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国民党陕军旧部第79师那点事，还得从李纪才部说起，李纪云是陕西辛亥革命时的新军，同时又是哥老会成员，后来参加了革命党，成了陕督陈树藩手下的将领。其后，他的命运和其他西北军将领差不多，先是投了胡景翼，后是随着胡景翼投了冯玉祥，后来到了河南，当了国民二军的补充旅旅长。胡景翼死了，他又当了岳维俊的师长。后来被吴佩孚给打败了，就又投了冯玉祥，冯玉祥把他和他的部队“送”给了白崇禧，白崇禧又把他的部队缩编为一个旅。蒋桂战争，蒋介石胜了，他就又投了蒋介石，蒋介石给了他的部队一个新编第5师的番号，可又把他给扣押了起来，让他的参谋长邓英当了师长。

而这个新编第5师的官兵，见关押了老师长，派了个湖北佬过来当师长，心中很不是滋味。虽然老师长李纪才也是湖北人，可人家4岁的时候，就逃荒到了陕西蒲城县的，已经是地地道道的陕西客了。于是，他们便造了反，部队一部哗变了。

面对如此尴尬情景，蒋介石和陈诚心生一计，将部队一分为二，没有哗变的，由邓英带走，改编为独立第16旅，参加哗变的，仍称新编第5师，由陕西旧部公秉藩任师长，黄埔一期生、陕西人关麟征任副师长。

而独立第16旅被蒋介石调往吉安去了。1930年初的时候，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又要调出江西“剿共”前线，和新桂系打仗去。为了安抚这些杂牌军，蒋介石又扩编了邓英部，为新编第13师。邓英不负蒋介石的期望，竟然守住了吉安城，抵挡着了地方红军的数次进攻，还被伟人写进了《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认为“十万工农下吉安”而没有拿下吉安城，是战略上的轻视，战术上没有集中优势兵力，没有很好地运用游击战术等等问题。

1930年10月，红军主力一军团从长沙撤围，兵锋直指吉安城，邓英一看，红军的主力部队来了，如何能抵抗得了。于是，虚晃一枪，跑了。蒋介石早已得到了他不战而逃的情报，于是便撤了他的职，据说还打了他几耳光。又把部队给调到鄂豫皖，打徐向前去了。

而此时的师长叫路孝忱，1881年生，陕西长安人，此时任江西省保安处处长。这个人，资格老，但他却和陕军关系不大，他是从滇军出来的将领。此前曾任过云南滇军第1师的参谋长，武汉卫戍区司令部的参谋长等职。不久，该师重新调回江西，蒋介石给了一个正式番号，第79师，还任命路孝忱任第36军军长兼第79师师长。

1932年4月，路孝忱病死了。于是，蒋介石又从第19军独立旅调来旅长王锦文升任该师师长，王锦文也是陕西人，1898年生，曾在国民军邯郸军官教导团学习过，是胡景翼国民二军的老人，也是李纪才所认可的将领。可这个时候，又出事了，蒋介石对待不同部队，给的经费不一样，嫡系师每个月17万元，杂牌军每个月9万元或者更少。王锦文干了没几天，称病走人了。

而这个时候，却又出现了一个坏人，那就是曾经俘虏方志敏烈士的第6师师长赵观涛，这家伙一看，便怂恿自己的参谋长樊崧甫（此时已经是陈诚部的高参了）去接替第79师师长，还答应自己的第6师独立旅也划过去，将来可以组成一个军。

樊崧甫是浙江丽水人，字仲哲，号哲山，1894年生，保定军校三期生，是陈诚的学长，曾在浙江军队任过陈诚的连长。此人最大的特点是嗜酒，据陈诚身边的卫士说过，他一粒花生米能下三杯酒，陈诚也说过他：“哲山要是能戒酒，中华民族都能振兴了。”还有一次，有一画家送给他一只虎，他看后笑云：“何不画一酒缸？”但此人治军、谋略、战术还是很有一套的，连小诸葛白崇禧都称赞过他，说他的谋略，比薛岳高出一筹。

就是这样一个人，倒是把第79师带了出来，到红军长征的时候，又和旧部第28师合编为第46军，樊崧甫任军长，带领第28师北上追击红军去了。而第79师却留在了南方，继续和红军游击队作战。由陈定安宝任师长。

陈安宝字善夫，1891年生，是浙江黄岩人，保定军校三期生。抗战军兴，任第29军军长兼79师师长，参加淞沪会战，于1939年5月南昌战役中牺牲。

陈安宝死后，1938年8月，段朗如任师长，他是湖北英山人，字昭炜，号在中，1903年生，黄埔三期生，后被顾祝同以“通共”罪于1939年4月，被枪决（一说作战不力）。

同月，李祖白任师长，李祖白是浙江西溪人，1887年生，他原本是该师的副师长，可不久，他得了精神分裂症。后由浙江永嘉人张性白短暂代理师长职务。此时，第79师改隶第10军。

段茂霖是于1940年5月接任该师师长的，段是湖北蕲水人，字雨农，号雨龙，1904年生，中央军校三期毕业。段任该师师长期间，该师先后随第86、88、49军作战，尤以浙赣战役中，金华一役，最为惨烈。

抗战胜利后，第79师改称整编第79旅，在苏北受到重创。后，又在郓城战役中被歼灭大部，段茂霖被俘后逃脱。

重建后由黄埔五期生文礼（文理）任师长，他是湖南醴陵人，1903年生，曾任第79师的参谋长、副师长。1947年该师重建后，调东北，归郑庭笈指挥，因不服从命令及三次作战失利，被执行枪决。

第79师残部，于辽沈战役中，在黑山、大虎山地区被歼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