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哭的孩子有糖吃”，这句话似乎不光适用于懵懂的孩子，也能用在那些无理取闹的上访者身上。比起有理有据地沟通问题，他们更享受用“威胁”的手段创造收益。一次次闹剧过后，上访者们满载而归，只留下基层工作人员默默吞咽其中的辛酸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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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基层小吏，混了这么多年，才挂上了一个街道综治办副主任的名号。别人喊一声张科、张主任，不知情的还以为是个多大的官，其实体制内的人都知道，街道是最基层的政权组织。综治办是街道下属主抓社会综合治理的部门，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维稳，也就是信访工作了。
这个工作虽然辛苦，却也没有办法。想当初我当兵，考军校，转业，最后留在了这个东部二线城市，好歹落了个公务员编制，也算是实现了农民子弟的逆袭。受组织教育培养多年，想想自己也应该知足。综治这一块大家都不想干，因为累，压力大。而军转干部能吃苦，作风严，渐渐就成了综治工作的主力。其他还有本地的退伍士兵，虽然政府不再安置工作，但在聘用保安、城管时往往优先录用，也成了综治队员的主要力量。
我们街道地处老城区，这两年城市棚改、道路快速化改造，许多人因为不满拆迁补偿而越级上访，给街道工作带来很大压力。
不过这些年来，法治越来越健全，不管是征地、拆迁，还是居民纠纷，都有法可依，严格按程序办理。以权代法、侵犯居民权利的情况极少发生。但让人无奈的是，只要是讲道理的居民，哪怕是历史遗留问题都可以得到妥善解决；而不讲道理的居民，明明无理无据，依然四处上访，各级不胜其扰，面对不合理的事情，却宁愿花钱买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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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一年的时间，我化解了两个上访户难题，从中深深认识到，上访户的矛盾往往是累积多年，矛盾要靠化解，不能迁就，更不能简单粗暴地压制。
其中一个老太太，姓张，我喊她张阿姨。张阿姨只有一个儿子，是个老光棍，脑子不是很正常。十年前和一个同村叫小毛的年轻人发生口角，动起手来，吃了点亏。虽然只是皮外伤，但张阿姨的儿子就此躺在社区医院不走了。后来医院不胜其扰，把他协调到街道一个养老院里，这一住就是十年，到现在也不肯出院。
而当时与他发生口角的小毛也是倔脾气，宁愿每月支付养老院1500元，也不肯道歉。张老太为了这事，去街道，去区政府，去市政府，去省城讨说法。
明明只是民事纠纷，但一旦涉及到信访，大家都没办法，只能好说歹说哄张老太开心。张老太吃到好处，每逢过节、两会，都扬言要上访。街道得到消息，只好提前过去慰问、送红包。
事情并不复杂，但历任都没有解决，最后就如击鼓传花一样传到了我手里。我那时刚转业没多久，部队带过来的激情还很足，就下决心啃掉这个骨头。
其实这个事情难度并不高，就是麻烦。我要请示领导，协调法院，还到张老太、小毛两家不知吃了多少冷言冷语，后来又协调人社局为张老太的儿子办理社保、医保。最终达成协议，小毛一次性支付张老太五万，街道适当补助，并为张老太儿子办理社保、医保。
后来，街道领导夸奖我勇于任事，肯担当。但我们都知道，事情不该是这么办的。按道理应该走法律途径，判决书、裁决书下来，一切都终了。现在花纳税人的钱，补贴张老太，这就是制度的问题了。
不过这还不是最荒唐的。去年一个兄弟单位也化解了一个拆迁户的上访问题，他们的解决途径更奇葩，给那个拆迁户安排在街道上班，每月五六千工资。
他们说，之前一年花在这个上访户上的经费更多，这可是成本思维，用市场经济手段解决信访难题。但想想街道那些劳务派遣的合同工，一个月工资才两三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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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省里要开会，我们得到消息说几个上访户又要串联去省会。区里高度紧张，专门开会布置工作，街道也把撒在其他部门的几名精干小伙子派给了我。上次因为信访工作不力，街道已经受到了市里的批评，这次可千万不能再出错。
昨天提前得到消息，街道的3名上访户已经买好了去省会的高铁票，车次是早晨6点。因为存在城际高铁，从我市到省会高铁十分快捷，且各个车次通用，即6点的车票可以上5点半的车。街道领导不放心，再三叮嘱我务必要提前做好预想预测，务必把3名上访户劝回来，至于条件嘛，回来后都好谈。
眼瞅着又要赶个大早了，我一百个不愿意。最近忙着迎接扫黑除恶活动专项督查，已经很久没有好好休息了。这个周末，因为这个任务，估计又要泡汤了。但工作要紧，信访又是紧急任务，于是我赶紧联系街道城管队、火车站值班室等单位的相关队员和值班民警，凑起了一班人马，开了个短会，研究了对策，约好明早4点半在火车站进站口碰头。
这三个上访户，一个是外地人A，一直在本市各地打工，后来在我们街道一个老新村里私自搭了个窝棚，就此住了下来。现在老新村面临拆迁，按政策，A属于违规搭建，不能分安置房，但街道为了息事宁人，决定给A安排一套四十平方的经适房住，但只是免费居住，房子不并属于A。可A坚持也要分房子，因此经常为此事上访。
另一个本地人B，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也是面临拆迁，本来一处按政策应补偿两百万的老房子，开价一千万，后来松口至八百万，最后全村只剩她一家不肯签字。当时按照政策强制拆迁，规定只能正常补偿，但她不满意，至今闹上访。
最后一个是本地人C，她以前是纺织厂的女工，刚退休没几年，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和女儿比较开明，不掺和上访问题。倒是另外两个儿子，鼓动了C，挟持C闹上访，要求拆迁补偿房子。按照本地政策，这家人拆迁，最多只能补偿两套房子，老太太一套，尚未结婚、和老太太住在一起的小儿子一套。但另两个儿子动歪脑筋，要求五套房子，儿女、老人各一套。由于大儿子在北方做公务员，说自己尊重政府政策，不要房子，两兄弟就骂大哥，要求继承大哥的房子，怎么讲道理都不行。
4点半到火车站，进站口处还是冷冷清清，只有几家摊贩开门营业。虽已入春，但依然春寒料峭，我们打着哈欠，各自泡了桶泡面，等着迟迟不来、打电话也不肯接的公安民警。这年头，谁都不肯担责任。虽说是拦访，但谁都避口不谈，美其名曰“劝返”。尽管信访工作受到各级高度重视，但一级一级压下来，还是基层街道承担了最后的压力。民警虽然有执法权，却并不是信访工作的责任主体，最怕别人控告他滥用职权，经常远远躲在一边。
5点半时，警察露面了，来的是区公安分局的小年轻。我和他不熟悉，略略寒暄几句，兄弟就推推我，说上访户来了。一共4个人，其中A独自一人，C带着两个儿子，唯独缺了B。
出情况了！我感紧报告给上级，然后指挥兄弟们拦住这几个人。A比较识相，作为外地人，没什么依靠，每次上访赚一个红包就满足。两个城管兄弟把A劝走，A一边喊“别碰我！别碰我！”，一边笑眯眯地自行离开。
C太太虽蛮不讲理，但并不难缠，嘴里骂人，可手脚上不会有动作。我拉着C太太，两个儿子就不干了，骂我们无法无天，非法拘禁。两个同事各架一个，仍然招架不住。
民警在旁边并不动手，和C太太似即似离。想不到，老太太伺机一口咬在我的小臂上。我一看，一排牙印显露出来，坏脾气也就上来了，大声责备C老太胡搅蛮缠，给大家添麻烦。二儿子听见，就挣脱控制，冲过来对我拳打脚踢。我也火了，跟他们对骂起来：“你们有种打我，我一下不还，打死我也不还手，留下伤口我们法庭上见！”
这时候旅客渐多，不少旅客开始围观。没两分钟，正相持不下时，兄弟单位在火车站值班的人员过来帮忙，两个人高马大的城管队员拉开了二儿子，把四个人劝进了火车站的民警值班室。我看看伤口，还好，就是肋下有一块肉紫起来了。然后摸出电话打给火车站值班室的负责人老刘：“谢谢兄弟，你两个兄弟非常给力，没他们在还真不好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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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吹牛时，街道领导电话又来了。刚刚确认了B的行程，她和本市另一个上访户D，从北火车站出发去省会了。我刚抱怨两句，领导便一番安慰，要我以大局为重，工作要紧，干完这一趟，准我三天假。
我无语，任务面前谁也不能含糊，只能把工作简单交接，带上两个兄弟，走快速通道上了最快一班高铁。
坐高铁到省会只需40分钟，一路尽是江南风光，稻田、水塘、白墙黑瓦、工厂、果园。但我无心看风景，只想休息片刻，小睡一会。刚眯了一刻钟，领导电话就来了，问我赶到哪里，能否按时到达，还给了接头人的联系方式，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十万小心，会议面前不能出错。我一口答应，仿佛千斤重担压在了一人肩上。
没过多久，又来电话，要我提前联系，做好预想预测，千万小心，务必成功。我不胜其扰，有了小脾气：“您就放心吧，相信我，能拦住是最好，真拦不住，也没办法。空口打打电话，嘴上讲一讲，能有什么用处？”电话那头安静片刻，说：“耐心耐心，不要有情绪，大局为重。”我只得咬着牙说：“是是是，好好好，明白明白明白，务必拦住。”
到了出站口，和兄弟接上头。兄弟说：“情况不太妙，到站时间已过了十五分钟，现在应该已经出站了，这是最后一站，拦不住，就没办法了。我已经把人撒开，出站口加上你，只留了四个人。”
正说时，兄弟一个箭步，抢到了D面前。对讲机里马上讲：“黑猫黑猫，发现白鼠。”
看到兄弟单位几个人欢天喜地跑过来，D并不气恼，也不逃避，笑眯眯地迎接：“这次我认栽，准备不好，现在我饿了，麻烦请我吃红油面，条件吃完再讲。”我火了，想着不能放他走，就问他B在哪里，D推说不知道。我没有办法，在对讲机里讲，B估计已经出站，请兄弟们睁大眼睛在站前广场看一看，肯定没有走远。又过了五分钟，等不到B，我不耐烦了，在出站口留一个人，亲自到广场看。
七点多的省会火车站，已是人来人往。火车站前广场，以前是省会治安重点，经过多年强力整顿，已经面目一新，干净整洁。只见男女老少，或轻装简从，或大包小包，或行色匆匆，或悠然等待。
但我心中火急火燎，因为焦急，习惯性地重复默念B的特征：“B，女，63岁，花白短发，驼背，偏胖，高低脚，走路有点跛足，右耳朵有疤痕，皮肤苍白，老年斑重。”也已经顾不上礼貌不礼貌，只要发现类似的老太太，就走上去仔细瞄两眼。被老太太发现后，大部分人只是嫌恶地瞅我一下，脑袋一扭加紧步子离开；也有的生怕惹是生非，谨慎地走开；有一个嗓门很大，冲我喊“看什么，再看叫警察了”。我没工夫理会，加紧步子在广场上转，只想早点找到B，万一B冲出火车站，事情就麻烦了。
广场不大，我已经来回转了一圈，依然找不到B。只能在对讲机里吼一下，问各个点位有没有其他线索。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糟了，也许这次要失手了，上次领导因为信访工作不力已经挨了一顿猛批，这次再失手就完蛋了。我束手无策，按照预案，把人手从广场上抽出来，往出租车、公交站、地铁口加强。按照对B老太太的了解，我们估计她大概率还是会乘坐公交车。
我向广场西面最大的那个公交站走去。也真是运气好，还没走到公交站就看到一个瘸腿的老人，上身穿一件肥胖的保安棉衣，戴一顶鸭舌帽，黑口罩，黑灯芯绒裤子，看上去像是小区门卫或是停车场老职工，只是脚上一双深红色女式布鞋，让人觉得有些蹊跷。再仔细看“他”走路姿势，与B老太太神似。眼看“他”就要走到公交站台，后面还来了四五辆公交。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嘴里大喊：“B老太！B老太！”
只见“他”加快步伐，就要往候车的群众中间冲，预备坐下一班公交。我没有办法，不管对错，也不顾仔细辨认，一把拽住“他”。“他”四下挣扎，嘴里还喊：“我不是B老太，我不是B老太！”
待我摘下鸭舌帽，果然就是B老太。B老太看到是我，就不再闹了，转而“嘿嘿”一笑：“张主任，你厉害。我打扮成这样你都能认出来。我服你，我跟你回去。”
哼，小样，你女扮男装也好，瞒天过海、移花接木也好，走到天边，我也能找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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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带着B和D回家，先把D交接给兄弟单位，再把B送回家。街道领导早就买好了慰问品，米面粮油、时蔬水果、鱼肉禽蛋，各式一份，另外备上一个红包。B老太嘴上说三道四，心里却是高兴的，最后爽快地答应，此次上访到此为止，三个月内决不再动歪脑筋。
看着那些慰问品和红包，我们几个兄弟既是辛酸，又是无奈。我们辛辛苦苦，受尽白眼，吃尽苦头，把人劝回来，领导只是口头表扬一下，物质奖励一毛没有。上访户无理取闹，反而有吃有喝有红包。守法者吃亏，违法者吃肉，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
我和很多朋友一起探讨过上访与截访的问题。上访者往往带有强烈的利益访求。正常走法律程序，又存在诸多困难，比如诉讼成本太高、法院裁决执行困难、官僚机构运行迟滞等。而一旦上访，必然会引起上级高度重视，如果最终找到领导，领导一句话，往往顶得上一百个法院判决，而且会雷厉风行地迅速执行。
这就牵涉到人治大于法治的问题。我国历来有人治大于法治的传统，而且现今法治仍不健全，行政力量过于强大。随着社会矛盾的释放，上访的问题可能长期存在。从执法者的角度看，信访又与维稳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一项政治任务，谁都不能等闲视之。然而信访在维稳的压力之下，因为各地文化不同，传统不同，政策不同，也就难免会产生游离于法律之外的手段，甚至是违法手段。本市地处东部沿海，行政管理、执法样样向上海看齐，仍难免产生非常规手段，更何况其他地方呢。
上访的问题历朝历代皆有，然而似乎于当今最甚。真希望将来法治健全，人人有法可依，出了问题都可以依靠法律解决。真要是那样，也就把上访问题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桶，我等基层小吏额手称快，百姓也能安居乐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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