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总体是我军全胜，但有一些打胜了的仗到底怎么胜的，可能很多人都说不上来。比如兵力对比最悬殊的西北战场，彭总领导的西野部队起初只有2万多人，而胡宗南指挥的国军多达30万。

2万多人怎么能打得过30多万呢？就算指挥的再灵活，战斗精神再强，战争总归要落到硬实力上，毕竟胡宗南和西北二马30万人不是纸糊草扎的。

所以，2万人之外，必须有别的力量和因素在帮彭总。

一、实力相差最大的战场

首先我们看看敌我双方在西北的军事实力。

陕甘宁晋绥新青等省，国军共有43个旅（相当于其他战区的整编旅，与师级单位实力略同而稍弱），共32万人。其中5万余人驻守新疆，其余25万人都用来对付陕甘宁边区。

这25万人之中，胡宗南的精锐国军共20个旅，17万人，青宁二马12个旅约6.9万，晋陕绥边区邓宝珊2个旅1.2万人。

我军实力少的可怜。

不同于其他战略区相继成立正规化的野战军，中央在西北战场一直没有成立方面军的打算，中央机关所留部队基本上是抗战时期贺龙120师发展起来的，以警戒完备任务为主的部队。

1946年4月驻守陕甘宁的只有区区5个旅，警备1旅、警备3旅、教导旅、新4旅、新11旅，合计2.8万人。这就是1947年3月彭总手头的主要兵力。

敌我兵力对比约为9：1。

此时晋冀鲁豫野战军、华北野战部队、东北民主联军、华东野战军都拥有二三十万正规军，每个战略区兵力虽然不如国民党军多，但也差不了太多，顶多两倍，足以周旋。

西北战场这个兵力对比简直太夸张了，一般将领估计直接吓破胆了。

为什么中央不考虑早建立西北野战军呢？大概原因有二：

一是西北地瘠民贫，陕甘宁边区又是苦中苦、穷中穷的地方，我们没有掌握相对富庶的关中平原和河西走廊地带，区区百余万人口支撑不起大军。

二是陕甘宁山岭纵横，大兵团作战不便展开，易守难攻，并非兵家必争之地，故而留几万守备部队即可。当年日本鬼子有意袭扰陕甘宁，经历几番挫折，再加上军事上的意义实在有限，即使拿下陕甘宁，中共指挥中枢可以继续向西北腹地躲避，以日军有限的兵力，打这里实在太不划算。

这种形势到解放战争时期发生突变，国民党军在西北拥有极大优势，尤其是46年全面进攻失败后，以重点进攻方式，投入重兵围攻陕甘宁边区，我中央机关的生存危机才凸显出来。

形势比人强，人再聪明也预料不到所有事情，或者说即使预料到，也有力不能及的时候，这是47年初陕甘宁危机的根本原因。

那么这2.8万人，究竟怎样破局的呢？彭总指挥的当然好，西北野战军打得也相当顽强，包括后来晋绥军区部队不断补入西野，西野实力慢慢扩充到7万多人。但这仍然无法解释得通，少量兵力如何逆转胡宗南部队呢？

我们盘点一下西北我军打的胜仗，就能看出蹊跷了。

西北战场比较著名的战役有，青化砭战役，羊马河战役，蟠龙镇战役。青化砭战役全灭胡宗南的31旅，仅歼敌约2993人。羊马河战役全歼135旅，歼敌4700人。蟠龙镇战役歼灭167旅旅部、499团和陕西保安第3总队等部，歼敌6700余人。

虽说仗仗都是全歼，三仗俘虏了3个旅长。但总歼敌数字不过1.44万人，和其他野战军一战就能歼敌好几万，委实不能相比。西北国军如损一指，丝毫不影响其战斗力，怎么战局就急转直下，陷入极大被动了呢？

二、双线运筹

帮助彭德怀分担军事压力的，主要是陈赓兵团。

陈赓兵团隶属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央一度要把陈赓调入陕北拯危救难，后来事到临头，毛主席又决定不让陈赓兵团进陕西，而是留在晋西南作战。

何者？一来陕甘宁边区我们掌握的人口只余90多万，保障两万多野战军已然不敷，再调一个数万人的兵团过来，老百姓承受不了，边区的经济要崩溃。

二来，战略层面和战役战术层面考量不同，兵在一处固然可以集中兵力打胜仗，但分置两个战略区，其牵制和拉扯作用，比集中起来打大仗的作用更大，两相权衡，中央选择了后者。

怎么个拉扯法呢？

陈赓兵团放弃南进河南，而是撤回晋南，在黄河与汾河间的三角地带，大造声势，连克县城，打下来还不守，继续打，几乎把晋南打了一个遍。阎老西主要精力放在北面，提防华北聂荣臻部队，晋南之前已经被胡宗南中央军渗透，那里的防务基本交给胡宗南了。

陈赓这么一闹腾，胡宗南不得不抽调部分兵力回防，并且始终不敢把关中大军全部调出压到陕北（进攻陕北的只有8万人）。战略上拉扯的作用，远远强过了集中兵力作战。

毛主席一边大胆把陕北和晋南两部分兵力分开，搞战略拉扯，一边在指导华野作战时，又时时提醒粟裕不要把主力分开，保持十几万主力在手里才能打大仗。表面上看极矛盾，但结合具体实际看，又无比正确。这生动诠释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道理。

与此同理，陈云、萧劲光在南满只剩四个县的情况下坚持不放弃，与北满互相配合，同样是战略拉扯意义大过兵力集中的光辉典范。孟良崮战役前粟裕耍龙灯寻战机，一度把几个纵队派出去打泰安寻求战略上拉扯，但由于战略空间不大，战略拉扯作用反不如集中兵力作战。不同战例对军事原则的适应性不同，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某一条原则的正确性。这都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实践体现。

外线牵制的同时，陕甘宁守备部队还一反常规，进行了逐次抵抗式的延安保卫战。摆出了一副寸土必争的架势，几个旅的部队在延安外围进行了强有力的阻击作战。

是不是觉得也一反毛主席之前的军事风格？我们一向强调不必坚守城池，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为什么要把有限的兵力投入到守城与阻击战中呢？

我们可以形象地概括为钉子战术。

陕北的地形太好了，有点类似当年的井冈山，山脉阻断了道路，可以有效割裂大兵团作战的连续性，迫使大军分开行动，这样便可极大减少其威力。

这个道理简单，就不多论了。

在陕北一路打钉子，拖住敌人，意在尽可能拖延时间，让敌人有劲无处使，最好把大仗拖小，小仗拖黄，最终造成僵持局面。

我军重心不在陕北而在其他战场，拖着，利我而不利敌。

但大家也看到这么办的结果了，我们仍然没有守住延安，没有造成理想中的僵持局面，全国各大战略区听说延安失陷，一度产生了比较严重的消极情绪。比较敏锐的战略区领导人，都对陕北情况进行了专门的正向解说和动员，邓公在1947年6月发全野的工作报告中强调了西北三战三捷的重要意义，粟裕则在1947年3月22日就迅速做出了反应，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做了《延安的撤退和目前的战局》，对中央为何撤出延安、胡宗南在延安为什么注定失败、兵力的集与散等等作了非常精彩的阐释。

多说一句，粟裕身未履陕北一步，在延安刚刚遭受进攻，中央尚未明确通报情况之时，竟能做出如此准确的预判和分析，可知他的军事头脑敏锐到了什么程度，令人无比敬佩。

也就是说，钉子战术也只起到一定程度拖延作用，对彭总拖垮并战胜胡宗南也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究竟还有什么因素在吸引国军火力呢？

我们请出本文的主角，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机关。

三、留着大鱼

面对敌人重兵压境，中央领导机关最好的办法就是迅速离开陕北。1948年最终离开陕北去河北西柏坡，证明最终是要走的，革命形势发展到一定程度，陕甘宁不再适合作为全国的指挥中心。

那为何毛主席坚持要留下呢？

3月13日，当国军空军轰炸延安时，毛主席就坚定地静态说：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那天下午，一颗重磅炸弹落在毛泽东的窑洞前爆炸，毛泽东镇定自若。

3月18日晚，毛周刘朱任等中央领导人率机关撤离延安，从此进入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

打了九天，毛主席正式宣布，中央机关留在陕北不走。

出于什么考虑呢？一方面是精神上给各大战略区提供强大支撑，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机关很坚强，大家尽可放心好好打仗，争取各自战略区的胜利，即是对中央的最大支持。

另一方面，是军事上的考量。我军向来强调战争的第一要务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国民党军却不然，以攻城夺地为主。全面进攻阶段虽然夺取了大量城市和根据地，却也因此背上包袱，分出不少兵力驻守各地。重点进攻阶段有所改进，但仍然没有调整到歼灭有生力量第一这条道路上来。

毛主席率中央机关留在陕北，就是进一步诱导国军偏离正确的军事方向，把注意力放在寻找我中央机关所在地上，而不是专力研究如何打击我西北野战军主力。

胡宗南之所以被折腾的在陕北黄土沟里武装大游行，就是因为一直盯着我党中央机关这条大鱼，而忽视了真正应该重视的西野主力。

笔者以为，吸引火力最多，使胡宗南战略上出现偏差居功至伟的，就是中央机关留陕北。

当然，做出这样的决定是艰难的，中央领导机关承受了相当严峻的生存压力。撤出延安后，中央在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把中央领导人和机关分成两部分，刘少奇、朱德等到晋西北去，机关相当一部分也分散转移到别处。

勿庸讳言，这就是搞备份，防止被敌人一锅端。换言之，毛主席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何等无私，何等壮烈。如此胆气，又岂是深居南京官邸的蒋介石所能比。

把保卫延安想象的十分简单、写意，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一定程度上是低级红、高级黑。撤出延安之后，实际上毛主席陷入比较焦急、紧张的状态，一段时间里他的精力顾不上其他战略区了，从《毛泽东军事文集》收录的文电便可见其一斑。

毛主席一贯以精力旺盛、能同时指挥多个战略大区作战著称，比较典型的是三大战役期间，中央军委的电报同时往返于四大野战军，除了西野略少，其他三家都时刻接受毛主席指导，而且指导无不掐中窍要，在与一线方面军指挥员的良性互动中，达到互相启发、互相帮助的良好状态。

保安延安期间，毛主席由于连续奔波，以及直接面临胡宗南精锐兵团追击的军事压力，只能把精力专门用于摆脱眼前危机上。

从1947年3月7日始，3、4两个月几乎没有对其他战略区发一电、作一指示，留存的电报全是给彭德怀的，内容全是讨论、指挥陕北战况的。而顾不上指挥其他战区。

《粟裕文选》记载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1947年3月28日，粟裕代华野向中央上报一电报，说下一步如何应付国军在山东的重点进攻，此电详细说明了华野几个纵队的布势，因事关重大，请中央予以明确答复。不料一去如石一沉大海，没有回复。直到10天后，也就是4月7日，中央才匆匆回电。什么原因呢，中央机关反复转移，电台联系不上外面了，所以4月7日才收到电报。

此时再对前线作什么指示都晚了，回电除了解释原因，其他没有再讲，只是吩咐华野按实际情况决定。大概此电不是毛主席亲自起草的，故未收入《毛泽东军事文集》。

直到1947年5月4日，华野在鲁中被国军逼得危机重重，一再向中央反映情况请求给予指示。此时毛主席已至安塞县王家湾，在这里相对安全地住了一段时间，才得以有余裕给华野发报指示作战问题。

然而这里也不是一直安全。据毛主席的警卫战士武象廷、韩雪景等回忆，住了58天之后，胡宗南部队探知情况，派数万人围了上来，先头部队只和毛主席所在的中央机关隔着一个山头，距离二三百米远。毛主席连夜转移，途中险象环生。

履险临危不是没有收获的。胡宗南自忖兵力充足，一边追击毛主席，一边和彭总作战，精力分散，目标不统一，被打掉的精锐主力旅越来越多，慢慢地兵力上的优势逐渐丧失，后来不得不把延安也吐出来，乖乖缩回关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