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二战爆发前，可口可乐就已在全球各地建立工厂！这里面当然已包括了一些冲突中的区域，比如德国。

这个国家在战前也曾热情地拥抱过美国人的饮料。

据说在1939年时，德国境内已有43个可乐灌装厂和600余家分销商。

但随着战争的进行，贸易禁运彻底扼杀了可口可乐与其德国子公司的一切关联。

由于糖浆的短缺，德国人不得不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要么从此戒了这口，要么绕过封锁自谋生路。

事实证明，在满足口腹之欲这件事上，往往最能激发人类的创造与韧性。

没过多久，由德国人马科斯领导的可口可乐德国分公司创造了一款德国人自己的饮料。

它是由苹果渣、乳清和各种食品生产余料混合而成。

据说在研发团队内部，人们将其描述为“剩菜中的剩菜”。

但在正式命名的环节，德国人还是从自己语言中的“幻想”一词中获得灵感，将其命名为了芬达（Fanta)

。

于是，从1941年开始，芬达作为可乐的替代品，迅速在德国境内风靡，至1943年销量就已达300万箱。

当然，这里面有许多并不是被当做饮料消费的。

因为糖类的短缺，当时有很大一部分芬达的作用竟是烹饪的配料。

德国人民用它充当甜味剂，给自己的汤和炖菜赋予风味。

而在被德国占领的荷兰，芬达这个品牌也被授权生产，只不过由于物产上的区别，两国的芬达配方还各不相同。

荷兰版的听起来似乎要更高档，因为在他们的芬达里，药用价值颇高的接骨木浆果竟是其主要的添加物之一。

但是实际上，咱们现在所能品尝到的芬达配方，与德国、荷兰在二战时的版本都全无干系。

因为后来那个以橙味为主的饮料配方，是于1955年由意大利那不勒斯的INE BOTTLER被开发出来的。

而到了1960年，可口可乐终于将芬达归宗本籍，重收帐下。

但因为忌惮这种曾经风靡欧洲的饮料会对自己的旗舰可乐造成冲击，因此在营销领域并未给予它太多资源。

尤其就在同一时期，可口可乐还收购了另一个同样来自美国，与战争颇有渊源的橙味饮料品牌美汁源（冷冻浓缩技术的最早应用者）。

因此在新千年以前，芬达这个后妈的孩子一直处于被压制的状态。

不过若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可能也正是可口可乐的偏心，反而带给了芬达更多的可能。

因为正是为了避免与美汁源相似定位的冲突，芬达后来走上了口味更加丰富的国际化道路。

据说如今的芬达总计拥有200余种不同口味的细小分类，使之几乎在每个售卖的国家都有专门的配方和生产策略与之适应。

比如在英国为了合理避税，他是低糖型饮料，而在美国他又是高糖类的玉米糖浆饮料。

在口味上，它既有颜色鲜红含糖量偏低但口感更甜的草莓芬达，也有果味浓郁色泽明亮诱人的菠萝芬达，还有闻起来有淡淡果香但入口味道异常清醇的葡萄芬达。

在东欧北欧，浆果芬达虽然大受欢迎，但其颜色却异常诡异。

而在俄罗斯，最受人们喜爱的，又变成了清爽型柠檬芬达。

如果您想尝尝战时的初版芬达到底风味如何，倒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因为就在2015年，芬达还真在德国推出过75周年纪念版。

其采用了经典玻璃瓶包装的原始设计，并在原料中加入了30%的乳清和果渣。

在它的专属宣传广告里，还特别对它的口味做出了重点的描述，那就是：“不太甜”。

“让每个大兵都可以花5分钱买一瓶可乐，无论他身在何处，也无论代价为何。”

这是可口可乐的前总裁，罗伯特·伍德鲁夫（Robert Woodruff），在1941年向全美国做出的承诺。

彼时的美军刚刚加入二战的序列，整个世界也正陷入到前所未有的混乱与不确定之中。

可口可乐兑现了他们的诺言，将一瓶瓶代表着美国味道的碳酸焦糖混合液送到了大兵们干燥的唇边。

尽管每一个步骤都困难重重，可口可乐最终产出的成品保持了质量与口味上的一致，甚至绝大多数到手的可乐还都是冰镇的。

这样的功业固然堪称伟大，但在其创建之初，绕不开的关键人物还有一位。

谁呢？

富兰克林·罗斯福。

正是在这位美国总统的支持下，可口可乐才获得了这个能够证明自身能力的机会。

而巧合的是早在小罗的堂兄，西奥多·罗斯福的时代，可口可乐其实就已和他们的家族结下了奇妙的缘分。

话说在1898年2月15日，美国的缅因号战舰在哈瓦那港被击沉。

当时在美海军任职的老罗斯福就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将西班牙势力从古巴抹去的大好时机。

于是他先是越过当时的总统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直接向加勒比舰队发布了备战命令。

后来更是干脆辞去了自己在海军里的文职工作，以中校的军衔（一说上尉），组建了一支由他的常春藤校友为骨干，由牛仔、淘金者、猎人甚至赌徒组成的队伍，并给它起了个很有气势的名字——美国第一志愿骑兵团（又称Rough Riders）。

就在他指挥部队驻扎哈瓦那期间，据传，老罗斯福曾在一家酒吧点过一杯当地的朗姆酒和一瓶美国的可乐，并在因缘巧合之下将它们混合在了一起。

这种全新组合带来的味道让老罗痴迷不已，他高高举起酒杯，向身边众人宣称这就是自由的味道。

于是一款名为自由古巴（Cuba Libre）的经典鸡尾酒就这样诞生了。

以上信息并非仅供参考。

当然这个夸赞的传言虽然只是“自由古巴”众多来历中的其中一个版本，但让一个美国总统来告诉古巴人何谓“自由”，这种戏剧化的脚本可能任谁听了都更愿意帮着传播吧。

无论彼时的古巴“自由”不自由，但在此后赢得了美西战争，独霸加勒比的美国，对于蔗糖的使用，那肯定是完全的自由喽。

于是，就在美西战争结束不久后的1900年，显赫的罗斯福家族又为世人留下了这么一张有趣的照片，即老罗斯福一家在野餐（左2据说是老罗），其间每个人的手里还都拿了一瓶饮料。

尽管当时的照片质量十分模糊，但仍有好事者在详加分析后得出结论，说这里面的饮料就是1900年出产的玻璃瓶可乐。

而作为老罗的后继者，富兰克林·罗斯福与可乐之间也颇具缘分。

话说在小罗从政早期，其身边有位唤作詹姆斯·阿洛伊修斯·法利（James Aloysius Farley）的得力助手，

他从1928年开始就作为幕僚帮助小罗赢得了纽约州长的竞选，后又于1932年开始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是帮助小罗走上总统宝座的最大功臣。

虽然在小罗的第三个任期内，俩人曾一度不合，但后来法利在离开政坛后，随即就去了可口可乐公司担任要职。

想来，可口可乐能在二战中独受政府青睐，在包括蔗糖配给在内的多项生产经营活动中独享特权绿灯，应该少不了法利从中斡旋转圜的功劳吧。

可口可乐能在二战期间飞冲天最主要的原因，那还得说人家自己争气。

比如当年艾森豪威尔就曾从北非发来电报：要求先来300万瓶的可乐配给，并在此后每月都要保持供应。

可口可乐在获悉后，马上派出相关人员实地考察，短短数月间就于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首都）并超额完成了月供600万瓶可乐的产能。

而此后可口可乐更是仿照此例，先后派出了148名技术人员前后世界各地。

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在炮声隆隆的前线也要建立可口可乐的罐装工，让可乐像子弹和战舰一样成为一种维系士兵与家乡情感联系的必须品。

也正是由于这些技术人员所肩负的非凡使命，使得他们最终获得了一个虽不正式，但绝对亲切的称呼——可口可乐上校。

可乐也正是在这种令人难忘的精神感召下，最终于二战期间累计达到了50亿瓶的销量。

以至后来在这种物化的商品之上，还衍生出了更高层次的军队文化。

可口可乐自然深知这其中的价值，于是他们后来还真就触类旁通地创造了一本名为《红桶》的杂志（red Barrel）。里面的内容包含了新闻、故事、美女插图等等。

同可乐一样，这本杂志后来也成了士兵们暂时从战争中解脱出来的最好慰籍品。

而受到可乐文化影响的，也绝不仅于美帝一国。

据说二战时期连德国的战俘截长补短的都能喝上一瓶可乐。想来在他们将其一饮而尽的同时，必然也得对美国嗤之以鼻。

这种笼络人心的伎俩，美国人是最会算的了。

其实别说已经抛弃武器的德国人了，贵如苏联军神的朱可夫元帅又如何，不也没经受住可乐糖衣炮弹的攻势吗。

而在他挣扎于对可乐的痴迷和反资本主义的国家情绪旋涡中时，可口可乐公司竟主动献策，帮他解决了这一难题。

他们专为朱可夫制作了一款没有焦糖配色的特供透明版可乐，这样朱可夫就可低调地畅享美国标志饮料而不受非议。

也正是在诸如此类的政宣杰作和强大的执行力下，短短数年可乐在美亚非欧都建立了自己的分销网络，并在二战的混乱与破坏中，竟是将可乐塑造成了代表希望与毅力的象征。

不得不说，这恐怕得是古往今来最牛的广告案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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