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中央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陈永贵便在这风起云涌之际，将大寨推向了中国农业的风口浪尖。

大寨因他而名垂青史，而陈永贵却是一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将大寨的故事，如流水般讲给人听的普通人。

到如今人们提起大寨，便会提到陈永贵的名字。

而作为他的后代，自是备受瞩目，不仅因为血脉相连，更因为那份耕耘不辍的精神，已深深植入他们的骨血。

陈永贵唯一的女儿，至今仍在老家管档案，丈夫求职受压制很有意见。

苦难中走出的农民副总理

1975年，四届人大在红旗飘扬中开幕。

大会在掌声中任命周恩来继续担纲国务院总理，同时也委以重任于十二位副总理，其中陈永贵名列第七。

倘若将陈永贵放在旧社会，或许很多人都觉得他是个另类，但他却有着独特的个人魅力。

在那些高层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陈永贵以其一身农民打扮，成了个性十足的人物。

他虽任副总理之职，却未如同众人那样享受国家的厚禄。

他干的是国家副总理的工作，挣的却还是大寨农村生产队的工分，这种情形在中外历史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那年，陈永贵完全可以将自己的户口从黄土高坡迁往太原或是京城的繁华地带，完全可以按照职务高低领取应有的薪酬。

然而他没有这么做，他没有迁户口，不领工资，坚持保持着农民的身份。

他是那唯一一位在众多官员中，仍身着农民服装，头裹白毛巾的副总理。

对襟扣的中式农民装，是他的标志，也是他未曾忘却初心的明证。

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农民副总理”。

随着时光流转，世事变迁，陈永贵那不同寻常的身影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变得模糊。

他的事迹，似乎也随着历史的尘埃被轻轻掩盖。

陈永贵，是从苦难深渊中崛起的。

他的出身贫穷而坎坷，身上带着那种黄土高坡特有的质朴与坚韧。

他的父亲陈志如生于清末，少时便扛起家庭的重担，长工短工，无一不为生计奔波。

民国八年，陈志如娶了距离大寨五里地的小南山村的李小妮为妻，随后在小南山安家落户，生下了永贵及其兄弟姐妹三人。

但家境贫寒，生活艰难，到了次年，大旱作乱，天意弄人，昔阳一带粮食几乎无收，饿殍遍野。

为求生存，陈志如被迫做出悲剧的选择：卖掉了女儿、妻子与小儿子，只带着永贵，挑着沉重的萝筐，流离至大寨，在一个破旧的窑洞中寻得一处栖身之所。

陈永贵的童年，因此充满了艰辛与流离。

自七岁起，他被寄养在贾家寡妇李月妮家，她成了他心中的“干妈”。

自此，永贵的生活中只剩下了放牲口、做短工、扛长工，乃至在饭铺当学徒、做小买卖。

1940年又一次灾荒降临时，陈志如无路可走，悲愤绝望之下，于石山祖坟的一棵大树上结束了自己悲苦的一生。

陈永贵从此沦为孤儿，命运更显凄凉。

1941年，陈永贵娶了山庄头村的李虎妮，昔阳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他分到了土地和房屋。

几年后，他凭借非凡的组织力与领导力，带领几位年过半百的老汉及几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组成了“老少互助组”，经过一年的苦干，他们的粮食亩产竟然超过了那些被誉为“好汉组”的互助组。

1948年的冬天，陈永贵通过贾进才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很快担任了村生产委员。

不久后，他成为了党支部副书记。

1952年，在他的带领下，互助组获得了农业生产的大丰收，被省政府表彰为三等丰产模范互助组，并代表出席了山西省劳动模范会议。

同年冬，他接替贾进才，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

1953年，春意正浓，大寨的田野里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陈永贵率领的互助组，借助过去几年的辛勤和汗水，演变成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由他亲自担任社长。

这一年，正值国家实施粮食统购统销之初，陈永贵带头实行了一项大胆的举措。

在评产人股时，他首先压低了自己土地的产量，以此带动全社农户进行合理评估，确保公平公正。

就在这一年，大寨的初级合作社粮食亩产高达100多公斤，相较于上一年增加了15公斤。

得益于这种精细的管理和陈永贵的示范带头，大寨不仅多卖了2500公斤余粮，而且从此每年都能超额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

随着秋风的到来，大寨的面貌开始发生转变。

同年冬季，为了改变大寨那贫困落后的面貌，党支部在陈永贵的引领下，制定了一项宏伟的治山治水规划。

群众和干部们齐心协力，展开了一场改造自然、治理山河的伟大劳动。

经过一个半月的苦干，白驼沟被成功治理，改名为“合作沟”。

不仅美化了大寨的环境，也增加了农田的面积和效率。

从1955年开始，大寨更是着手“三战狼窝掌”，将一条1.5公里长的荒沟改造成了高产稳产的农田。

这开创了闸沟造地的新经验，为后来的水利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在接下来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大寨展现了非凡的韧性。

在多数地区都在向国家求助时，大寨却没有要求一粒救济粮，反而每年能售出超过12万公斤的公粮。

陈永贵的领导下，大寨不仅解决了自身的问题，还借出或以平价出售粮食、种子、饲料、谷糠等给邻村，甚至垫款购买廉价马车让给金石坡大队，帮助井沟大队跃升为农业先进单位。

在这个过程中，陈永贵并未自满于已有的成就，而是常怀虚心，到山东省黄县下丁家大队等地学习农林牧副全面发展以及打旱井蓄水抗旱的先进经验，以求不断改进和提高大寨的农业生产水平。

大寨的每一块土地，都浸透了陈永贵和他的同志们的汗水与智慧，见证了从贫瘠到丰饶的壮丽转变。

仍是庄稼人的老样子

1968年，大寨的日子终于翻过了新篇章，新农村基本建成，风貌一新。

陈永贵一家便从土改时分到的那座旧房子搬出，选了一个寻常农家院落——两孔窑洞，三间瓦房，简朴而质朴，便在这里安了家。

虽然1973年陈永贵应召至中央工作，大风大浪的外界与他那乡土的心未曾分离，家人也继续在这朴素的家中居住，直至1980年方才迁往北京。

在这个家庭时刻保持着本色。

当时大儿子陈明珠虽在县城工作，但陈永贵的妻子宋玉林、女儿陈明花、小儿子陈明亮都保留着农村户口，生活在大寨这块红土地上。

即便远赴中央，陈永贵的身份并未因此有所改变。

他仍是那个大寨的农村社员，吃的是大寨的口粮，挣的是大寨的工分。

而他所得到的，除了山西省和中央政府按规定微薄的补贴之外，并无其他。

最初，山西每月仅补贴给他60元，后涨至100元；在北京，国家每天额外给予1.20元的伙食补助。

到了年底，大寨还会给他记上一份中等男劳动力的年平均工分。

社员一天能分得多少钱，他便分得多少，其实这样的生活水平，在当时江浙和珠江三角洲中等农民中，也算不上优渥。

陈永贵是一个始终未能摆脱农民身份的官员。

或许在他的心里，那份农民的身份比任何官衔都要来得重要。

无论职务如何变换，他始终坚持自己是群众中的一员，这一点未曾改变。

调至中央工作之后，他将大寨分配给自己的口粮换成了粮票，带到北京来使用。

在这座繁华的首都，尽管可以享受到各种便利，陈永贵的生活却依然极其简朴。

他不仅保留着对家乡饭食的偏爱，同样保持着节俭的习惯。

餐桌上，每一粒落下的饭粒，他总是细心捏起，一一吃掉。

他的穿着依然是那对襟衫，头上仍旧是那白毛巾，完全是太行山区农民的模样。

这样的打扮，在繁华的首都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在他看来，这才是最舒适、最真实的自己。

群众看着他总是说：“当了官不像官，仍是庄稼人的老样子。”

他身居高位，但他的心，却始终与普通农民连在一起。

初心从未改变

陈永贵一生未曾忘却自己的根。

他是庄稼人的儿子，后来又成了庄稼人自己。

他与天底下所有辛勤的农民一样，用粗糙的双手养活了一家人，更是撑起了自己一片天地。

在他看来，用双手劳作是最朴实无华的生活方式，也是最能体现人的价值的方式。

而对于孩子们，陈永贵同样希望他们能靠自己的劳动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不依赖他所得到的光环。

他的儿子们，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有着或多或少的波折，但都体现了陈永贵一贯的教育原则——依靠自己。

陈明亮是陈永贵家中唯一拥有北京户口的孩子，这是因为他恰逢随父母迁移之时刚刚完成小学学业。

陈永贵直到不再担任副总理后才将户口迁至北京。

每年家里都将他的口粮换成粮票带到北京，即便是周总理和中央多次试图为他安排更为便利的城市户口，他均婉拒，他说不要给国家添压力。

陈永贵常说，凡事都靠自己的双手，子女不能沾父辈的光。

他的大儿子陈明珠，在昔阳县委宣传部担任部长长达20多年，他从未因此而骄傲自满，退休后便淡出了公众视线。

陈永贵的二儿子，陈明善，曾在陕西担任工程兵，表现出色，得到部队首长的高度评价，本有机会提干进一步发展。

然而陈永贵坚决反对，认为不应因自己是“陈永贵的儿子”而享有特权。

因此，陈明善始终作为一名普通工人，直至父亲去世。

后来随着昔阳县的拖拉机厂倒闭，陈明善长时间赋闲在家，直到几年后才在电业局找到了工作。

陈永贵的女儿陈明花，多年来安份于昔阳县公安局，负责管档案，岗位虽普通，却也认真尽责。

在陈家，无论是媳妇还是女婿，个个都是普通职员，他们曾或多或少抱有些许不满。

进了陈家门，不但未曾沾上什么光彩，反而似乎处处受到压制。

心中也想过，倘若不攀这门亲，凭他们各自的本事，或许能获得更好的职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杂念渐渐淡去，大家逐渐理解了陈永贵的为人，心生敬意。

他一心为公，无私奉献，对个人荣誉权位从不多加考虑，只为集体的利益和进步。

无愧于心，经久不衰

1985年8月12日，陈永贵被无情的病魔击倒，住进了北京的一家医院，确诊为晚期肺癌。

身体一向强健如牛的他，现在却被病痛折磨得瘦骨嶙峋，脸色苍白如纸，呼吸急促且艰难，病床上的他，像是快要耗尽油的灯，一支燃尽的蜡烛。

他的胸口疼痛无常，时时刻刻都像是一头老牛，在犁沟中奋力前行却随时可能倒下。

他的身躯，就像是一株曾奉献过无数玉米棒和长谷穗的老庄稼，如今弯腰向大地致敬，准备回归自然的怀抱。

病床上的陈永贵，心中充满了对大寨的思念，他多么希望能再次回到那片熟悉的土地。

然而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体已无法承受旅途的劳顿，他再也回不去了。

夜深人静时，他在梦中游历大寨，有时梦见自己童年时光裸身嬉戏，肚子饿了就悄悄溜进庄稼地偷吃生的玉米、山药蛋、豆角。

有时梦回那年，他与父亲逃荒至大寨，饥寒交迫中，父子俩蜷缩在破庙里度过漫长的冬夜。

有时又梦见敲锣打鼓、放鞭炮庆祝自家终于有了土地，第一次种下的南瓜大得惊人。

有时还梦见自己挑着扁担，赶着毛驴，领着“老少组”的孩子们，在春耕夏耘秋收中汗流浃背，泥泞中奋斗。

在这场与病魔的斗争中，陈永贵昏迷不醒，但他的战友、朋友们纷纷赶来医院，希望能见他最后一面。

他们站在床前，握着他那干瘦如柴的手，面对着那似睡非睡的陈永贵，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悲伤与不舍。

在这一刻，没有语言能够表达他们的心情，寂静胜过千言万语，痛苦在心头蔓延。

他们一个个轻手轻脚进入病房，又一个个默默离开，知道这一别，便是永世难见。

1986年3月26日，春风未能唤醒那颗已沉睡的心。

陈永贵永久地闭上了眼睛，结束了一生的奔波与劳累。

按照他生前的遗愿，陈永贵的骨灰被安置在虎头山顶，那是他曾战斗过的地方，也是他的最终归宿。

那些他曾与之肩并肩作战的乡亲们，在那里为他竖立了一座碑，碑上恢刻着：“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对于陈永贵的家人来说，陈永贵是否曾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在他们的心中，陈永贵最珍贵的遗产不是他显赫一时的职位，而是他的人格魅力和影响力。

他的真诚、坚韧和不懈的劳动精神，以及他对大寨和农民的深厚感情，才是他留给家人的真正财富。

不求有功于天下，但求无愧于心。

陈永贵始终保持农民的本色，坚守着那份对土地的热爱和对民生的责任感。他的这种生活态度和价值观深深影响着他的家人，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陈家后人。

在陈永贵的墓前，不仅有大寨乡亲们的敬仰，更有无数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前来瞻仰。

他们中有老有少，有的从未见过陈永贵本人，但他们的心中都深植着对他的敬意。

虎头山上，风轻云淡，春意盎然，陈永贵虽已离去，但他的精神和影响如同那山顶之碑，经久不衰。

参考资料：

陈永贵的儿女们

苏容

《大寨新村》

作者: 王俊山主编；李民民，李新文，刘俊礼副主编

陈永贵:一个农民的奇迹

白木 ,吴思

大寨驻点记者眼里的陈永贵

段存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