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聊聊斯大林在饮食上的喜好，和他主政期间，苏联人民餐桌上的内容。

1878年12月18日，农奴出身的缝鞋匠别索和他女佣出身的妻子卡卡，诞下了他们的儿子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

34年后，这个鞋匠的孩子，受列宁的指派来到了圣彼得堡，创建真理报。

次年，他在发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时，首次使用了斯大林作为笔名（Сталин意为钢铁之人）。

作为20世纪对世界影响最为深远的几个人物之一，想来这位政坛雄杰肯定曾在自己的孔策沃别墅进餐时，做出过无数次杀伐留与的选择；也曾和诸多政坛对手在筹交错间上演过今日化敌为友，明日又反戈相向的利益戏码。

所以你要问在这里，什么是不曾改变的，恐怕也就只有餐桌上的格鲁吉亚美食吧。

这种饮食上的偏好，当然要归因于斯大林生长于斯的缘故。

格鲁吉亚在地理上处于东西欧与西亚的交汇之处，地处高加索地区的黑海沿岸，临近黎巴嫩，南接土耳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诸国，自古以来就是亚欧大陆贸易的中继站。

相比于俄罗斯黑麦面包配荞麦粥的单调豪放，格鲁吉亚饮食在食材选择与烹饪方法上都要丰富得多。

可能也正是这种成长环境上的差别，让斯大林注定无法成为列宁那样，只一杯啤酒就能心满意足的领导者。

在斯大林的餐桌上，上好的佳酿美酒和各种干果甜品、腌制奶酪、鲜美汤羹，以及各种牛羊鸡肉菜肴，那是一个也不能少。

这其中第一个要说的，就得是大名鼎鼎的格鲁吉亚葡萄酒。

在斯大林的认知里，最喜欢的酒可能是白兰地伏特加，但葡萄酒却是如同母亲乳汁一般熟识的东西。

格鲁吉亚是葡萄酒的数个发源地之一，据传当地人早在8000年前就已开始酿造葡萄美酒。

知名的酒庄如齐南达利（Tsinandali）和特利亚尼（Teliani）等，都在欧洲乃至世界遐迩闻名。

文化的渗透中，可能也正是在当地这种酒文化的沐浴中，斯大林萌发了对酒精的热爱。

而随着列宁的离世，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最终获胜的斯大林，也更加表现出对酒的痴迷。

据说在其掌权之后，长达5、6个小时的晚宴便司空见惯。席间往往还总要穿插一系列的服从性测试，和诸多唱歌跳舞的饮酒游戏。

甚至在那些最为偏执的年月里，斯大林还将酒后的问讯当做一种测谎的方法。

也正是在这种诡异肃杀的酒桌氛围之下，贵如苏维埃下一任领导人的赫鲁晓夫，都被传出过席间失禁的丑闻。而南斯拉夫的铁托同志，更是只能偷偷地将酒吐在自己的袖口里了。

斯大林对欧洲那些花里胡哨的高档餐点可以说是全无兴趣。他一生所爱的，就是故乡的格鲁吉亚美食。

可以说格鲁吉亚餐馆现在能够遍布俄罗斯的大小城市，首先要感谢的就得是斯大林当年的推波助澜。

如果按照俄式上菜的顺序介绍，那首先在开胃菜中最得斯大林青睐的，是由格鲁吉亚特产的核桃制成的萨茨维核桃酱。

这道菜做法多样，充作开胃甜食只是其中一种。另外还有很多添加肉类，搭配面饼食用的版本。

而在开胃菜之后即被端上桌的，往往是另一道传统格鲁吉亚美食卡尔乔浓汤。

它是一种以牛羊肉搭配洋葱熬汤后加入大米马铃薯炖煮增稠，并以西红柿酱调色最终再加入包括蒜末、核桃粉、辣椒、香菜在内的各种香料，从而煮成的辣味炖肉汤羹。

另外还有以羊肉、茄子、土豆、西红柿和大量格鲁吉亚本地香草在陶锅中长时间炖煮而成的查纳基炖菜。

按斯大林自己的说法，这是一道“阳光明媚充满活力的民族菜肴”。

当然，谈及斯大林在餐桌上的喜好，有一道菜你就必须得提，那就是类似于中东烤肉的格鲁吉亚羊肉串（shashlik）。

此菜当年由格鲁吉亚所在的高加索及中亚等地传入沙俄，约在19世纪开始广泛流行，是前苏联最著名的菜肴之一。

斯大林对它的钟爱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另外的缘由则在于斯大林非常喜欢在餐桌上讨论国事。

因此，他很忌讳吃饭时有无关人员在场。所以晚宴上的侍者通常只负责端来开胃甜品旋即退下，以一种半自助的方式让参与人员自行解决。因此拿取方便适合分餐的大肉串子在这样的场合自然颇受欢迎。

统筹宴会制作以及负责斯大林日常膳食的厨师大总管说来也是一位格鲁吉亚人，他叫亚历山大·艾格纳塔什维利（Alexander Egnatashvili），是斯大林的同乡。

原本只是一个马戏团的摔跤手，半路出家成了一家餐厅的老板。但后来因为苏联经济改革而失去了生意，斯大林念及故旧，遂将身边这个极其需要信任的职位交给了他。

他也从一个厨子一路做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安全负责人。

在他以中将的身份去世后，斯大林的厨师都有谁就很难说清了，但其中至少有一个人我可以肯定，那就是如今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爷爷，曾先后为列宁和斯大林都掌灶过的斯皮里顿·伊万诺维奇·普京。

大约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已从农业集体化所造成的崩溃中慢慢复原过来。

斯大林主导的政府在此期间终于开始将国家的更多精力和资源转移到了生产消费和满足国民生活需求上。

但随着数以万计的农村劳力流入城市，为他们提供食物成了苏联政府的艰巨责任。

斯大林将这项任务交给了中国人民的一位老熟人，阿纳斯塔西·伊凡诺维奇·米高扬。

这位苏联政坛的常青树，在三十年代担任苏联食品工业部委员。

他坚信苏联的腾飞必然需要食品生产和消费方式的现代化。

于是在斯大林的批准下，他花了足足两个月的时间游历美国，参观了芝加哥的屠宰场、梅西百货和美国的啤酒厂、果汁厂，甚至包括棒球场在内的众多餐饮文化系统，还和福特汽车的总裁亨利·福特在底特律会面了一次。

此行后，他将批量生产罐头、冰激凌的技术和设备带回了苏联。并在随后发起编写了一本足以改变苏联人饮食模式的书籍。

那就是著名的《美味与健康之书》（Kniga o vkusnoi i zdorovoi pishche）。

此书于1939年首次出版，之后定期更新再版，累计销量超过800万册。

书中的内容除了营养观念、餐桌摆设、待客礼仪之外，更包含大量适合苏维埃国情的高效食谱。

比如脱胎于美式博洛尼亚香肠的医生香肠（Октябрьская колбаса），相比美国人的版本，苏联人做的脂肪含量要低得多，因此它在色泽上呈现粉红。

还有美国人在早餐时常吃的膨化玉米片，米高扬也对其大加赞赏，因为它不需烹饪却营养丰富。

米高扬还喜欢上了美国人爱喝的橙汁，但由于俄罗斯缺乏新鲜的橙子，所以他最终决定开发番茄汁用以代替。

另外，汉堡这种方便的快餐也是米高扬特别想引入苏联的一种食物。

他甚至在归国时购买了22台美国汉堡制作机，但后来二战的到来打破了他的设想。

不过，这后来反而成就了另一款苏联公共饮食里的明星，那就是去掉了小圆面包的椭圆形小肉饼（kotleta）。

除了这些与民众息息相关的食物，苏联的商店在三十年代后期也开始出现诸如白兰地、巧克力、香水等“奢侈品”。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且不断被政府用于宣传美好生活的典型有两个，那就是鱼子酱和香槟。

首先在沙皇时代，它们曾是皇室与贵族的象征，让平民百姓吃上鱼子酱对于打破人民心中的阶级观念和宣传苏联制度的优越性都大有益。

因此，即使当年苏联的鱼子酱出口价格再好，斯大林仍决定将其中的大部分留作国内消费。

根据相关记录，仅在1935年，就有超过一百吨的鱼子酱被送进了国营商店的橱窗。

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惠及大众，还倡导商店尽量将鱼子酱分成100或250克的小罐售卖（最多不超过500克）。

而当时1000克鱼子酱的总价格也不过约等于一个工人月薪的三分之一。

可以说，当时的鱼子酱在苏联是真正人人有份、人人欢心的廉价好物。

这东西在很长时间里都被苏联视为资产阶级腐化生活的污泥浊水，但到了1936年后，突然又成了美好生活的象征。

很多香槟葡萄种植园都再度恢复种植，产量也逐年呈几何级数增长，从1936年的30万瓶到1939年的400万瓶，战前则直接达到了1200万瓶的产量。

另外要说的是，鱼子酱和香槟不仅是苏联宣传美好生活的突出代表，更是斯大林在外交上麻痹对手的盘外招数。

话说在二战末期，苏联作为东道主于克里米亚半岛召开了重新定规世界秩序的雅尔塔会议（Yalta）。

此地从沙皇时代开始就一直是顶级的海滨度假胜地，英美代表团下榻期间，斯大林更是在接待方面尽心竭力呵护备至。

至于食物更是极尽所能，必得让远来的客人食指大动无法抗拒才好。

而其中目的当然也是为了麻痹对手卸下心防，好让他们别在谈判桌上太过难缠。

据丘吉尔的私人秘书约翰·马丁在回忆录中描述，在抵达首日的接风宴上，苏联为他们准备的就是一顿包含鱼子酱、熏鲑鱼、香槟、伏特加的豪华大餐。

特别是鱼子酱和香槟，“像机关枪一样”被连续不断地端上餐桌。

但在丰盛的大餐过后，擅长权谋的斯大林却又让他的客人尽量与世隔绝，断绝资讯。

据说，当时丘吉尔就曾强烈抱怨，说自己怎么总也收不到唐宁街传来的讯息。

但无论英国首相再怎么接二连三的催促，等来的却只有侍者奉上的罐又一罐，犹如海中黑钻一般的俄罗斯野生鲟鱼子酱。

从雅尔塔会议的最终结果来看，苏联也算得上是最大的赢家（美国次之，英国一无所得）。

你说这里面又有多少功劳该分给麻痹了对手的鱼子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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