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下半年，党中央决定让彭德怀前往大西南承担大三线建设的指挥工作。在百废待兴的大背景下，以云贵川三省为主体的西部工业建设被比喻成一根“扁担”，一头挑着战略，一头挑着发展。这一战略极受重视，曾经在战争岁月中威震四方的“彭大将军”，也只担任了第三副主任的职务，排名在他前面的三个“顶头上司”中，甚至还不乏红军时期的老部下。

彭德怀受任第三副主任

一开始听闻这个安排，彭德怀本人并不是没有犹豫踌躇的，犹豫的原因倒并不是职位高低，而是需要面对的领域对他来说，实在是过于陌生了。他大半生都在枪林弹雨中度过，对于工业建设可说是全无概念，也多少担忧自己“外行指挥内行”是否会影响效率。

于是，他在获知这个安排后，也曾经写信请辞，表示自己更希望到农村去搞建设。毛主席为了动员他接下这个任务，亲自找他来深谈，对他阐明这一战略的重要性；一番劝说之下，彭老总最后还是接下了这个职责，同时考虑到专业化、年轻化等因素，他担任的还是第三副主任，可以说是“屈就”了。

那么，职位在他前面的到底有些什么人呢？

1966年春天，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前往成都，主持三线建设工作的一个相关会议。会议之后，参会人员前往准备好的场所准备合影，从合影座位就能清晰地看出来职位顺序。

在当时，彭德怀担任的是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一职，职位排在他前面的有主任李井泉、第一副主任程子华和第二副主任阎秀峰，和他同为第三副主任的还有钱敏。这样的任命，足以证明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大背景下，对于大后方建设投注了巨大的关注。

首先来看担任主任的李井泉，他当时是西南局的第一书记，也同时兼任西南三线建委主任。他从17岁就参加了南昌起义，光是长征期间翻越雪山就有十次以上，可说是一位资历深厚的革命者。

李井泉承担着西南大建设的重任，并非完全因为其本人地位高、资历深，也很大程度因为他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就主政西南，顺利处理了遗留匪患等许多问题，确保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能够稳步进入建设正轨。多年的地方工作下来，他对西南各省的情况也十分熟悉了解。

李井泉之下，第一副主任由程子华担任。他当时在西南局担任书记，同样也是一位走过长征、抗战、解放战争的将领。在平津战役途中，程子华被调往山西，此后就一直承担地方工作。

这两个人与彭德怀之间，还曾经有过更加密切的渊源。早在1930年左右，李井泉就在红三军团担任师政委，程子华也在该军团担任过师长和政委等职务，彭德怀则是红三军团总指挥。也就是说，三人之间是老首长和老下级的关系。

第二副主任阎秀峰虽然没有多少军旅生活的资历，但性格持重，同样在四川省地方工作中做出成就、获得信任，因此被中央指派为三线建设的第二副主任。

彭德怀在西南

李井泉、程子华与彭德怀之间有这层旧日关联，因此早在彭动身前往成都之前就做了一番安排：考虑到了他生活和工作的便利，将住处安排好，照顾生活的人员也准备好。等到彭德怀到了成都的第三天，程子华还专程上门拜访，与彭德怀就西南三线建设这个规划进行一番深谈。不管是总体规划、建设进度还是种种细节，两人都将自己的看法和准备和盘托出，担心彭德怀会事事亲力亲为耗费太多精力，程子华还特意叮嘱他：有些事情并不是那么关键的，就交代给秘书去办。

虽然程子华设想得十分周到，但彭德怀本人却并不这么想。他认为在当前的局面之下，新中国不但面临着经济发展的紧迫压力，还承受着来自国外的虎视眈眈，因此发展工业必然是整个国家的重中之重。

国内要发展工业，仍缺乏方方面面的条件和资源，许多细节必须得亲自掌握、实时关注，才能确保三线建设这个大战略顺利有效地推动下去。

走马上任不久，彭德怀就接到了具体指派的工作——他主要负责煤炭、天然气、水电领域的建设。经过调查走访、深思熟虑之后，他针对具体工作提出了“一点、一线、一片”的战略，这一规划和布局成为此后建设推进的重要指向，也展现出他优秀的战略布局能力。

彭德怀在西南地区主抓三线建设工作，前后持续了两年多、接近三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之内，他一直都坚持着眼见为实、掌握第一手信息的工作原则，常常亲自下到一线去考察调研，和工人坐在一起谈工作、有时候甚至还同吃同住。

为了实现攀枝花钢铁、六盘水煤炭的“钟摆式”运行，并探索“厂社结合”的新模式，彭德怀在这两个地方投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深入多个矿区进行多方面的细节考察，光是实地考察就用了大约二十天。

“三线建设”的构想和部署

许多细节都证明，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三线建设”是一个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巨大的战略词汇。

这个构想最初来自毛主席的规划和阐释，他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视为一线，中部地区视为二线，那么占据纵深位置的西部内地各省就是三线。针对三线发展建设，就是要加强对西部内地各省的国防和经济建设，有意识地将东部沿海的部分工业转移到西部去，通过宏观操控来改善沿海与内地工业布局不平衡的现实局面。

“三线建设”的构想正式开始部署，大约从1964年年中开始。要确定高效且合理的执行方针，必须充分考虑到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的现状和未来，进而触及到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毛主席曾经提出三个明确的观点，作为“三线建设”的指导方向。

其一，必须充分把握中国国情，尊重客观规律。这一提法主要针对此前在经济建设领域“学苏联”的情况，汲取别国经验当然有“摸着石头过河”的优势，但同时也必须意识到，两国国情并非完全一致，因此很多经验并不是可以简单照搬过来就用的。

其三，经济建设必须以人民生活为保障目标，不能脱离群众。

重中之重攀枝花

在整个三线建设项目投入实施的过程中，毛主席对攀枝花投注了很大的关注。他看重攀枝花这个地方，是因为那里不但有藏量巨大的钒钛铁矿，地理位置也十分有利。他认为：酒泉和攀枝花的钢铁一定要搞起来，这是为了防范“打起仗来”的未雨绸缪之举，不仅是钢铁问题，更是一个战略问题。

为落实这一战略，国务院牵头成立了三线建设办公室，对于重中之重攀枝花，则由周总理亲自安排部署。总理曾说攀钢“要快，但不要毛糙”，为了确保把这个项目做好，邓小平也曾经亲自到当地决策指导。从1966年上半年开始，国家部委共有超过40名副部级以上干部到三线建设工地调研蹲点，其中大部分人都去了攀枝花。

这就是彭德怀受任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前往西南的直接缘由。

彭老总虽然自谦自己不懂工业、不明建设，但实际投入工作之后，常年军事生涯培养的敏锐大局观还是很快发挥了作用。他很快就总结出了西南三线建设要力保“一点、一线、一片”的纲领，其中“一点”指攀枝花，“一线”指成昆、贵昆铁路，“一片”则指六盘水和重庆兵器工业基地。

在这样明确重点、亲抓细节的工作方式保障之下，相关工作得以有条不紊地开始推进。

“三线建设”的战略意义

后世研究认为，“三线建设”这一决策本身是为了实现两大战略目标：第一，是为了在西部纵深地带构建备战基地，以保障国家安全。第二也是为了平衡全国工业布局，推动西部经济发展。

为了平衡这两大战略目标之间的关系，在整个三线建设的部署过程中，“综合配套”一直都是备受关注的重点。毛主席曾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三线建设不能只规划铁路、煤炭和钢，机械、化工、军工各类工业什么都有才好，西南有必要搞个汽车厂。

这样的理解和规划，也就是三线建设被比喻成“一根扁担”的理论来源，一头挑着国防战备，另外一头挑着西部发展。

这一项目自1964年规划，持续到1980年，跨越了三个“五年计划”，前后累计投入资金逾两千亿人民币，动员参与其中的军民约四百万人。但是到了近年，知道详情的普通人却并不太多，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保密”要求。当时参与其中的许多企业和科研院所由于军事相关，在公众舆论层面不但不会大力宣传，甚至还要特意保密。

2001年，曾有学者为新书《彭德怀在三线》写了篇书评，投稿给某报刊发表，但却被责任编辑修改成了“彭德怀在三八线”。这个乌龙本身也说明“三线建设”这回事在年轻一代普通人中间的认知度，显然是不够高的，至少远不如抗美援朝那么广为人知。然而在广袤而相对落后的西部发展进程中，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民族复兴的历史变化中，“三线建设”始终都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词。

参考信息：

《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将帅名录：彭德怀》；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66年初彭德怀参加三线工作会议为何拒与彭真合影》；2017年02月27日；人民网

《陈晋：三线建设战略与西部梦想》；2015年08月24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