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时期，有一个人长期担任琼崖党政军的一把手，率领琼崖人民孤岛奋战，创造了“23年红旗不倒”的光辉范例，被周恩来誉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这个人就是冯白驹，我党的优秀党员之一。

他是在极其艰苦、复杂的环境下坚持革命斗争，是多次在琼崖革命低潮时期、困难时期力挽狂澜的关键人物，也因此得到了很多人的敬重。

1959年，冯白驹病重住院，曾志与丈夫陶铸前往探望，闲聊时，冯白驹告诉曾志自己知道贺子珍的下落，就有了曾志拜访贺子珍一行。

曾志探病冯白驹

20世纪20年代末，由于叛徒出卖，国民党军警掌握了中共琼崖特委机关的相关信息，两次前往破坏。

除个别干部侥幸脱险，中共琼崖特委机关绝大部分干部均被捕杀害，无数革命烈士在琼崖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琼崖党组织的基础几乎完全塌台。

因失去了统一领导，各县虽有工作，却也失去了联系，迎来异常糟糕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深陷困境的其中一位县委同志、时任中共澄迈县委书记的冯白驹率先做出反应。

他咽下悲痛，振奋精神，克服重重困难找到了琼崖苏维埃主席王文明，向他汇报了相关情况，试图尽快采取挽救措施。

王文明对此十分赞同，很快召开了各县代表联席会议，确定了今后的斗争方针和相关工作。

只是王文明当时已经重病在身，没有精力主持特委工作。

这种情况下，冯白驹接替王文明，确立了自己在特委的领导地位。

也就在这之后，他于极度恶劣的环境下组建红军游击队，发起了多次反“围剿”斗争。

更在面对日军侵华的情况下，在近万人组成的伪自卫军的配合下对琼文地区发动凶狠的“蚕食”和“扫荡”之时，他调集第15、18特别警备队精锐部队约5000人，亲自带队歼灭了大批日军有生力量，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需品。

后来，冯白驹更是按照中央指示，大胆坚持在海南岛的革命斗争，努力争取夺取全岛并向南路发展，配合全国军民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夺取琼崖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这样一个厉害人物也被委任了中共海南区委第一书记、海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要职，后来辗转广东、浙江，分别以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的身份治理一方。

冯白驹对党和国家有突出的贡献，这让他得到了许多人的尊重。

我党组织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建国后辗转担任广州市委副书记的曾志也对他很有好感。

1959年突闻冯白驹患急性心肌梗死被送往南昌抢救，特和丈夫陶铸一起乘飞机去南昌探望了他。

也是到访医院后，曾志听冯白驹提起了一个他们都很是熟悉、却已经失去了多年联系的故人。这个人就是贺子珍。

曾志与贺子珍的过去

冯白驹是在与陶铸、曾志夫妇闲聊时突然提起了贺子珍，表示自己知道贺子珍的下落。

曾志与贺子珍是多年的好友，但自1946年一别，两人已经有10多年未见。曾志免不了忧心，迫切地想要知道贺子珍过得好不好。

待冯白驹将贺子珍在南昌的住址告诉了曾志，曾志就留丈夫陶铸继续守在冯白驹身边，自己则很快按照冯白驹提供的地址赶去贺子珍家中拜访。

曾志和贺子珍第一次见面是在井冈山上。

当时朱毛红军一共有5000多人，其中女性的数量却很少，充其量只有“一二十人”，统一穿着红军被服厂染制的蓝灰色军装，腰间扎着牛皮带，双脚打着绑腿，一眼望去均有勃发英姿。

不过，在这一二十人里，最引人注目的有两人，分别是18岁的曾志和虚岁20岁的贺子珍。

两人被称作红军的两朵花，私下相处更是亲如姐妹，“犹如先天有缘”。

哪怕两人各自随军行动，其实相处的时间并不多，也不妨碍她们对彼此十分重视和关心，每次分手都是恋恋不舍。

1929年，红四军从行州出发，踏上了转战赣南的艰难征程。

这期间，贺子珍和曾志就被安排到了一起行动，不管是行军还是宿营时都呆在一起，合睡一个地铺，合盖一床被子，两人相互扶持着走过了雪地，翻过了高山，就更是加深了彼此的情谊。

后来在苏家坡短暂安定下来，曾志和贺子珍两家也住得极近，窗户对着窗户，想要谈话都不必出门，打开窗户即可。

贺子珍怀孕而毛主席忙于公务之时，也是曾志忙完工作后天天陪伴在贺子珍身边。

不过，1929年12月，就在离贺子珍生产还有几个月的时候，曾志因为自己和丈夫工作调动到了福建福州，曾志也只能就此和贺子珍分别。

等到1939年曾志工作调动从白区来到延安，想再来和贺子珍见面的时候，贺子珍早已负气去了苏联，而毛主席已经另结了一段姻缘。

就是曾志本人的婚姻生活其实也遭遇了坎坷。

1934年，她的丈夫蔡协民不幸被捕，牺牲在了漳州，数年之后，经人介绍，她与陶铸重新组建了家庭，颇有一番物是人非之感。

那个时候，曾志和陶铸与毛主席一家分住上下窑洞，住得很近。

工作之余，曾志有时也会抱着女儿去毛主席那里和他谈点家常和以往的事情。

其实，因为和贺子珍感情更深，当时的曾志免不了对毛主席有些抱怨。

只是，曾志虽然惦记着贺子珍，在毛主席面前又不敢贸然谈到贺子珍，还是一次毛主席主动说起了贺子珍，她才感知到了毛主席复杂的心情。

多年后，曾志写下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就记录了毛主席回忆贺子珍经过。

毛主席坦言“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

在曾志问及“那为什么要离开”的时候，他伤感地回答：“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

期间，曾志还听毛主席提到了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夫妻往事。

毛主席表示，在他受到错误路线打击，被从领导岗位上撤销来，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的时候，就连贺子珍都不怎么愿意理会他，强调自己有事情要干而不去照顾他。

听得越多，曾志越觉得在毛主席与贺子珍分离这件事情上不能单方面指责毛主席，其实毛主席也有难言的苦衷。

只是，虽打定主意不再去干涉毛主席和贺子珍之间的事情，曾志却还是担心负气去了苏联的贺子珍的安危。

1946年贺子珍从苏联回到东北，曾志还曾专门去看望过她。

后来知晓她本来想到北京却被阻拦，改路去了上海，1954年因公务前往上海时还想再去拜访她，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见面。

也因此，一直到1959年冯白驹谈及贺子珍的下落，曾志才知道贺子珍原来改住到了南昌。

曾志与贺子珍见面

从冯白驹那里得到了贺子珍的住址，曾志一路赶到了贺子珍所住的小洋房。

贺子珍本就是江西人，住到南昌之后，江西的一众领导都对她关照有加，特给她安排了一栋带一个小庭院的小洋房，虽然有些陈旧了，但内里该有的设施都有，住着比较方便。

贺子珍见有来客，迎到了房门口，一眼就认出了曾志，赶紧热情地把她让到了客厅。两人坐下开始聊天。

曾志已经10多年未见贺子珍，一坐下就仔细端详着贺子珍如今的样子，想要借此观察她过得好不好，却见贺子珍还不到50岁，一头短发早已花白，身体瘦弱，上身穿件洗得褪了色的短绸褂子，下搭一条黑色半短裤，看起来像是一个老妇。曾志不免有些惊讶，又有些担心。

1959年，南昌的夏天格外酷热，贺子珍没有冰块用于降温，就只能赤脚拖双布鞋，手里拿一柄蒲扇，再用凉水泼底。

曾志所坐的客厅就是一地湿漉漉的，和贺子珍一同像是两脚泡在水里一样。

在曾志眼里，此时的贺子珍就像“市井贫妇一般地生活着”，和毛主席现任夫人时髦娇贵处处显示第一夫人的派头很是不同。

好在贺子珍依然质朴、真诚和善良，曾志对此找回了一丝高兴。

两人滔滔不绝地说着话，更多时候是贺子珍在向曾志分享自己的零星家事。

曾志察觉贺子珍说话依旧很有条理，脑子也很是清醒，完全不像外界流传她有精神病那样。曾志就更加高兴了。

时间在两人的聊天中很快过去，曾志赶在天黑前拜别贺子珍，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并就自己见了贺子珍一事和毛主席作了汇报。

毛主席虽已和贺子珍没了夫妻的关系，却把她当成战友，依旧保有关心。

他听曾志说贺子珍精神很正常，记性也很好，脸上就露出了一些笑容。

后来毛主席还设法和贺子珍见了一面，只是和毛主席见面时，贺子珍的表现却有些激动，这让毛主席叹息之余，往后也再没有见过贺子珍了。

参考文献：

1、曾志著。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M]. 2019

2、晓农。 曾志贺子珍姐妹情深[J]. 党史文苑，2007，（: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