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前有1200名上海知青从黄浦江畔来到嫩江流域的甘南县插队，期间大部分上海知青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上海，当然还有极少部分因种种原因留在了当地。这少部分人当中，有十几位属于非正常去死的亡灵，他们早早地离开了我们，长眠在地下，成为飘荡在黑土地上空的孤魂野鬼。我一直想写写这些早逝生命的知青兄弟姐妹。他们为什么年纪轻轻离开了人世？是什么原因痛下了一死了之的决心？但苦于手里没有掌握全县上海知青非正常死亡的资料和信息，一直没有动笔。不过，在后来的互联网上及知青聚会中，陆续得到隔壁宝山公社（我落户的公社原属长吉岗公社，后合并为宝山公社）共有四位上海知青自杀的信息，我起念把这些写出来。
话推回去说，十几年前，那时研究知青方面的议题非常丰富，知青文学也相当活跃。我当时在网上浏览，看到一则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个课题小组，专门收集和研究中国十年知青运动中一些典型的冤案。课题组把这些从全国各地收集过来的成千上万件冤案，遴选出100例比较典型案例予以公开和编纂（是否最终出版不得而知）。通过链接，我找到了这100例案例简介（现这方面的内容已找不到）。鉴于内容太多，无法详细阅读，于是匆匆快速浏览。我意外发现其中有二例是介绍黑龙江省甘南县上海知青的，且这二例上海知青自杀造成的冤案，均发生在宝山公社。
甘南知青冤案一
先来说说甘南知青冤案一，这个案件的名称叫“狸猫换太子”。
知青汪国伟，插队甘南县宝山公社新兴大队（离太平湖比较近），来自静安区。自寻短见的原因是为了争取推荐上工农兵大学。那时全国的知青状况都很差，当兵、推荐上大学成了知青离开这个苦地方的最好途径。可能我们现在的“八零后、九零后”不清楚，在文革这个荒诞的年代里，越有知识，越反动。读大学不用考试，仅凭家庭出身和查看个人表现推荐上学。1973年的推荐指标下达至甘南县宝山公社，人数极为有限。汪国伟认为这是他离开北大荒农村的最后机会，并自认为满有信心和把握。因为他在农村的表现不错，所在的生产队和大队一致推荐他，并填表、盖章报到公社，公社也表示同意，只等最后上海方面的正式录取通知书。大队为此特意开了欢送会，并互送纪念品，家里的父母也知道了儿子要读大学了，兴奋不已。
可是结果相反，狸猫换了太子，调包了。公社主要领导最终推荐的是通过开后门的另外一位上海知青。正式录取通知下来后，没有汪国伟的名字。小汪得到消息后，精神大崩溃，对未来彻底失望。他无法向生产队老乡和自己在上海的双亲大人交待。一天没有吃饭，抱头大哭，晚上写了一份遗书，喝毒药离开了人世，年仅19岁。其父和兄长从上海赶到甘南处理后事，县知青办让上海亲人见了死者一面后，匆匆下葬于生产队坟堆里。据说，县知青办为其父和兄长补助了上海往返齐齐哈尔的路费，共计78元，并打发他们尽快回上海。那时知青自杀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子女自杀，父母会蒙羞，回到上海还会受到同事、单位领导的指责和歧视。由于汪国伟自杀案惊动了嫩江地区相关部门，那位调包获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知青，最终也被取消了入学资格。
甘南知青冤案二
甘南知青冤案二，“半导体收音机失窃案”。
这个案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某日我去县里办事，在知青办的办公桌上，一份简报中看到的，也被社科院课题组列为典型案例。大致情况是这样的：知青言福顺，六九届初中，1970年4月2日从上海来甘南宝山公社合胜大队插队。由于合胜大队与生产建设兵团67团（原来都属于五十五团，后分成五十五团、五十团、六十七团）某连队非常近，且该兵团里的许多知青来自静安区。有几位兵团战士或是言福顺的同学，或是街坊邻居。大家在几千公里外的黑龙江又走到一起，非常高兴，往来频繁。所以言福顺虽是插队，却经常去兵团营地同学宿舍玩。
但某日，该连队宿舍（或者是连队播音室）发生失窃，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不见了。这天恰巧言福顺来过67团。失窃的连队报案后，兵团保卫科人员提着枪，迅速前来破案。说实话，当时的半导体收音机还是比较值钱的，算是大的失窃案。自然，通过排摸，隔壁宝山知青点的言福顺被他们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之一。但是那天到过该失窃地点的人有几十个，不单独是小言。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兵团办案人员把言福顺找来，关在一间小屋内，采取殴打、带手铐、勒令限时交待等手段，逼迫言福顺承认。言死不认账。他告诉办案人员，为了自己的清白，他将以死来证明。结果，办案人员非但不收敛其迫害行为，引起注意，告知宝山公社有关部门，反而把言福顺的最后留言当作儿戏，继续审问，威胁。同时勒令他认真思考，放言晚上必须承认，否则将进大牢。
下午，办案人员释放言福顺回队里，当夜言福顺在生产队，苦思了几个小时，含冤喝剧毒农药自杀了（可能留下遗言）。上海亲人闻讯赶来处理后事。据说，家属认为小言是被兵团害死的，事件的发生地也在兵团，必须穿上兵团战士的黄色“军服”，戴上“军帽”下葬。兵团营部马上请示上级。结果团部不批准，但采取折中方案，同意言福顺穿上兵团服装，头上战士帽子不能戴。家属最终同意了。就这样，被换上一身“军装”，不戴黄色“军帽”，不伦不类地当了一回“兵团战士”的言福顺，含冤下葬在生产队的坟塚里。据说，那地早已平整为苞米地，尸骨在哪里都不清楚。不过，死后的前几年，在深夜，有人听见，飘荡的孤魂向着南方在呼喊着冤屈。
言福顺，呱呱落地时，父母寄予美好的希望，在取名字上体现出来，即“又福又顺”。结果，既没有“福”，生命旅程也不“顺”，年纪轻轻，结束了本应散发青春光芒的生命。县知青办的“知青简报”结尾是这样写的：为了表达对失去亲人的同情，给予言福顺家属合计78元，作为从上海赴齐齐哈尔往返车费补贴。
两个冤案，两条生命，两个78元钱的火车费用补助。
不追究任何责任，不调查案件真相，不处理制造这些冤案的肇事者。78元的“恩施”，草草结案，年轻的生命从地球上消失了。
这是两件发生在甘南县，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某课题小组列为的100起知青冤案的案例，阅读后，我们倍感惋惜和痛心。事实上中央已经觉察到全国知青面临的困难，正在出台政策给予纾困，并狠狠打击各地迫害知青的事件。就甘南县而言，1975年下半年就开始大规模招录上海知青进县办企业和大庆油田工作，涉及迫害知青的，也受到处罚。
自杀案之三：
一九七三年初冬，在甘南县到处传颂着上海静安区时代中学知青王荣发、王锦德、许继鸣等11名知青奋战火海，抢救国家财产的动人事迹。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八日傍晚六点钟，青年点知青们正在看书、读报学习，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喊“供销社着火啦！快来救火呀！”听到喊声，青年点全体青年急速冲出房门，直奔火场。这时大火已经把整个房子燃烧了。为了抢救国家和集体财产，十一位上海青年一起冲入火海。正当人们紧张地往外抢救东西时，供销社营业员喊了一声：“钱匣子还在值班室里没拿出来”，这个时候值班室是火势最旺，最危险的地方。从小受毛泽东思想教育成长起来的青年哪管这些，知青王荣发一个箭步冲进了值班室，火舌直向他猛扑过来，使他睁不开眼，喘不出气来，但小王不顾个人安危，咬紧牙关，在炕上摸来摸去，摸到了一个木箱子，是装有一千三百多元现金和不少布票的钱柜。他高兴极了，奋力搬起钱柜，冲出火海交给了供销社营业员。
当知青第四次闯进火海抢救东西时，火势越来越大，只能靠抱东西从火海里冲出来机会换口气。为了多抢救出一些物资，干脆不出屋了，直接把东西往外扔。这时，火势越来越大，特别是房架子的火像条火龙一样燃烧，随时都有落架的危险。王锦德、许继鸣，王荣发三个人不顾这些又往里冲。当抱出最后一匹布往外冲的时，房顶“轰”的一声下塌了，一阵巨风带着烈火把知青往里推进房屋的西北角。同时，从屋上落下来一根燃烧的房樑，恰巧掉在门口开盖的装满柴油的大桶里，“轰”的一声巨响飞溅起来的油火花像天女散花一样撒落在三位知青的身上。熊熊的烈火从知青的头上，脚下燃烧，顿时变成了三条火龙。
在这紧急关头，青年点的其他同学与老乡呼喊着救火知青的名字，不顾一切冲进大门，把满身是火的知青救出火海。老乡们立即将受伤知青送到县医院全力抢救。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他们逐渐脱离了生命危险，有的送回上海继续医治。知青们的伤势为2至3度，部分深度烧伤，令人痛心的是王荣发的脸彻底毁容了。
王荣发身高1米76，长方脸双眼皮，白白净净一表人才，他是火场救火知青中伤残最严重，且精神压力最大，心态最糟糕的一个。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小王病退回上海。可是，他的毁容破相在找工作上遇到了极大麻烦，多次到招工单位面试被拒于门外。白天，人们见到他，立即避闪；晚上，弄堂里人迎面相见，视作遇到鬼，惊叫回跑。这对他打击极大，心灵造成了严重创伤，他总是悲观失望地说：“我是为抢救国家财产被烧成目前这副面像，为啥得不到社会公平的对待与理解，工作找不到，无法养活自己。”虽然后期里弄居委会安排了工作单位，但不堪精神的折磨，他最后还是服毒药自杀。
自杀案件之四：
这是我在一次知青聚会上，听甘南县上海知青联谊会顾会长说的。这位男知青脚踩“两只船”谈恋爱，结果断送了三条生命。知青小Z来甘南插队不久，私下隐秘地与生产队的一位东北姑娘恋爱上，听说两人相处得很好，到了谈婚论嫁阶段。但是男知青在上海的父母坚决不同意这桩婚事，不想让他在北大荒扎根。趁小Z回上海探亲之际，父母给他介绍了一位在安徽插队的上海女知青与其相爱。两处对象同时谈，小Z很艰难地选择。想想东北老乡和那姑娘待他很好，抛弃她，情感上过意不去。而上海的父母安排也不能违抗。不久小Z结束了上海的探亲返回甘南。回到屯里没有多少时间，东北姑娘的父母要求小Z尽快成婚，因为那姑娘有喜几个月了。同时上海的父母也打电报告诉，所介绍的在安徽插队的上海女知青怀孕了，希望他立即回沪来处理。
二件大事突如其来地降临他的头上，小Z一下子措手不及，闯大祸了，心里彻底崩溃。一屁股的烂账怎么办？反复思索后，小Z选择了自杀，逃离这带给他无尽烦恼的人世。小Z的亲人从上海赶来处理后事，看到已经变形，浸泡在福尔马林盆子里的小Z（福尔马林有防腐作用），他们悲痛欲绝，懊悔不已。在遗物清查时，县公安局和公社领导在小Z衣服的内袋里，发现了一张折叠很好的五块钱，这是他身上仅有的财产。在场的知青和县知青办人员见之无不唏嘘哀叹。这五元人民币他能来做什么呢？能处理一南一北的两件人生大事吗？还有那两位恋爱对象身上的“种子”怎么办？
一死了之，一了百了，这是小Z在百般无奈中处理此事的最好办法，但是他的年轻生命就此结束。那东北的和上海的姑娘后来怎么样？听说两个对象都没有要胎儿。这一事把三条人命搭进去了。活着的亲人及两位恋人，她们的感受一定非常非常痛苦，我也不想再深入了解了。
一个小小的公社，100来号上海知青，就有四名知青自杀，比率是高的。当然了，全国各地此类悲剧也不少。这是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付出的沉重代价。据已公开的资料显示（刘小萌先生所著的“中国知青史”），仅在黑龙江一个省，1969年至1972年三年中自杀、他杀、病死等非正常死亡的知青达到978人。如果父母在，亲人在，这样的悲剧会减少。苦于那时的艰辛生活，那时的政治氛围，那时的生存环境，有冤、有苦没有地方倾诉。他们缺乏心灵的抚慰，一时想不通，而撒手人寰，年轻的生命就此戛然而止。
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终究回来了，但他们永远定格在那里。早早离世的年轻生命，没有看到祖国的繁荣昌盛，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带来的美好生活，没有体验到整个生命应该经历的过程。他们却是我们千万知青中承担最大不幸的一些人，尽管是少数。今天，我们大部分已经回城，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作为曾经的同行者，同一列车的战友，我们不能淡忘他们，那些不该早逝的年轻生命。
撰写此文，只是为了忘却的纪念，怀念与我们一起去北大荒屯垦戍边，最终有家难回，留下孤零零坟茔，遥望故土的知青。
【作者简介：俞国宪上海知青，六九届初中，1970年6月赴黑龙江省甘南县插队，1976年病退回沪，退休前服务于上海市松江区某政府府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