出现年龄偏大，职务偏低情况，如果提拔更为年轻的干部，缺乏经验，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因此有些老将还有留在一线传帮带。

他在干部部部长的位置上，就是要发现符合提拔要求的干部，上报给军区成为考核对象。在干部部一年，将一些符合要求，但没有被提拔的团职以下干部，纳入考核之列，让军区干部晋升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

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干部的使用逐渐开始老中青结合，一个单位领导班子，不仅要有老资格，也要有较为年轻和经验不丰富的年轻干部到重要岗位。1970年，上级准备安排一位老红军担任副主任，军区党委建议他也担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部部长，上报总政部，位列正军职。这一年他41岁。

我们知道军队是讲资历和战功的地方，人家资格老，过去战绩高，作为后来提拔起来的成为老资格的上级，开展工作难度大，可能震不住。无独有偶，担任东海舰队快艇支队政委的张逸民39岁，这次被上级提拔为基地政委，他就感到不合适，认为自己资历浅，怕自己震不住。因为司令、副司令、副政委年龄，资历，过去职务都高于自己，也是自己老领导，如今作为下属领导老上级，不好办。因此建议先干副政委，但最终还是担任政委了。

就在上级要提拔宋清渭到政治部时，他也反应自己的想法，认为自己还年轻，资历浅，还是希望到作战部队历练。或许是在机关工作时间太久，还是想到下面工作更能锻炼自己。总政部将他安排担任29军副政委。

在29军副政委的位置上，磨练了长达13年时间，军长、政委、副政委、副军长都换了好几位了，1983年调任31军担任军政委，此时已经54岁了。

1982年之后，随着领导干部终身制打破，提出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革命化情况下，老将们逐渐退居二线、离休。他们这些较为年轻的干部，纷纷被提拔起来，担任大军区副职、正职。

如1985年，他调任济南军区副政委，原军区10位领导班子集体退下来，新成立的领导班子，除迟浩田外，都是从正军职提拔起来的，如司令员李九龙过去是军长，副司令固辉过去也是军长；政治部主任过去也是军政委，后勤部长许胜过去是46军军长，参谋长过去是46军副军长，他过去是31军政委等。

在八十年代，军队逐渐走向现代化建军道路，他们这一代高级将领，担负的历史使命很重要，不仅仅要继承和发扬革命优良传统，也要接受、学习新鲜事情，为军队真正走向现代化，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等进行传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