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到了崇祯时期，严重的内忧外患，让国家的财政陷入崩溃的境地，就连皇宫中也没了钱。而各地欠下了巨额的军饷，再拿不出钱，也就没人给明朝打仗了，国家灭亡指日可待。

崇祯皇帝当然不想就此束手，还想着再挣扎一下。

崇祯十六年（1643）三月初八，崇祯帝召户部侍郎吴履中，吴履中虽然只是侍郎，但他是以侍郎的身份全面主管户部的工作。崇祯问他现在库内还有多少钱银两‚吴履中回答：仅存八万两。

此时的官场已经腐败透顶，重臣李邦华在《疏陈生节之计》曾建言清厘天下各衙门之青吏，即可省出不少钱财。他说：“天下吏骨无一非作奸犯科之辈，而顶首之积，盈千盈万，日见御史伦之楷参一秦如乐，而顶首已四万二千，则各衙门可知。”

但崇祯还是不敢直接用拷打的形式来逼迫出钱，而是选择向官员们要钱。绝路之下，崇祯帝只得向勋贵、太监、群臣们开口要钱，美其名曰：助饷。要想让大家出钱，就得先拿两个典范出来，崇祯皇帝选中的是太康伯张国纪和嘉定伯周奎。选中这两人当然是有原因的，张国纪是天启帝张皇后的父亲，周奎是崇祯帝周皇后的父亲，两人都是国丈，理应为朝廷中的百官、宦官们做出表率。

崇祯帝对二位国丈说：“国老休戚相关，宜为首倡，随即力输以备缓急。”崇祯帝派司礼监太监徐本正到周奎府第，周奎推托说自己没那么多钱，徐本正哭着再三请求，但周奎不为所动。徐本正最后大怒曰：“老皇亲如此鄙吝，朝廷万难措手，大事必不可为矣。即广蓄多产，后来何益。”

最终张国纪捐银二万两，周奎则只捐银一万两‚而其余的勋戚没有一个捐银超过万两的。而周奎这一万两白银之中，有一部分还是周皇后卖掉了自己的首饰凑出来的。

崇祯帝开始下令助饷，并按照捐款多少授予爵位，助饷过万两者立牌坊。太监算是捐的最多的，王永柞、曹化淳共捐银五万，王之心捐银一万，大学士魏藻德捐银五百两，前首辅陈演现在已经去职，也被崇祯帝召回来助饷。陈演极言自己清苦‚一分都没有捐。其余的官员们纷纷以或以衙门、或以省直，以部门形式助饷，如浙江捐六千、山东捐四千，很多真正有钱的并没有捐，前后合计得到捐银20多万两。为了避免出钱，很多官员上疏请求告免，不再担任官职。

20多万两就是崇祯低下皇帝头颅，向勋贵、太监、百官们助饷的嘴周结果。20万两，还不够前线军队一月之花销。

明朝灭亡之后，熊开元回忆起崇祯朝往事，曾不无感慨地说道：“自考选以至宦成，垂手翻官，高谈纳户，则又以位高而金益多，上下用黄白铸成一不可破之局面。”

是的，官场上下用黄金白银结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局面，即便是皇帝，也无可奈何！

最终打破这一个牢不可破的局面，是另有其人！

这些勋贵、官员和太监们，并非真的没有钱，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进驻北京城，进城之后就对这些人进行拷饷，所得极为丰厚。

李自成按照官员的等级制定了不同的标准，内阁成员十万两，部院、京堂、锦衣卫的官员则是七万、五万或三万不等，科道、吏部则是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不等，部属而下则都是以千两计算，至于皇帝的勋戚之家，则根本不规定数量，定要让其人财两尽方才结束。

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是太监曹化淳打开的城门，李自成对他说：汝背主献城，罪当斩，以汝能识天时‚免死须献银五万方准用。” 曹化淳如数将五万两白银奉上，得以活命。

而前面一直说自己年老没钱的嘉定伯周奎，首当其冲被李自成的军队抄了家，得现银五十三万两，另外还有很多缎匹以车载之，车多到在路上连绵不绝。

崇祯时期一分钱没有捐的大学士陈演，亲自用皮箱装着银子装着四万两白银送刘宗敏处。他也免受了夹棍之苦，只是被羁押而已，然而令陈演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候他手下的一个仆人居然向刘宗敏告密，说陈演在某处埋银数万两，刘总派人去挖掘果然发现了大量白银，又说陈演藏了很多珠宝，也果然搜出了黄金三百六十两，珍珠则多到用斛装。

而一些官员们也在夹棍之下，吐出了自己钱财。

大学士魏藻德，屡经拷掠，吐金银以万计。

翰林官孙从度，拷掠至四，追银以万计。

刑部尚书张忻，入银一万两。

户部主事丁时学，进银十三万。

锦衣卫骆养性，官锦衣大堂，先输银三万。

宦官王之心，当时很多都说他是京城中的巨富，家中藏现银三十万，李自成亲自审问，追出现银十五万多两，以及众多的金银器皿。

而被拷饷银最多的是户部侍郎吴履中，从他这里追出黄金八十万、银六百万两，当时一两黄金可以兑换四两白银，也就是说他一人就有380万两白银之多，这些钱基本可以支撑崇祯朝一年的军饷开支。由于从吴履中得银最多，李自成还给了他一个不小的官职。

对于李自成到底在北京城内搜集到了多少银两，彭孙贻记载此事时说：“其所得金，大约侯家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共七千万两。宫中久已如洗，怀宗减膳，布衣，酒危器具之金银者尽充军炯，内努无数万之藏，贼淫刑所得，扬言获之大内，识者恨之。”

面对如此多的金银财宝，如何处置是一个大问题。李自成让刘宗敏、李过组织数千工匠，将所得的金银诸器一起熔之，千两为一饼，中间凿一个孔，用大铁棒贯穿，一共有数万饼，在山海关作战失败之后，用骡车数千马、骡、骆驼装回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