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朱祐樘虽只在位四年,但他的卓越统治和非凡人格,使他被明朝臣民誉为"千古一帝"。这绝非夸张,实因他在动荡年代力挽狂澜,体现了一代明君的风范。

我们就来看看，他在用人方面有哪些过人之处？

传统儒家义理要求君主用人以德行为先。《荀子·君道》篇曾言:“德厚者进而佞说者止，贪利者退而廉节者起。”

司马光将“智伯之亡”归咎于其“才胜德”，并赞德胜才者为君子、斥才胜德者为小人，进而主张“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强调若在德行与才能二者之中择人，德之优先性远高于才。

当然，历史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尤其是在某些特殊时期。唐初政治家魏征言道:“但乱代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在衰世、乱世中，为挽救国家业已衰颓之气象，急需优先选用才能突出之人。明孝宗即位后的现实状况便是如此。

成化(1465—1487)末年，明宪宗荒废朝政、迷信方术，亲昵佞幸李孜省、妖僧继晓，万安等人为争权固位，串通李孜省攻讦政敌，朝廷上南北党派之间相互倾轧。

同时，传奉官现象突出，官员黜陟常规被打破，国家铨选制度趋于紊乱。明孝宗即位后，面临的一大困局就是士风不振、内政颓败。幸赖孝宗即位之初颇具勤政救国的锐气，“忧劳思治，益明习机务，眷念民瘼”，欲“尽革诸烦苛弊蠹”。

革除流弊的首要之务在于进行人事层面的变革，为此，弘治元年(1488)闰正月，明孝宗即“诏天下举异才”，以改善当时人才壅滞的现实情况。

纵观弘治(1488—1505)一朝，明孝宗始终秉持先才后德的用人观，这从具体官员的黜陟中即可窥见。

刘吉是成化(1465—1487)旧臣，成化十一年(1475)以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内阁，其长达17年的阁臣生涯由此而起。

不过，成化年间(1465—1487)刘吉因党附万安、攀附贵戚而招致士人之诟病，《明史》称其“善附会，自缘饰，锐于营私”。

若按传统儒家学说中的君子与小人观而论，刘吉之行径应属小人无疑，君主亦应贬黜刘吉。然而，孝宗即位后肯定了刘吉“多智数”、“文学老成”的为政才能，未因物议沸然而命其致仕，仍旧将他留用于内阁，且当时刘吉“于阁臣居首”。

刘吉在成为首辅后的辅政经历亦证明他确实颇具相才。弘治(1488—1505)初年，土鲁番国(今新疆吐鲁番)侵占哈密，明廷施以怀柔之策却仍无法收复哈密。弘治三年(1490)，刘吉上疏献策曰:“或不即讨，如古之帝王，封闭玉关，绝其贡使，不容往来，犹为不失中国大体。”

刘吉深谙土鲁番长期依赖朝贡贸易并且大大受益于该体系，所以建议施行闭关绝贡之策，试图对土鲁番进行经济封锁，从而令其归还哈密。

此外，他还提出“绝其羊只，免人饲养，听其自死”的建议，杜绝豢养土鲁番所贡狮子，以示明朝之威严。此后，正如刘吉所料，土鲁番为继续与明朝进行贸易往来，只得将哈密城池和金印归还明朝。

至此，在刘吉睿智的应对下，哈密得以短暂兴复。事实上，“弘治中兴”之局面集中体现于弘治(1488—1505)初年的国政，而刘吉作为当时的首辅，其功绩自不待言。

除了应对哈密危机有方，刘吉屡屡上疏规谏孝宗以民为本、勿徒耽乐，荐举贤才，定四夷馆考选之法，倡立会推制度等。内阁同僚徐溥称刘吉“数有建白，当改元之岁，所以有裨于新政者尤多，皆谓公有相才”。

丘濬，《国琛集》中称其“博极群书”，《双槐岁钞》之作者黄瑜赞其“自少至老，手不释卷，……诗文满天下”，王鏊则谓其“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

成化二十三年(1487)，丘濬将其所纂治国理政之巨作《大学衍义补》呈进，孝宗阅后嘉其“考据精详，论述该博，有补政治”，并擢升丘濬为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

此后，丘濬以其文采与才略逐渐受到孝宗重用，弘治四年(1491)十月，丘濬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辅政。

进入内阁后，丘濬屡次上疏，发表政治见解，希图将《大学衍义补》中的理论主张运用于朝政。

无论是政治、经济、教化，还是军事、法律、教育，其奏疏中均有详尽论述。然而，盛才之下，其德行却屡为朝士非议。《尧山堂外纪》一书曾讽刺丘濬“心术不可知”，这源于丘濬与吏部尚书王恕的恩怨。

当时，王恕之耿直方正为士人所重，而丘濬“性褊隘”，与同僚刘吉、刘健皆不合。在弘治六年(1493)的一次内宴中，官衔低于王恕的丘濬却径自居于王恕之上，引发王恕等部院长官不满。

未几，二人又因大计之事发生龃龉，丘濬嗾使太医刘文泰攻讦王恕的传言亦不胫而走，王恕甚至由此被罢官。“人以是大不直濬”，言官们“交章劾濬不可居相位”，其声望愈加不堪。

值得注意的是，明孝宗不仅没有理会言官们对丘濬的口诛笔伐，并且对丘濬再三辞官的请求一概不予允准，进而勉慰其“尽心职务，毋以人言辄自求退”。

究其原因，丘濬的才能尤其是他入阁后的表现深受孝宗认可，其在《大学衍义补》中所发治国平天下的致用之论对弘治新政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亦说明孝宗在位期间渴求人才，在他的用人理念中德行、声望并非首要标准。

屠滽资历深厚，为宪宗、孝宗、武宗三朝元老。弘治(1488—1505)时期，其先后于都察院与吏部任长官，皆能“博采舆论，务公黜陟”，政声闻名。白昂则是一代治河名臣。

弘治(1488—1505)初年，他奉敕修治张秋决河时，采用南北分治的策略，使河患有所平息。随之，白昂亦因治河有功而先后升任都察院右都御史、刑部尚书。

由此可见，屠滽、白昂能够立足于弘治(1488—1505)政坛的一大核心要素就是各具其才。弘治十一年(1498)，太监李广畏罪自裁，在其外宅中“搜得一帙纳贿簿”，确切记载了多人为攀附李广而向其行贿的情形。

此事披露后，“科道请出簿究问”，言官们纷纷弹劾疑似与李广交结者。

据《明孝宗实录》，当时科道的数次弹劾中几乎均囊括了屠滽、白昂二人，御史洪远甚至“指(屠)滽及刑部尚书白昂为奸佞魁首”。

屠滽、白昂的官声大大受损，其品行与操守备受质疑。物议哗然之下，明孝宗的态度也很明确，他一面不顾科道彻查的请求，表示“簿籍亦不必追究”，一面声称言官们“无指陈实迹”，俨然想息事宁人。

他还先后不允白昂致仕的恳请、执意挽留屠滽，命被劾者“俱仍旧供职”，屠滽、白昂二人并未受到牵连。此事最终之所以“得寝不究”，根本原因是“所劾干碍人众”，据《明孝宗实录》所记便有45人，且居于高位者甚多，其中不乏肱骨之士。

因此，明孝宗不予彻查有其合理性，既可避免朝堂陷入无才可用的窘境，进而影响政局，又可彰显君主宽厚爱才之治，抚慰天下人心。

在孝宗看来，对国家而言，官员德行之污迹远不及政局平稳、人才充盈来得重要。

以地域相倾，这种现象肇始于洪武一朝，南北榜案便是南人与北人相争的剪影。此后，在朝官员因乡谊之情相互交结、引荐，借此打击政敌，成为官场普遍现象。

迨至成化(1465—1487)后期，南党在南北政争中取胜后，官员籍贯在地域分布上的失衡状态达到一个高峰。

基于此，我们以南党战胜北党至成化朝结束作为一个时段，将其与弘治(1488—1505)初期的内阁、部院长官籍贯分布加以对比，以见明孝宗为扭转官员地域分布失衡局面而做出的调整。从成化(1465—1487)末至弘治(1488—1505)初，就阁臣与七卿的籍贯分布而言，南、北籍人数由南多北少而渐趋平衡。

成化(1465—1487)末，北籍官仅占25%，南籍官则占75%，至弘治(1488—1505)初，北籍官的比例明显上升，在人次上已渐有与南籍官分庭抗礼之势。

如将内阁和部院分开来看，内阁成员由成化(1465—1487)末的一北三南演变为弘治(1488—1505)初的二北二南;部院长官中，成化(1465—1487)末北人只在吏部和户部担任过长官，且吏部尚书耿裕仅在职两个月，至弘治(1488—1505)初，除刑部外，其他部院皆有北人执掌的现象。

可见，明孝宗统治初期，改善成化(1465—1487)末南、北籍官员比例失调的措施行之有效。如果再加以细究，成化(1465—1487)末，南党僭权，万安、李孜省把持朝政，其所进用之人皆以同乡为准，以致南籍内阁、部院长官非江西人即四川人，地域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诱因之一。

如原吏部尚书耿裕“以持正不为万安所喜”，而李孜省“方贵幸用事，欲引乡人，乃协谋去耿裕”，以江西人李裕代之。

至弘治(1488—1505)初年，这种因地域结党的曲从人情之风有明显改善。随着万安、李孜省伏法，四川籍刑部尚书杜铭、礼部尚书周洪谟及江西籍右都御史刘敷皆因被言官弹劾而致仕。

另，不仅是在弘治(1488—1505)初年，纵观明孝宗在位期间，其用人基本上都不拘泥于地域之见。

在两京(直隶)十三布政使司中，仅广西、贵州、云南未见有人出任阁部长官。北籍官中，山东(如户部尚书佀钟、山西(如户部尚书周经)亦有担任阁部长官者;南籍官中，湖广(如内阁大学士李东阳)亦出统领阁部者。

鉴于成化(1465—1487)末官员以地域相攀附、交结的严重危害，孝宗不仅致力于平衡南、北籍高官比例，亦希求出自各国家一级行政区的阁部长官比例相对协调。从本质上讲，孝宗意图制衡各地的高官人数，是出于集中皇权、厘清政风的需要。自成化(1465—1487)以来，在明朝政府中，南北政治集团之间的交锋极为炽烈。

成化(1465—1487)中期以降，“吏部尚书尹旻、都御史王越，与(刘)珝皆山东人，为一党。(万)安与学士彭华等为一党，互相倾诋”。

随着刘珝、尹旻皆为南党协谋铲除，“朝臣无敢与安抵牾者”，以万安、李孜省为首的南党朝士在政争中取胜，其败坏吏治、构陷良臣、欺瞒宪宗、闭塞言论的行径更为猖狂。

在铨选方面，万安、李孜省把持用人权，尽用与其同乡之人，而为其选任者则唯其意从之，这显然不利于皇权的强化，对新帝而言尤其如此。

因此，孝宗初政后将李孜省等人治以重罪，正是出于集中皇权的需要。实际上，孝宗亦意识到成化(1465—1487)末铨选权旁落的根源在于朝臣以地域相交结，进而颇为抵触阁部大臣举荐同乡。

如大学士刘健曾举荐其同乡刘宇“才堪大用”，却被明孝宗否决:“以朕观之，此小人，岂可用哉?”这不仅是因为刘宇生性本就卑劣，更因为孝宗对同乡之谊的警惕与防备，由此，孝宗亦感叹:“内阁亦未可尽信也。”

所以，纵观弘治(1488—1505)时期，尽管政争依旧绵延，但是因地域结党的情况大大减轻，地域政治集团专政乃至影响、威胁皇权的现象再未出现。

自明成祖设内阁后，皇权高度集中，内阁与六部尤其是吏部或和或争，成为明代政治体系中的焦点。

成化(1465—1487)末，由于宪宗疏于对阁部人事选任的控制，内阁首辅万安联合佞幸李孜省操纵吏部尚书的任用，形成了吏部尚书近乎屈从于内阁首辅的政治局面。

孝宗即位后，面对这种有违内阁不得专制诸司的祖制的状况，开始进行人事层面的调整。

鉴于前任吏部尚书李裕屈服于万安，为保持吏部本有的独立性，明孝宗任用为人忠直、不惧权势的王恕为吏部尚书。史称“恕遇事敢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时为天下所重。

同时，以刘吉为内阁首辅，清洗其余阁臣。一方面，刘吉虽为首辅，但内阁中已无阁臣党同趋附，变相削弱了首辅的势力;另一方面，王恕声望日隆，为防止其势力过于膨胀，以善于谋算的刘吉牵制之。

由此，在孝宗的制衡之策下，吏部尚书的地位相较于成化(1465—1487)末有所恢复，阁部的势力相对平衡。当然，诚如清人蒋伊所言，“孝宗之刘吉、王恕，内外盘牙，互相角立，亦何尝不有殿上之争哉”。

在弘治(1488—1505)前期看似处于均势的阁部关系中，因对权力的争逐及为政理念的分歧，二者的纷争并未停歇。“恕有所行，吉辄从中沮之”，反之，“吉所陷寿州知州刘概及言官周纮、张昺、汤鼐、姜绾等，恕又抗章力救”，二者之争持续至弘治五年(1492)刘吉被孝宗“讽令致仕”。

随着刘吉、王恕的致仕，弘治(1488—1505)中期，“中官李广以左道被宠”，孝宗对于文官集团的态度较为疏离。

其复开传奉迁官之途径，实则变相剥夺了吏部的铨选权。此时孝宗亦未如初政时勤勉，以徐溥为首的阁臣屡次上疏规谏之，仍未能见实效，这又反映出孝宗对内阁的忽视。

简言之，这一时期内阁与吏部均受冷待，某种程度上亦可看作孝宗制衡阁部的另一种策略。到了弘治(1488—1505)后期，阁部共重是孝宗制衡二者的主要方式。

弘治十一年(1498)，徐溥致仕后，刘健为内阁首辅，谢迁、李东阳与其共同辅政。刘健“学问深粹，正色敢言”，谢迁“善持论”，李东阳才谋敏达、善于调护，他们致力于襄助孝宗正本清源，从而为孝宗所敬重，皆称其为“先生”，而不呼其名。

另，“内阁旧无赐蟒者”，弘治十六年(1503)，孝宗褒奖三人的尽心辅佐，“特赐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大红蟒衣各一袭。赐蟒自此始”。

在外部院中，弘治十四年(1501)马文升与刘大夏分任吏部、兵部尚书，马文升“有文武才，长于应变，朝端大议往往待之决”，“晚际孝皇，柄铨府倚毗甚隆”，刘大夏“所至有成绩，孝皇眷注”，二人均深受孝宗信任。

此外，都御史戴珊、刑部尚书闵珪等部院长官亦皆时望所重，可谓“得人甚盛”，一时“政事多所兴革，而士之沉抑者举用殆尽”。历经弘治(1488—1505)初年阁部相争、弘治(1488—1505)中期阁部皆受冷遇后，弘治(1488—1505)后期的阁部关系呈现出相对和谐的局面。

弘治十四年(1501)九月，“诏遣中官王端往武当设像修斋，大学士刘健、吏部尚书倪岳、兵部尚书马文升各疏谏，上遽止”。

在遏制崇道之势上，阁部之间的合作颇见成效。孝宗曾召对刘大夏、戴珊，询问其如何求得天下太平。刘大夏对曰:“但每事与内阁近臣讲议，必求其当而行之，久自太平。”孝宗则曰:“内阁近臣如大学士刘健，亦尽可与计事。”

刘大夏遵循祖制“内阁预机务”，以内阁为尊，其对内阁的态度亦是信任有加，阁部之间在治政方向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这既得益于阁部大臣皆为直内方外之人，彼此治政理念趋同，更有赖于孝宗对二者不偏不倚的制衡之术，使其对分外的权力未生僭越之心。

揆诸明孝宗在位18年之用人，除才先德后、制衡之策外，其用人观亦有他法。如不拘泥于资历。孝宗即位之初，企求贤才以资世用，大学生刘吉疏曰“果其人才望，可以超拔”，孝宗“是其言”。

随之，一批因言事切直而遭到谴斥者被起用。弘治二年(1489)，刘吉等因布政使、按察使“尤为一方军民安危休戚所系，况遇侍郎、都御史有缺，又多于此推选”，请“令两京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三品以上大臣”于相应官员内“不拘资格，各举所知一人”，孝宗从之。

再如以宽仁待选用之臣。明孝宗生性仁善，“优礼大臣，无大故未尝斥辱”，君臣关系颇为融洽和睦，这亦为朝臣建言献策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当然，明孝宗之用人亦存有弊端。比如其偏信外戚，沈禄就因其妻子为张皇后之姑而被擢为礼部右侍郎。

又如弘治(1488—1505)中期时，孝宗以宦官抑制文官，时宦官李荣与兵部尚书马文升一同阅兵于教场，“马欲与李并坐，往返言再三，荣竟不允”，可见此时孝宗对宦官之纵容。

不过，应当指出，这些弊端在弘治(1488—1505)后期有所匡正，且并未对朝政造成严重危害。就总体而言，明孝宗的用人观以重才与求衡为侧重点，切中明代中期佞幸当道、朝政紊乱、国力颓废的现实状况。

其从用人层面所进行的调整与改革作用明显，任用能才辅政使当时的政治秩序、国计民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补苴，地域制衡及阁部之间的制衡使明初以来高度集中的皇权得以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