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极个别的作家有类似曹植的经历：

一生以政治家自期，而且有条件参预朝政，最终却横遭猜忌，屡受冷遇，落得壮志难酬，抑郁苦闷的结局。

也只有极个别的作家能像曹植那样：天资聪慧，才思敏捷，以失败为成功的契机，奋笔疾书悲愤和忧郁，取得惊绝千古的文学业绩。

然而，曹植毕竟还有特殊的成败原因和人生轨迹，以及伴陪着他的个性特点和情感起伏所创作的文章与诗句。

曹植一生曾陪伴魏王曹操、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睿又三代君王，这个伴君的过程，实际是魏王室创业、建国的过程。

作为王室成员，他有幸目睹和经历了连年征战、以魏代汉、内忧外患等重大事件，亦坚信自己能够实现“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与杨德祖书》）的政治理想，但是，事与愿违，他的理想一次次地幻灭。这原因何在？

就在于他失宠于父，构怨于兄，见疑于侄，乃至于期间所暴露的政治幼稚、任性放纵、行为乖舛等等缺点。失宠于父：起初，曹植以“言出为论，下笔成章”的才能被其父曹操“特见宠爱”（《三国志·曹植传》），曹操曾先后选拔“德行堂堂”的邢禺页和“温厚廉让”的司马孚来担任曹植的家丞或文学掾，其意显然是为了曹植能在两位贤臣的影响下，真正成为继承和光大其父所创伟业的栋梁之材。

遗憾的是，曹植并不领会曹操的良苦用心，先是“疏简”邢禺页，后是“不合意”司马孚，逐渐暴露了他“负才凌物”和“礼贤不足”（《三国志·邢禺页传》《晋书·安平献王孚传》）的缺陷。

随之，曹植又做出一件件无法让曹操满意甚至于令曹操感到失望的事情。

其一，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七月，曹操东征孙权，曹植留守邺城，父对子言：“吾昔为屯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可不勉与”（《戒子植》）。

话中之意是要曹植效法乃翁，将留守邺城视作政治生涯的起点。

然而，曹植将此告戒束之高阁，期间依旧做着“觞酌凌波于前，箫笳发音于后”（《与吴季重书》）之类的荒唐事情，而在军国大事上却显示不出半点才华，这岂能不使曹操感到他碌碌无为。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植私开司马门，使曹操十分恼怒，接连颁下了两道命令，直言“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自临淄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曹植私开司马门下令》、《又下诸侯长史令》）。

不难发现，曹植任性而行的性格所引发的放肆的行为又一次损害了他在曹操心目中的形象，令曹操是何等的鄙视与失望。

其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八月，魏军败北襄阳，主将曹仁所率之师被蜀将关羽挥兵围困，曹操欲举用曹植为南中郎将，火速前去救援，结果，曹植竟然“醉不能受命”（《曹植传》）这势必让曹操觉得他徒有虚名，视军国大事为儿戏。

从此后，曹植失去了曹操的宠爱，再也没有或者说再也不可能得到曹操的重用；然而，失宠的原因还不仅仅局限于他曾经任性放纵，而更在于他始终以其兄曹丕为敌，网罗党羽，图谋夺嫡，其间所暗藏的萧墙之祸，值得曹操提防和忧虑。

构怨于兄：历代文人皆指责曹丕虐待曹植，或言其“以夺嫡为嫌”（陈衤乍明《采菽堂古诗选》），或言其“深怀猜忌”（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其实，在曹氏兄弟的骨肉相残中，曹丕有许多难言的苦衷。首先，曹植是曹丕地位的争夺者。

为得到魏国太子的冠冕，他的羽翼杨修和丁★，有时在曹操面前称颂曹植“天性仁孝，聪明智达，博学渊识，文章绝伦”谋”（《曹植传》注引《文士传》），有时在曹操面前状告曹丕“以车载废簏，内朝歌长吴质与（刘义庆《世说新语》）

而曹植在怂恿党羽褒己贬兄的同时，依旧与曹丕诗酒唱和，并写出“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公宴》）这种赞美手足之情的诗句，这样做的结果，逐渐使曹操产生了曹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世说新语》）的狐疑，更使曹丕谨慎地恪守起“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三国志·贾诩传》）的自固之术，并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击败曹植而成为魏国太子。

可以说，曹植争夺太子地位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孝不悌欺父凌兄的过程，假设容忍其继续，在魏国势必会重演袁本初、刘景升父子所演过的历史悲剧。

其次，曹植是曹丕政治的反对者。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十月，曹丕威逼汉献帝禅让，身为其弟的曹植却“闻魏氏代汉，发服悲哭”（《三国志·苏则传》），这番哀悼自然使曹丕恼怒，故其曰：“人心不同，当我登大位之时，天下有哭者”（《苏则传》注引《魏略》）。

其三，曹植是曹丕名誉的诋毁者。

曹丕在即位之初，也曾采取过某些缓和兄弟间矛盾的措施。

一是在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当曹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曹植传》而况植乎”）之后，曹丕不予治罪，并宽容地说：“植，朕之同母弟，朕于天下无所不容，（《改封曹植为安乡侯诏》）。

二是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曹丕将曹植加封为鄄城王，并加封曹植的二个儿子为乡公。

而在此期间，曹植一方面极力称颂曹丕建立了“皇父创迹于前，陛下光美于后”（《魏德论》）的业绩，并虚假地表达着“臣自知罪深责重，受恩无量”（《谢初封安乡侯表》）的感激之情；

另一方面，无情地挥动诋毁曹丕的如椽巨笔，所谓“君不我弃，谗人所为“（《当墙欲高行》），所谓“谗言三至，慈母不亲”（《乐府歌》），这些听起来仿佛痛彻肺腑的诗句，实质上或直率或含蓄地表露了他心中的不满和怨恨。

黄初四年（公元223年）六月，曹植被逼作《七步诗》，加之曹彰的暴卒，致使手足间的矛盾更加激化，随后，曹植创作了《赠白马王彪》、《高台多悲风》、《自戒令》等作品，笔墨之中，他更加明显地哭诉曹丕对其进行了种种的虐待；

总之，在曹植的笔下，魏文帝曹丕成了一位听信谗言、昏庸无能、鲜仁寡义、暴虐乖戾的昏君。尽管期间曹丕有过“东征，还过雍丘，幸植宫，增邑五百”（《曹植传》）这番主动消释前嫌的举动，然而，曹植的笔依旧不肯停歇；

于是，曹植要实现理想的希望也就变得越加渺茫，即使曹丕临终，也只召曹真、陈群、司马懿等人前来为曹睿又辅政，而不想起用这位所谓的“与国分形同气，忧患共之者”（《求自试表》）了。

见疑于侄：按理说，曹丕死后，往日仇隙已成为了过眼烟云；然而，其子曹睿又还是对曹植戒心重重，甚至将叔侄关系搞得比兄弟关系还要冷漠，竟然达到了“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曹植传》）的程度。这原因何在？

还在于曹植不断地干预朝政，并做了许多引起曹睿又疑心的事情。其一，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四月，天下讹传曹睿又暴卒，群臣欲迎立雍丘王曹植为帝，最后以曹睿又的还都结束了闹剧。

其二，曹植先后上呈《求自试表》和《陈审举表》，大谈其“名挂史笔，事列朝荣”的壮志，炫耀其“承教于武皇帝，伏见行师用兵之要，不必取孙、吴而暗与之合”的才能，一旦得志，难以控制。

其三，曹植先后作《求通亲亲表》和《求免取士息表》，公然反对朝廷禁止藩国兄弟通问的法令，抵制朝廷征调藩国士人子嗣以充军力的举措，使曹睿又有令难行。

总之，曹植不甘寂寞，绝不想真正做一个“心甘田野，性乐稼穑”（《乞田表》）的闲散文人。

可以说，曹植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对曹睿又的威胁，何况他还要屡屡上书请求辅政，并使得曹睿又跋前踬后，进退维谷，这样做的结果，只会使曹睿又心存猜忌，若加之以父辈间的仇隙，曹植要实现理想也就更加渺茫无期。

曹植在太和六年（公元232年）十一月发疾身亡。

魏国的三代君王，均和他血脉相连，给予他的却是理想的破灭与人生的苦难，这种失败真可谓惨绝人寰；而失败又造成了他文学上的成功，或者换句话说，曹植理想的破灭造就了曹植理想之外的成功，因为他只将文学视作是“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与杨德祖书》）的无用之物，他根本就不甘心作一位作家，一个文人，所谓“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赠丁★》）就是他内心坦率的表白；

然而，残酷的现实一次次地打破了他要成为周公和伊尹式的政治家的美梦，反而让他在自己从未看起过或者说从未重视过的文学领域里树起了一块历史的丰碑，他无意中完成了“骋我径寸翰，流藻传华芬”（《薤露篇》）的伟业，并以此宣告了他永恒的存在，其中的原委，很值得后世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