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民政府军政部统计，全面抗战开始时，全国有50个军、178个师；到1939年时，军的番号已经扩充到105个、师的番号则增至247个。实际增加了55个军、69个师的番号。如果以一个正规师两旅六团计，约1.1万人，加上各级炮、空、辎、勤等直属部队，那么，国民党拥有的正规部队，兵员总人数已经超过了300万。

而由于战时因素，除正规军、师扩充之外，国民党军还有大量勤务机构、院校以及兵役机构，加之游击队，其陆军编制总兵力至1939年时已超过400万人。

在中方征兵困难的同时，日军的兵员素质也在严重下降，甚至出现了没有三八大盖高的娃娃兵队伍，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却发生了日军一个大队击溃国民党一个正规师的怪事，而且不是什么偶然现象。内中原因无疑有两点，一是国军素质严重下降，速度超过了日军；二是国军部队，严重缺员，说是一个师，人数却是虚的、假的。

抗战时国民党士兵的身体素质如何？仅举一例，据樊崧甫将军回忆，当时供应最好的陈诚嫡系第18军，战士的伙食供应为每天1斤半，即24两，而经过克扣之后，士兵能吃到嘴里的只有14两左右，且多是发霉含沙的米。菜金每月2元，按恩施当时的物价，能买到干柴火50斤。部队穿的鞋，多数是砍伐当地老百姓的竹子，做的竹绒鞋。更可怕的是，当时给他家站岗的一个班的士兵总计18名，除了一个不会说话的傻子和一个老年轻病号外，其余16人，全部得病，不能起床正常站岗。

而这一点，在李诚一的回忆文章中，也有提及，当时第68军多系北方士兵，到湖北后，没有防范蚊虫叮咬的意识，致使部队传染病增加，每天都有数十人死亡。而黄维就是为了向上级举报联勤部门克扣粮饷，想法给士兵增加“菜金”，改善士兵营养，而遭到攻击，被免去军长职务的。

这样的身体素质组成的部队，还严重缺员。比如：武汉会战之后，第2军2个师缺额7500人；第31军3个师合计缺额9031人；第74军3个师缺额7088人；薛岳第1兵团，各部缺额达到34000人之众，其中第156师缺额达到7000人，所剩不过三分之一。

以上几支部队，是中央军嫡系部队和非嫡系的桂系部队，在当时是待遇最好的部队，缺额如此严重，其他部队可见一斑。造成部队严重缺额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战斗残酷，死伤过重。这是沉痛的现实，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强，国军装备落后，训练不到位，战斗力不及日军，因而，一场战斗下来，往往造成数倍于日军的死亡，当时称，能够7：1打下一场战斗，就算是胜利了。可见，抗战之胜，来之“惨”。

第二、补充不及时、不完整、不优良。抗战初期，广大青年踊跃参军，前方损失，由后方的新编军、暂编军、补充军、荣誉师来填补，再由各师管区、团管区、补充营等继续征召新兵，整训处加紧训练，及各部恢复受伤老兵等，实现新陈代谢。可随着战争的无限期拖延，新兵招收极度困难，一度出现抓壮丁的现实。

第三、新兵招收困难，各地兵源几近枯竭，比如四川，当时人口约为五千余万，而抗战八年间，征收兵员高达600万，九人一丁，几乎是家家有兵役了。在抗战后期，出现了抓壮丁、买卖壮丁、抓了逃、逃了抓等等怪象。陈诚部第18军有一个副排长，回家办事，竟然也被抓了壮丁。还有的成了“兵油子”，自己替他人当壮丁，为家人换来几斗米，到部队后想门逃脱，回到家后重“卖”。

第四、非战斗死亡、减员增多。因营养、医疗条件跟不上，身体虚弱，有病、有伤得不到治疗，只有活活等死。基层士兵没有生命权，因一点小事被长官处罚致死的，也不少。抗战后期，士兵大量逃亡也屡见不鲜。重庆方面送到贵州前线的士兵，竟然有成连、成营、成团，最后成师“烘营”逃跑的，一夜之间，数千人便没有踪影。胡宗南某部招收的甘肃新兵18人，一夜之间竟然跑了17个，最后一个是个傻子，师长一怒之下，把他也给枪毙了。关中师管区曾经往重庆送1000名壮丁，到地方时，连500人也没有了。

如此种种，使得前线部队长期得不到补充，更不要说有效的补充了。郭汝瑰曾经回忆说，他在1941年10月，改任第73军暂编第5师师长，该师名册上有兵力7000余人，但实际竟然只有3000多人，等到重新造册时，发现各团营连报的还有虚数，最后落实，全师竟连3000人都没有。

当时情况下，一个师缺额至3000人以上的，算是极度正常的了。因而，蒋介石不得不发出哀叹，说：“平时领一师之饷，临时不能作半师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