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开辟武装斗争新道路

南昌起义六天之后，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撤销了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

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会议，他着重指出：应重视农民问题和军事运动，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

“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派毛泽东、彭公达去长沙，领导改组湖南省委和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在改组后的省委会议上讨论秋收起义时，反复强调应以主要精力从事军事运动，以革命的武装力量消灭反革命的军队，用枪杆子夺取政权。

因此，起义应有一部分军队作骨干，选择在党的工作基础比较好的地区，发动群众，举行起义。湖南省委于8月30日制定了起义计划，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

9月初，毛泽东到安源、铜鼓多次召开湘赣边界地区党和军事负责人开会，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的指示，具体研究制定了秋收起义计划。将驻在修水、铜鼓、安源地区由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平江、浏阳工人义勇队，安源工人纠察队和矿警队，以及安源、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的部分农民自卫队，统一组织起来，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约5000余人；在以毛泽东为书记、卢德铭为总指挥、张子清为参谋长的前委领导下，于9月11 日开始起义，先后占领了醴陵、浏阳等地，原定夺取省会长沙。

这时，敌人大受震动，调集兵力向起义军进行反扑。由于敌强我弱，我军虽然政治素质好，但没有打过仗的部队作骨干，加上兵力分散，故在战斗中失利。在这种不利形势下，毛泽东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审时度势，果断命令各路起义军向浏阳县的文家市集中。

9月19日，前委在文家市开会，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向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进军，把向城市进攻改向山区衣村发展。这是从起义后不到10天的战争实践中得到的正确认识。

当初，毛泽东是按照省委的计划、中央的意图行事的，况且有俄国十月革命从城市起义取得胜利的成功经验，也就是从城市引向乡村，取得全国政权。可是，秋收起义沿着这条道路行不通，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改变初衷，开始选择农村革命道路。这是毛泽东伟大的革命胆略，是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正确选择。

9月23日，卢德铭在芦溪山口岩反击战斗中壮烈牺牲。卢是四川宜宾人，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在叶挺的独立团任连长、营长、团参谋长。1927年6月，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是我军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员，牺牲时年仅22岁。

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于10月下旬到达井冈山地区，对原先在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的地方武装“绿林豪杰”部队，派何长工去做思想政治工作，对其实行团结、改造的方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将袁、王部改编为革命军队。把地方“绿林军”改造成为革命的武装力量，这是毛泽东的首创范例。

毛泽东从参加“八·七”会议到与朱德会合以前，组织领导了秋收暴动。在三湾改编秋收暴动的军队时，将部队缩编为一个团(两个营七个连，另设军官队、卫生队),人员虽不足1000人，但终于把这支出身成分好的革命军队保存了下来。这支部队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开始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三湾改编，确立了共产党对革命军队的领导制度。即：党支部建立在连(队)上，各级设立党代表和党委领导制度，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示，不允许共产党以外的其他党派到革命军队里建立组织和进行活动。

实行民主.废除官长打骂士兵的制度，官兵在政治上平等。这些，就是后来党对红军对领导的主要内容。这是毛泽东贯彻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建军、党指挥枪原则的伟大创举，为人民军队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和作出了卓越贡献。

毛泽东大力发展以工农为骨干的革命军队，积极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建立地方共产党的组织，创立工农兵政府，同朱德共同在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毛泽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作出的无与伦比的开创性的伟大贡献。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与工农相结合、由共产党绝对领导的革命军队，就没有党领导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武装斗争新道路。这也是谁都否定不了的历史。

井 冈 山 时 期 形 成 红 军 参 谋 工 作 的 雏 型

1928年4月，朱德、陈毅和王尔琢等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湖南农民军经耒阳、郴县抵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共同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师，不久又缩编为两个师，辖六个团和一个教导大队，大大加强了井冈山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

5月上旬至6月下旬，朱、毛等指挥第四军和赤卫队连续取得了五斗江、草市坳和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江西敌人的多次“进剿”,使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全部及吉安、安福、遂川、酃县等各一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6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工农革命第四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1929年1月，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开展游击战争，在当地党、革命武装和工农群众积极支援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先后打破湘赣两省敌军的三次“会剿”和赣闽粤三省敌军的两次“会剿”,消灭敌1.2万余人，创建了地域广阔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并在战斗中大大丰富了我军的作战经验，壮大了我军的力量，为以后进一步开展军事斗争，实现从以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并进而为形成中央苏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井冈山时期，是我军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初创阶段，也是我军参谋工作筚路蓝缕的草创时期。当时，红军由于征战频繁，条件艰苦，还未能全面完善司令部机构，系统开展参谋工作。那时的红四军司令部组成比较简单，其编制序列如下：

参谋处——负责作战、训练、组编红军队伍、草拟番号。没有几个参谋。当时，红军的武器装备比较简单，只是步枪、机关枪、少量迫击炮，工作较为单纯。

副官处——负责保障军部的生活给养、行政管理事务等。

交通队——负责通信联络工作。当时没有无线电台，主要靠骑马、步行和少量的有线电话传递信息。

特务队——负责对敌情、地形、居民情况的侦察工作。

工兵队——负责架设浮(舟)桥、爆破、伪装、筑路等工作。

司令部下属机构的党组织，按伙食单位或队建立党支部，支部以上成立总支委员会.由若干支部组成。

各级参谋机关的党组织，由各级政治机关领导，属于政治工作范畴。

由于战斗紧张，环境艰苦、在整个井冈山时期，司令部经常处于第一线位置。许多同志身先士卒，担负着作战联络等多项工作，有的还在战斗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28年8月，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在江西崇义追击反水(叛变)部队时英勇牺牲，这给我军参谋工作带来了重大损失。

王尔琢是红军时代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参谋长，牺牲时年仅25岁。他的牺牲，使红四军同志们深感痛惜。当时在王尔琢部下任第二十八团二营营长的肖克评价说，王尔琢忠诚、勇敢，他临阵沉着，指挥灵活，是红四军杰出的参谋干才，也是朱德军长军事上的得力助手。

毛泽东在王尔琢牺牲的第二天红四军举行的追悼会上还亲笔题写挽联：

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毛泽东的挽联，体现了红四军全体指战员对王尔琢的悼念与哀思之情。王尔琢牺牲后，由三十团团长朱云卿接任红四军参谋长。

王尔琢参谋长的牺牲也说明，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我军司令部建设还不健全、人员不多，分工不细，各种军事行动均由首长亲自筹划、决策，首长既是军事行动的谋划和决策者，有时还得亲自实施。

井冈山时期军事工作的这一特点，是由当时的情势决定的。

首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结果，因此，党和红四军的各级领导都不能不把军事工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要位置。

毛泽东指出：“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边界斗争的这种紧张情势势必要求首长亲自研究战略战术，指挥军事行动，促使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

其次，井冈山斗争是以中心区域为基础的游击战争，不间断的游动、转移、作战，使部队的军事行动各步骤经常处于同一时间，容不得上下征询，从容策划，首长必须明察秋毫，趋利避害，当机立断。

井冈山时期复杂、紧张的军事斗争形势，使朱德、毛泽东两位红四军最高军政首长充分显示了他们杰出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指挥才能。毛泽东是中国工农红军的缔造者，也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缔造者。他在创立和制定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中，总结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为井冈山地区乃至全国各地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军事问题、土地问题、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确立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原则和政策。他在领导红四军过程中，还十分注重把我军建设成新型的人民军队。

三湾改编后，毛泽东根据井冈山斗争的需要，提出红军要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大任务，并为红军制订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1929年12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即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系统总结了红军诞生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确立了无产阶级的建军原则。

决议还确定了“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领导之下，平行的执行工作”。“凡给养、卫生、行军、作战、宿营等项，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之指挥，凡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之指挥。”

因为古田会议以前，红军的参谋工作基本上是沿袭旧军队的一些做法，对党在红军中的工作机关-—政治部，重视不够，搞不清楚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

甚至认为司令部要比政治部高一截，“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不大了解红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古田会议不仅纠正了当时红四军中广泛存在的这些单纯的军事观点，而且也为以后红军的司令部工作指明了方向。在井冈山斗争的初期，毛泽东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和政策，同时也和朱德一道，亲自指挥部队行军作战，共同创造了一套具有中国革命战争特色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

朱德既是我军的缔造者，也是杰出的军事家。在红军初创时期，他作为红四军军长，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深谙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因而在指挥作战方面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也发挥了主要作用。他指挥战斗，善于声东击西，避实就虚。

1928年5月中旬，敌军第二十七师和第七、第九师共五个团，对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进剿”。

敌第二十七师师部率领第七十九团和第二十七团一个营进占永新城，主力近四个团南渡禾水河，企图由龙源口进攻宁冈。

这时，朱德率领第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一个营位于永新城西小西江地区。他在得悉敌军主力已南渡禾水河，永新兵力比较空虚的情况后，毅然决定以第四军主力由小西江地区东进，沿禾水河北岸大道奔袭永新城，首歼敌七十九团，再歼敌第二十七师师部和第二十七团一个营，击伤敌师长杨如轩，迫使龙源口敌四个团仓皇向吉安撤退，胜利击破了敌人的第三次“进剿”。

这次战斗，成为后来我军战史上成功运用袭击战术的典型范例。朱德长期搞军事.曾在云南护国战争中成功运用游击战术对付土匪。

肖克说，朱德在苏联学习时，就研究过游击战争，提出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作战原则。朱德的军事作战经验极为丰富。

聂荣臻元帅撰文和原红四军经理处长范树德接受本人采访时都谈到，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就是朱德和毛泽东在军事斗争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朱德在世时，有人曾问他：“毛泽东和你究竟谁提出十六字诀?”

朱德回答说：“只要对革命有利，谁提出都一样。”从这里可以看出朱德崇高谦逊的美德。

十六字诀的根本就是，从敌强我弱的特点出发，充分发挥游击战术的长处，趋利避害，灵活机动，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它包含了战争过程中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两个阶段，适用于游击战争的全过程，也是形成红军全部作战原则的基础。十六字诀的提出，是对我军战略战术理论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