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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5年的春天，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巨鹿县的居民们终于可以摆脱战争的阴影，开始期待和平的生活。

然而，对于张伯魁这名臭名昭著的汉奸，战争的结束只是他罪行的序幕。

作为日军的忠实走狗，他不仅背叛了自己的民族，更以残忍非人的手段对待同胞，甚至连残暴的日本士兵都对他的行径感到恐惧与厌恶。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张伯魁的恶行终于被人民审判。

在1951年的一个寒冷清晨，一个由愤怒的群众组成的审判团在巨鹿县广场聚集。

他究竟做了什么，连日本人都要唾弃他为“丧心病狂”的呢？

1938年：日军入侵巨鹿县与张伯魁的投敌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后，张伯魁所在的单位——河北第五十三军被紧急调往宛平城支援抗击日军。

然而，面对真正的战场和生死考验，张伯魁的懦弱和自私暴露无遗。在他看来，保住自己的性命远比忠诚和荣誉来得重要。

1937年11月，利用混乱的局势，他擅自脱离了大部队，偷偷返回巨鹿县。

回到家乡后，张伯魁加入了当地的保安队。

但不久之后，随着抗日力量的壮大，当地保安队被八路军改编，成为冀南区抗日游击队。

张伯魁虽然表面上配合，但内心却极度不安。他知道，如果继续留在抗日队伍中，随时可能被揭露其之前的叛逃行为。

到了1938年11月，随着日军的进一步侵入，张伯魁再次面临抉择。

当他听到日军强大的军力正在向巨鹿县逼近时，他决定采取最为极端的生存策略。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投敌，腆着脸成为日军的伪军，彻底背弃了自己的民族和同胞。

1944年春节：抢劫与反抗

1944年春节之夜，农历新年的喜庆氛围笼罩着巨鹿县的每一个角落。

家家户户挂上了红灯笼，窗户贴上了对联，孩子们穿着新衣，欢笑声此起彼伏。然而，这一切的平和与欢乐即将被残酷打破。

张伯魁率领着一队装备精良的伪军，趁着夜色和村民们沉浸在节日欢庆中的机会，开始了他们的搜刮行动。

他们首先封锁了村庄的出入口，然后挨家挨户强行进入，搜寻财物。

村民们被惊扰，纷纷从饭桌上和床上被赶出来，面对着寒冷的冬夜和对面冷酷的枪口。

在小马庄，情况尤为严重。

村长史德城听闻张伯魁及其部队的到来，立刻组织村民藏匿妇女和儿童，同时尽可能隐藏粮食和财产。

当张伯魁的队伍到达小马庄时，史德城站在村口，身边是几名壮年男子，他们手中拿着农具，决心保护自己的家园。

张伯魁命令部下向村庄内推进。

见状，史德城大声呼喊着抗议，要求张伯魁立即停止这种无理的抢劫行为。

然而，张伯魁不为所动，反而命令部下围攻史德城和其他抵抗的村民。

一场混乱的打斗随即爆发，双方在村庄的小路和空地上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

随着冲突的升级，张伯魁亲自加入了对抗，他与史德城在月光下展开了对峙。史德城挥舞着锄头，试图抵御张伯魁的攻击，但终因力量不敌，被张伯魁手中的棍棒击中，重重倒在地上。

即使受伤，史德城还试图爬起来继续抵抗，但张伯魁冷酷地再次挥动棍棒，直至史德城动弹不得。

这一幕被隐藏在暗处的村民目睹，张伯魁的暴行让他们感到既震惊又愤怒。

史德城被打倒在地，张伯魁则命令部下继续搜刮村庄，将所有能找到的财物都装入车辆。

当张伯魁的队伍最终离开时，村庄里一片狼藉，到处是被打破的门窗和散落的家什。

史德城的尸体被几名村民小心翼翼地抬回家中，整个村庄笼罩在一片哀悼和愤怒之中。

1945年：惨无人道的暴行

到了1945年，随着战争的持续拖延，张伯魁的行为变得更加残暴和无法无天。

在这一年的某个春天的日子里，他的暴行达到了新的顶点。

李庆芬，一位被当地人尊敬的共产党妇女主任，不幸落入了张伯魁的手中。

她因积极参与抗日和组织地下活动而被张伯魁视为眼中钉。

李庆芬被抓获的消息迅速传开，她被绑在一棵老树上，等待着张伯魁的审讯。

在审讯的过程中，张伯魁没有采取任何温和的手段。

他首先命令手下放出一群饥饿的狼犬，这些狼犬是日军专门用来恐吓和折磨俘虏的工具。

狼犬被激怒后，向被捆绑的李庆芬扑去，撕咬她的衣服和肉体。

被尖锐的犬齿撕裂的痛苦声回荡在空气中，周围的日军士兵甚至都无法直视这一幕。

当狼犬被拉开后，李庆芬已是伤痕累累，浑身是血。

然而，张伯魁的残忍并未因此止步。接下来，他命令手下拿来了一盆活蹦乱跳的毒蝎子。

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些毒蝎子被倒在了李庆芬的伤口上。

毒蝎子的针刺和毒液让李庆芬的痛苦加剧，她的尖叫声刺破了周围的寂静。

这一场景极度残忍，即便是习惯了战场血腥的日本士兵们也感到震惊和恐惧。

他们中的一些人转过头去，不忍心再看，而其他人则低声讨论起张伯魁的非人行为，对他的残忍感到既惊讶又恐怖。

即使是他们这些经历过无数战场的士兵，也未曾见过如此丧心病狂的折磨方式。

在这一切发生后，李庆芬终因伤势过重而身亡。

消息传出后，整个巨鹿县的人民对张伯魁的憎恨和恐惧达到了极点。

他的名字成为了恐怖和暴行的代名词，连同他的部下一起，成了整个区域的噩梦。

张伯魁的暴行不仅加深了地区人民对日军的仇恨，也使得更多的民众转而支持和加入抗日的行列，共同对抗这种极端的暴政。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伯魁的求生之路

随着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张伯魁迅速意识到随着日军的撤退，他再也无法继续依赖日军的庇护来为非作歹。

他必须寻找新的依靠以维持自己的地位和生存。

在这种情形下，张伯魁转向了同样在局势动荡中寻求稳定的国民党，希望能通过加入他们来保住自己的势力。

张伯魁迅速与国民党的地方势力接触，通过展示自己在控制地方上的经验和能力，成功获得了一定的地位。

他开始为国民党效力，执行一些镇压共产党活动的任务，尝试通过这种方式来巩固自己在新体系下的地位。

然而，随着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整体势力的衰退，张伯魁发现自己再次陷入了不稳定的境地。

到了1949年，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的接连败退，最终被迫撤退到台湾，张伯魁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

他意识到，随着共产党势力的崛起，他过去的种种暴行很可能会被清算。

他的过去和身份若被揭露，必将面临极为严重的后果。

在这种压力下，张伯魁决定彻底改变自己的身份，逃离已经成为战场的北方。

他选择了经济繁华、人口众多且便于隐匿的上海作为藏身之地。

在上海，他用假名注册了一间小杂货铺，试图以普通商人的身份生活，掩盖自己血腥的过去。

1951年：正义的审判

1951年冬天的一个寒冷夜晚，巨鹿县公安局接到了一条决定性的线索，这条线索直指上海宝山区的一个不起眼的杂货铺，那里藏匿着长期被通缉的罪犯张伯魁。

消息一经确认，一队专案组立刻从巨鹿出发，连夜奔向上海，带着决心要将这个罪犯绳之以法。

到达上海后，巨鹿县的警员们联系了当地公安部门，详细说明了张伯魁的罪行和身份。

上海的公安人员对此案表示高度重视，迅速部署行动计划。

他们决定在第二天一早行动，以防张伯魁有任何逃跑的可能。

行动在凌晨时分展开，警方包围了张伯魁所在的杂货铺。

天空中阴云密布，寒风刺骨，街道上只有零星的路灯发出昏黄的光。

警方小心翼翼地进入店内，发现张伯魁正在货架后整理货物，毫无防备。

在他意识到情况之前，警员们已经控制了现场，迅速将他制服并戴上了手铐。

张伯魁被带回巨鹿县，消息迅速在当地传开。

许多曾经受过他摧残的家庭和幸存者，都怀着复杂的心情等待着审判的那一天。

12月29日，当天蒙蒙亮时，厚重的雾还笼罩在村庄上方，但这并没有阻止巨鹿百姓的脚步。

他们手持菜刀、斧头等工具，表情坚决，纷纷涌向了公判大会的举办地。

公判大会在村中的广场上举行，张伯魁被绑在了一个高台上，面对着聚集的人群。

天空慢慢亮了起来，雾气逐渐散去，曝露出聚集的群众。群众的情绪非常激动，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愤怒和期待。

执行枪决的是一名年轻的士兵。

当命令下达时，他举起了枪，但可能是因为紧张或其他原因，他的第一枪没有射中张伯魁的致命部位，而是击中了他的腿部。

张伯魁倒在了地上，痛苦地呻吟。

这一幕让观众的情绪达到了沸点。

在官方还没来得及作出进一步反应之前，一些群众已经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

他们冲破了警戒线，挥舞着手中的刀具和其他武器，一拥而上。

在无数愤怒的眼神和高举的武器下，张伯魁被摁倒在地，他的哀嚎声淹没在愤怒的呼喊声中。

随后，人群开始用手中的小刀对张伯魁进行肢解，每一刀都象征着对他过去罪行的报复。

当局试图控制局面，但已无能为力。

最终，张伯魁在这场由愤怒和仇恨驱动的暴力中被千刀万剐而死。

参考资料：

来自巨鹿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巨鹿文史资料第2辑[M].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