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儒

几十年的风雨路，她和陈正人②患难与共、生死相依地走过来了。如今，满头银丝的她， 一提及往事，总对着他的黑框挂像，久久地、深深地注视着。

彭儒与先后担任湘赣边界妇女运动委员会负责人的宜章籍女红军吴仲廉、曾志，被誉为井冈山妇女运动的“三杰”。

①彭儒(1913年一 )湖南宜章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随朱德部队上井冈山。1930年转为中共党员，历任赣西南特委、永吉泰特委.妇委书记、苏区中央局妇委委员兼秘书等职。解放后，任江西省总工会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员等职。

②陈正人——历任遂川县委书记，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特委常委、秘书长。解放后，曾任中共江西省省委书记。1972年病逝。

我是湖南宜章县迎春乡矿石彭家人。1926年在衡阳第三女子师范读书，1927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时我14岁。

1928年初，我参加了湘南暴动。暴动后，红军和我们地方上的许多同志一起，组织了宣传队，三五人一组，分散到鹧鸪坪、大黄家等地做宣传，组织和恢复农会，成立农民自卫武装。

记得有一次，我们到李家发动群众起来革命，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把群众的房子和地主的房子一起放火烧了，群众很不满，说：“人要屋，鸟要窝，你们凭什么把房子烧掉 ! ”

而当时湘南特委某些执行“左”倾路线的人却说：“站在高山上看，哪里的火焰冒得多，房子烧得多，哪里的革命就搞得好。”他们提出一些极“左”的口号，如“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的人!”

由于敌人从湘粤两面夹击，加上部分群众的丧失，我们无法在宜章站住脚跟，只有撤走。我和二哥彭琦、二嫂吴仲廉等一起参加了红军。在朱德、陈毅同志的领导下，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挺进。

我们29团终于在4月底到达宁冈的砻市，与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这年7月，我们29团因受湖南省委某些人的影响，冒进湖南，攻打郴州，这一仗打败了。我心里好难过，因为我们团的许多同志被土匪胡风章打散；我的叔伯哥哥彭晒、姐姐彭堃、彭娟也在来水桥上被冲散。后来才知道，他们都牺牲了。特别是彭娟、杨佩兰在郴州战斗中被俘，解回宜章，被土豪劣绅游街示众，凌辱而死。

编者查注：

彭堃：彭家女将中的大姐，1926年在第三女子师范入党，湘南起义时与龚楚结婚。上井冈山后从事政治工作，1928年冬到湘南特委工作时，在汝城两水口战斗中被捕牺牲。

郴州那一仗失败后，毛泽东同志迅速带领31团从井冈山赶来接应我们。在回师井冈山途中攻占了遂川。我和周礼、刘琛(后脱离革命)等被派到遂川县委搞宜传工作。在这里，我认识了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

正人是遂川人。1928年1月23日，毛泽东同志到遂川了解县苏维埃政府的筹建工作。正人同志详细地作了汇报，毛泽东同志指出，建立苏维埃政权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宣传我们的政治主张，让群众知道苏维埃政府是干什么的，是为谁办事的。

正人连夜起草了《施政大纲》。毛泽东同志认为内容可以，只是有些条文不够通俗，最好使用群众的语言。

在正人请求下，他拿起笔，从头看起。把草案上原来写的“废除债务”,改成“借了土豪的钱不要还”;把“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改成“讨老婆不要钱”;把“反对虐待儿童”改成“反对大人打小孩”。

经过修改的《施政大纲》 一看就懂。就是不识字的人，听人家念一遍，也完全能明白。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

2月，正人随毛泽东同志上了井冈山，并为边界党的筑一领导做了很多工作。

1928年秋，我们29团回到井冈山，陈毅同志照顾我年龄小，把我从部队调到地方，留在湘赣边界特委做妇女工作。

10月14日，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茅坪的步云山召开。通过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等决议，谭震林当选为渊赣特委书记，陈正人当选为副书记。

此后，我和正人见面的机会多了。 一天，突然收到他的一封来信，信是用毛笔工工正正地写在一张粉红礼札纸上的。信中表达了他对我的感情。因为用的是文言文，我看不太懂，就去找贺子珍和吴仲廉商量。她们都很赞成，说正人年轻、干练，工作能力很强，作风朴实，立场坚定。

吴仲廉拿出一副大姐的样子说：“这个人很不错，人家写信你不回，人家来你又跑掉，这怎么行呢?你回他一封信吧。”

“这种信怎么写呀?”我不好意思地说。

贺子珍也在旁边笑着极力赞成。仲廉帮我起草了回信。就这样，经过一段接触，我和正人在井冈山的茨坪结婚。

我们结婚时，既没有房子，也没有床和被子，暂借了傅穆姐姐的房间，更谈不上穿什么新衣服了。婚后，我仍然和康克清同志住在一起。我也没好意思把这事告诉她。

过了两天，正人去找我，克清觉得奇怪，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正人高兴地告诉她：“我们不久前已经结婚了。”

克清装着生气的样子，轻轻地打了我一下，说： “你这个小鬼，这么大的事也不告诉我一声。”说得我的脸都红了。

过后，遂川县委的同志知道我们连被子也没有，就想办法送来一条印花布的薄棉被。前方的红军回到山上，闹着要吃喜酒。我们请县委的同志帮忙买了一只大母鸡和几斤猪肉，满满煮了两脸盆，又搞了些米酒，架起木板当桌子。

来吃喜酒的有陈毅、宋任穷、杨至成等同志，还有我的哥哥嫂子。他们打起仗来勇敢冲锋，吃起喜酒也不示弱，你一筷我一筷地抢着，大家热热闹闹庆贺了一番。

当年井冈山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除自己吃用外，剩下的就不多了。我们红军上山后很快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宁愿自己苦一点，也不让红军饿着冻着。

毛泽东同志没有把事情看得那么简单，他认为，军队要尽可能地减少人民群众的负担，不然时间一长，会使军队脱离群众。

因此，他规定，无论官兵，每人每天只有5分钱菜金，有时连5分钱也保证不了。山上的南瓜最多最贱，南瓜汤就几乎成为每顿饭必不可少的菜。

我们在茨坪住时，不时去看毛泽东、贺子珍同志。毛泽东同志端着碗和我们吃着一样的饭菜，不过他爱吃点辣椒，说这样口味好，能多吃一点饭。

到了冬天，山高风大，寒冷刺骨，还时常雨雪交加。许多战士没有棉衣，穿着旧单衣、夹衣，有的连草鞋也没有，打着赤脚。可盖的东西也很少，每人只有一床军毯或夹被，很难抗得往严冬寒气。大家便在地上铺一层稻草；有的同志干脆把稻草塞在夹被里，说这叫“金丝被”,当时有一首歌这样唱道：

“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那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等到天冷得连盖着“金丝被”也冻得睡不着时，我们在屋子中间烧一堆小火，围火而眠。毛泽东同志则经常围一床毯子，用一根带子扎着当斗篷取暖。

1929年1月，在宁冈柏露村召开的柏露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到赣南闽西开辟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由红五军、王佐部队和湘赣边界特委留守井冈山。正人和我都留下了。

1月13日，湘粤赣三省的敌军分三路进攻永新、宁冈、遂川、鄢县。我们坚守井冈山的红军还不到一千人。经过7天7夜浴血奋战，终因敌强我弱，众寡悬殊和叛徒的带路，井冈山失守了。

战斗中我和正人都在前线。他领着部队守着哨口，我领着妇女宣传队和担架队在战壕里，不断向敌军士兵喊话。敌人的机枪疯狂地扫射着，炮弹不时在周围爆炸，掀起一阵阵砂石。眼看着自己的同志一个个倒在血泊中，心里充满对敌人的仇恨。

部队伤亡越来越大，终于不得不在一天下午撤退。在山脚的一个小村边，我遇到正人，他正紧张地指挥群众坚壁清野和撤退。在凛冽的寒风中，他穿着绽开了棉花的破棉袄，脸被硝烟熏黑了，嗓子也喊哑了。什么也顾不上说，我们就一起组织群众和部队撤退，大家都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

井冈山失守后，敌人天天来“清剿”,白色恐怖笼罩着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有一百多名重伤员来不及撤走，都被敌人用机枪扫死。

湘赣特委只剩下副书记正人和王佐农还有我留在山上。为了防备敢人搜山，我们搬到一个山棚。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通风报信，瞭望放哨，夜里给我们送饭送水。

正人的意见是赶快找到地方党组织，收容部队坚持斗争。

王佐农提出回老家遂川去找地下党组织， 一天夜里，他和我们分手下山去了。几天后，我们找到一个年轻向导，带路去荆竹山找地方党组织。

那年冬天出奇地冷，连下了40天大雪，厚厚的积雪把山路都封死了，很难辨认方向。我们拄着竹棍，躲开敌人的哨口，在雪地里缓慢艰难地走着，当时我怀着第一个孩子。

多亏了这位青年农民带路，我们硬是在白雪覆盖的荒山里找到荆竹山的乡长和党支部书记。书记叫刘苗，也是遂川人。

他高兴地拉着正人的手说：“老陈，真没想到你们还在山上!这下好了，我们还可以和敌人斗下去。”

随后，他把我们领到一个老太太家里。老太太把自己一小缸豆子，都炒给我们吃了。还找出珍藏的一点盐，泡成盐开水让我们喝。已经好久没吃到盐了，端着这碗盐水我却半天喝不下去，井冈山人民也在严寒和饥饿中，他们对革命的全力支援是我们至今也难以忘怀的。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收容打散的部队，恢复了游击队。

当时，最严重的问题是没有吃的。敌人天天搜山，到处烧杀。

大井被烧了4次，下井被烧了13次。有一次，从废墟里挖出一些烧焦的谷粒，我们高兴得不得了，捡回来，用手搓出米心，和着挖来的野菜、竹笋，熬些汤喝。 一连20多天，我们的游击队全靠这些东西勉强充饥。更难受的是没有盐吃，人人腿软，心里发慌。我怀着孩子，身体虚弱，有时不得不躺下歇一会，再起来缝补，挖野菜。

白天正人带着游击队跟敌人在山上周旋，不断骚扰打击敌人，坚持斗争。夜里，我们用杉树皮当垫被，盖着一条破了10几个洞的棉花套，冻得整夜难以入睡。正人一直乐观地鼓励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正人带着游击队在井冈山坚持斗争的消息，传到当时宁冈中心县委书记兼游击队长何长工那里，他派人上山找到我们。

我们非常兴奋，当即下山，在宁冈一个老表家里见到何长工同志。正好刚过完年，群众热情地拿出猪肉、年糕、米酒，我们这些饿了个把月的人，终于吃上了一顿饱饭。平时不喝酒的正人，也高高兴兴喝了几杯。

我们在宁冈的小冈区，找到了湘赣特委的刘天千、朱昌谐等人，恢复了特委工作。小冈区很快就打土豪分田地热热闹闹地干起来。红军由百余人扩大到1500多人，革命根据地的形势又恢复到主力红军在时的局面，发展成“中央苏区的一翼”。

1929年秋，正人送我到永新大湾生孩子，住在大湾村共产党员秋古子(后牺牲)家里。

第一次做父母的激动和喜悦是难忘的。当时我们什么都找不到，连被褥也没有，只垫了些稻草。生下孩子才吃到一只鸡蛋。孩子生下3天就送给附近田溪村一个老表抚养。

正人忙于井冈山各县和湘赣特委的工作，根本顾不上这孩子的出生。直到快满月时，他才从安福赶来找我。我们一起去看孩子，他抱着孩子不住地哄着亲着。

虽然我们都很疼爱这个孩子，但为了工作，还是把孩子送给老表。临走时，地方党的同志每人凑几角钱，换了两块“袁大头”专送给老表，老表给孩子做了满月酒，我们一口也吃不下去……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孩子。解放后听说他6岁那年生病，因没钱医治，死了。

离开永新，我和正人回到安福中心县委，我在县委做妇女工作。1930年6月2日，由彰国染介绍，我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1930年上半年，向赣南、闽西进军的红军取得很大胜利，形成拥有20个县，250万人口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主力红军这时也发展到4万人左右。

这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立三路线提出进攻中心城市，命令一三军团分别进攻南昌和武汉，当时担任总前委书记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毛泽东同志，坚持从实际出发，说服一军团的部分干部，放弃了打南昌的错误主张。

接着又说服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周以栗，后来又通过以栗同志在袁州会议上说服了三军团的同志，不去打长沙。把一三军团的力量合并起来去攻打孤立无援的吉安。

攻打吉安时，我在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做妇女工作。附近几个县的群众情绪热烈，积极配合红军攻城。我们组织了许多民兵和自卫队员运送弹药，抢救伤员。

10月4日，我随民兵一起冲进吉安城。红军打下吉安，使附近各县根据地连成一片，群众在热烈的气氛中纷纷建立苏维埃政权。

我在吉安见到正人，他兴奋告诉我：“毛泽东同志‘诱敌深入’的方针终于战胜了盲动主义的方针，攻打中心城市的错误主张被说服了!”

原来，红军攻下吉安后，毛泽东同志下达向袁水流域推进的命令，红军到达新余罗坊时，从收集到的大量情报中得知，国民党正调兵遣将，准备向我中央苏区进攻。

而这时，部队中的立三路线执行者却仍然坚持攻打南昌。

毛泽东同志决定在罗坊召开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会议开了10多天，争论得非常激烈。袁国平、李文林等同志拍着桌子说：“不攻打南昌、长沙，会师武汉，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断送中国革命!”

周以栗、罗荣桓、曾山和正人等同志都站出来和他们争论；支持毛泽东同志符合实际的正确主张。

经过争议，会议于10月20日通过《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一决议，接受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发布了第一次反“围剿”动员令。

罗坊会议结束后，我们召开各种大会小会，向群众宣传‘诱敌深入，坚壁清野’的战略方针，动员群众参军支前，展开反围剿斗争。

1931年春至1932年3月，我被调到江西省委任妇委委员。

黄长娇也是妇委委员，正人任省委组织部长，代理省委书记(因李富春同志当时未到任)。这年秋天，蔡畅同志来兴国任江西省妇委书记。

一天，正人开完会很晚才回来，连饭也没有吃就躺下了。

“是不是太累了?”我端上一碗开水。

隔了好一阵，他才告诉我：“听说母亲被敌人杀害了，老人家死得很惨。”

正人对他母亲张老太太的感情是很深的，母亲始终支持儿子闹革命。因为正人，母亲和家里人跟着吃了不少苦， 一家人东躲西藏，甚至沿街乞讨。正人成了井冈山一带有名的共产党人，敌人到处张贴布告缉拿他，出黄金买他的头，最后把他母亲捉起来，逼她劝儿子投降。

老太太坚贞不屈，咒骂敌人不得好死。敌人把家里的房子烧掉，她不屈服，又极其残酷地割掉她的乳房，她被冷水喷醒后仍然痛骂：

“我儿子早晚会回来砍你们的头!”

疯狂的反动派竟用梭镖在她身上刺了28下，最后剖开她的肚子，逼迫当地群众去看。三四天后，家里人和老表们偷偷地掩埋了老人家的遗体。

在昏暗的油灯下，正人紧紧地咬着牙，两行泪珠夺眶而出。我抑制不住悲痛，失声痛哭起来。

“不要难过了。”正人倒先安慰起我来， “谁没有父母兄妹，谁没有妻子儿女，我们革命就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儿女不再这样失去父母，妻子不再这样失去丈夫，都能过上好日子!”

“母亲是个好母亲，虽然不懂得更多的革命道理，但她相信我们做的事是对的，我们要永远记住她。”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开幕了。正人是大会常务主席之一，并被选为中央政府委员。

我在大会秘书处工作，和曾碧漪在一起。会议期间，我们还见到在中央工作的周月林、康克清、贺子珍、钱希钧。

当时瑞金有个照相馆替大会照相，也为我们几个女同志照了一张。解放后，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发现了这张在瑞金叶坪村照的相片。

彭儒（前右）

1931年春，在于都召开了苏区中共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江西省委，正人任省委书记，同年11月，在兴国召开的江西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曾山同志当选为省苏主席，正人为副主席兼党团书记。

繁重的工作，艰苦的斗争使他患肺病的身体更衰弱了。1932年5月，他由江西转赴福建汀州市疗养。那时，傅连障同志的汀州福音医院还可以利用教会关系搞到一点药。正人和周以栗同住在一所靠山的房子里。我这时已调汀州任市委组织部长，后又任代理市委书记。

不久，受到王明路线打击和排挤的毛泽东同志也来到这里，和他俩住在一起。我几次去看正人，都碰上他们坐在堆满报纸、书籍的桌旁，谈论形势。毛主席时常风趣地和我们开玩笑，或让我讲一讲群众工作和妇女工作情况。

1931年夏天，组织上派我到江西苏区中央党校学习3个月。校长毛泽东，副校长董必武，教导主任陈潭秋，当时徐特立、董必武、杨尚昆、李伯钊都是我们的教员，李伯钊教唱歌。

参加这期学习的女学员还有李贞、贺恰、陈碧英、邱惠玉。

学习结束后，我被调到苏区中央局妇委任妇委委员兼秘书。李坚真同志是中央妇女部长。机关设在瑞金叶坪附近一个有天井的老式房子里。邓颖超同志在妇女部隔壁的白区工作部工作。她鼓励我们要好好工作和学习。

秋天，中央组织局负责同志找我谈话，让我当下肖区的扩红突击队长。我开始有点胆怯，怕完不成任务。下去后经过大家共同努力，结果超额完成任务，奖给我一顶带红边的八角帽。

1933年春夏，中央苏区错误地开展了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斗争。正人也因为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受到打击。他的职务被撤销，休养费停发，《青年实话》点名要他发表声明作检查。

他愤愤地对我说：“他们不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外要搞‘御敌于国门之外’,对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这样打击”,“撤我的职，停发休养费，开除党籍都可以，但白区损失完了，还要把苏区也搞光，太叫人痛心了。”

在那一段时间里，中央组织局负责人几次逼迫正人写申明书和检查，正人都不肯。只是由于吐血，卧床不起，才免于挨斗。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压力下，尽管他病得很重，我都不敢随便请假去看他。有一回，还是约了李贞、刘素珠同志和我一起去的。

因为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历时一年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使得局势一天天严重起来。

1934年10月，我在江西长胜县当宣传部长，中央局派了交通通知我马上返回瑞金，随部队行动。我赶回瑞金，只见许多人在忙忙碌碌收拾东西。吴仲廉告诉我，赶快收拾行李，红军要转移了。我很想在临走前去看看正在10几里处养病的正人，但已经没有时间了。

红军出发前几天，没有任何人通知正在养病的正人同志，他和周以栗同志看到有的医院在转移伤员，所有的战士回来说，红军要远征了。估计形势可能很严重了，便商量，向中央要求随军远征。

在红军出发前二三天，他俩到了中央局，值班那里得到的回答是：“你们不能随军队走”,“没什么可多说的”。

正人听说我随部队走，就要求组织上把我留在附近工作，组织局负责人答复：“不行，走的都是经过挑选的好同志。”

正人心情沉痛极了，他失望地离开中央组织局。

10月16日夜晚，秋风萧瑟。9万红军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眼看着大部队踏上征途，正人和许多受打击排挤的同志心里象灌了铅一样沉重。

队伍出发两天后，因为过河受了凉，我开始打摆子发高烧。董必武同志来看我，见我病得不轻，就劝我留下：“彭儒，你回去吧，回去可以找到党组织。苏区中央分局项英、陈毅同志还在嘛，再说正人同志也留在苏区。”

就这样，我被老表们用担架抬回宁都附近，我到中央分局，见到陈潭秋同志。正人是以后才知道我因病回来的。

我的病好了以后，被分在宁都县委任宣传部长。红军主力走后不久，中央分局通知正人和周以栗，说情况已十分严重，你们不能留在苏区治病，必须立即化装潜往白区。

他俩要求见项英同志，但项英不见。陈毅同志劝慰他们还是服从中央分局的决定，转移到白区去养病。

正人同志希望能给一个白区的党组织关系，陈毅同志摇摇头，难过地说：“白区党损失很严重，已经没有什么关系可以介绍了，养病期间没有党的关系是可以的。”

最后陈毅同志说，万不得已，到白区可找他的哥哥和朋友，他们是同情革命的。

谈话后的一两天，陈毅同志派了一个排的部队护送我们去白区。中央分局还分别给了正人和周以栗同志400元休养费，给我150元。我化装为护士随行。不料途中遭遇敌人，周以栗同志在突围中不幸牺牲，我们渡过小溪退回苏区。

1935年2月间，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也决定向外突围。中央分局再次决定正人和我随独立三团活动，相机转移到白区去治病。我们随团政委张凯同志带领的一个营行动。

1935年2月，苏区中央分局决定彭儒随陈正人突破封锁线去白区治病，先在广州、番禺，1936年回到碕石家乡。在碕石村群众帮助、掩护下，原任江西苏区主要负责人的陈正人化名胡思义，夫妇俩边教书，边治病，秘密宣传革命。直到1937年春，周礼从延安写信回碕石后，陈正人、彭儒才分路辗转南京、西安，历尽艰难先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经过艰苦周折，直到1937年五六月间，正人和我才先后来到延安，回到母亲的怀抱。

我们在延安见到毛泽东同志，他看到我们都还活着，非常高兴。

正人同志向他讲述了主力红军转移后中央苏区的情况，以及我们是怎样冲出重围来到延安的。

毛泽东同志给了我们很大安慰和鼓励。他说：“你们这些留在苏区的同志能冲破艰险，战胜敌人，来到延安，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许许多多优秀的同志都牺牲了，但是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它的党员，它的干部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

这时候，抗日战争已揭开序幕，我和正人同志以更大的热忱投身到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去。

此文由陈洪生、朱征根据彭儒1987年回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