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的一切，对长期在大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她来说，是那么新鲜、那么富有生气。

她与贺子珍、贺怡是当年苏区引人注目的三妯娌 。

1931年夏末，我和毛泽民前后来到闽粤赣军区——白沙，秋天到江西瑞金工作。这以前我们在上海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工作，毛泽民任经理，我做发行工作兼中央地下交通。1926年底我们结成了革命伴侣。

我到白沙的时候，军区司令员是肖劲光，毛泽民在经理部(现在的后勤部)任部长，王观澜在政治部任宣传科长，李伯钊、危拱之任干事。有她们这两个文艺专才，这里的文化宣传工作搞得很活泼，常常有演说、文艺节目，如海军舞、快板书、活报剧等。

我到后，军区司令部召开了几个会议，让我讲讲白区的情况。我讲了在上海的所见所闻，特别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五卅运动、“四·一二”事变、听的人很多，据反映，效果还不错。

①钱希钧(1905年—— )浙江省诸暨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到中央苏区，任中央政府机关党支部书记、《红色中华报》发行科长。1934年参加长征。解放后，任轻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第三、四、五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不久，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决定撤销闽粤赣军区，我们奉命调往瑞金叶坪工作。

我们在汀州住了一个星期后去叶坪。正好十二军军长谭震林也去叶坪向主席、朱总汇报工作，我们便一起出发。

下午三四点钟到了叶坪，首先找毛委员(称他为主席，是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后)。

在路上我就想，大哥是红军的政委，指挥千军万马，大嫂贺子珍听说能文能武，第一次见面该说些什么才好呢。

主席见到我们非常高兴， “你们来了，很好，很好。”他一边叫警卫员泡茶， 一边请谭震林、毛泽民和我坐下，并对我说： “你去见见子珍。”警卫员沏完茶，便领我去见子珍。

后来我听说，他们先谈汀州的战况，后让泽民谈上海、香港的情况 。

子珍乐呵呵地拉着我的手，让我坐在床沿上，谈上海，谈苏区、叙家常，亲热得不得了。泽民也过来和子珍见了面，泽民话少，问候了几句后便离开了。我和子珍又拉起家常，直到警卫员催我们去吃晚饭。

主席留下谭震林，还专门请来朱总司令。主席请我们吃的是酸菜、南瓜汤，加炒了一个鸡蛋。酸菜里放了辣子，我吃不惯。可主席、朱总、谭震林同志吃得很香。

泽民说： “我是爱吃辣子的，可好长时间没有吃了，我的胃不好，希均不让吃。”

主席说： “少吃点，没关系。”

当天晚上，主席和子珍留我们住下，给我们临时找来一张行军床，他们自己睡的是木板床。

泽民以前告诉我，大哥和他的关系较好，说泽民老实、肯干，不爱多说。父母相继去世后，大哥和泽覃弟弟在长沙读书，家里的事都是泽民料理，对他俩的帮助支持很大。

在苏区几年的共同生活中，我发现主席对泽民的感情，确实不一样。

晚上主席去开会，很晚才提着马灯回来。我们一直等着他，想把岸英、岸青、岸龙三个孩子的事情说说。

泽民很喜欢这三个孩子，杨开慧牺牲后，他派人把孩子从湖南接到上海，送进我们党办的大同稚幼园，临走前还专门约人把孩子们带到法国公园见上一面。

我们告诉三个孩子，这次要出远门，很久不能看他们，要他们听老师、阿姨的话，让岸英照顾好弟弟。岸英很懂事，问我们能不能见到爸爸，他要去找爸爸，为妈妈报仇。并要我们转告爸爸，他会好好照看弟弟，请爸爸放心。

大约夜里十二点，我们才与主席说上话。泽民把三个孩子的情况简单地说了一下，最后说：“把三个孩子放在上海很不放心，我很想有机会把他们送到苏联去。”

主席说，娃子的事，组织去管，我们也管不过来。让我们早点休息，说完他又去忙了。子珍告诉我，他经常是半夜三四点睡觉，早上很晚才起床。子珍总是陪着他到凌晨，帮他抄写东西或准备烟茶。

第二天早上，主席问我们：“睡得好吗?不如上海住机关好吧?”

我说：“还是这里好，不用担惊受怕。”

晚上一起吃饭，主席听说我是张秋人的妹妹，又得知秋人牺性了，很惋惜地说；秋人同志我熟悉，1923年他到湖南，我们见了面，安排他在衡阳三师教英语，做学生运动。后来他又到广州，接沈雁冰编《政治周报》,还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是个好同志，好党员，可惜牺牲太早了。

秋人是1928年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在杭州被捕牺牲的。此时主席对秋人之死，不胜惋惜，也使我更加怀念秋人。我生下满月后就按江浙当时的 建习惯抱到张家给秋人当童养媳。

秋人懂事后，坚决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但把我当成亲妹妹。 “五 ·四”运动后，他到上海参加了革命，1922年春，他送我进了上海我党办的平民女校学习。我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这以后，我们几乎天天见面。叶坪就那么一点地方，整个村子不过几百米长，我们住的地方相距很近，又都在一个伙房吃饭。

主席和子珍、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古柏和曾碧漪住在一座房子里。我和子珍常常走动，后来主席受到批判、排挤，接近他的人少了，我们来往更密切。

我发现主席在受到王明路线排挤，被撤销红军总政委等职务后，因为前方战事一再受挫，自己的主张得不到贯彻，心情和脾气都不好，常常焦虑不安，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会昌战役时，子珍告诉我，主席近来心情很不好，天天写信到前线去，指责他们的打法不对，但人家不理他，气得他在屋里来回走动，拍桌子骂娘。

但长征后，他的性情就不一样了，与原来相比，判若两人。

贺子珍生的第二个孩子是男孩，我们都叫他小毛，很聪明，同志们都爱逗他，抱他。我常抱他过来玩，事先总准备一只鸡蛋放在床下，接他过来后，从床下拿出鸡蛋煮给他吃。以后他一来就到我床下去找东西。

我不解地学着湖南话问他：“毛毛，你爬到床下去找么子呀?”他说：“找蛋蛋。”

主席常常伏案写东西，累了总要高兴地叫：“毛毛，到爸爸这里来。”他一把抱起孩子放在自己腿上，或是讲故事，或是逗乐，这时，常可听到孩子咯咯的笑声。

同志们都知道，主席写东西时不能打扰，可是不懂事的毛毛，稍稍看不住，就跑到爸爸那里捣乱，主席拍拍孩子的头，耐心地劝说：“到妈妈那里去，到叔叔那里去，等爸爸工作完了给你讲故事。”毛毛睁着一双大眼睛，半天，才悻悻离去。

贺子珍也疼爱这孩子，但长征时被迫把他留在苏区。

1934年10月初，听说部队要大转移，我问子珍： “我们要走了，毛毛和妈妈(贺子珍的妈妈已有八十岁了)怎么办。”

子珍心情沉重地说：妈妈年纪大了，只有留下。组织规定不能带孩子，毛毛也只能留下，交给奶妈去管。我了解她，为了革命，她什么都可以抛弃，坚强得很。

以后到延安才听说，毛泽覃怕敌人知道毛毛是主席的孩子，悄悄地把他转移了地方，连奶妈也没有告诉。泽覃牺牲后毛毛也就下落不明，为此，我伤心了好久。

我们到叶坪的时候，中央局正在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听说这个会原准备8月召开，因第三次反围剿战事未息，延期到11月。

组织上让泽民负责整个代表的吃住问题。全国各苏区都派有代表来，几百人的吃住对小小的叶坪来说是个大问题。筹备组组织了好些同志负责接待工作。

让我和康克清同志负责三个区代表的接待，这些代表分散住在下霄区、杨吉区。我们忙着找住房、稻草，安排床铺，分配住处，床不够，就在屋里铺上稻草搭通铺。

11月7日大会在叶坪正式召开，有六百多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还组成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同志任全国苏维埃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军事委员会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 。

这次会议第一次制定了我们的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还发布了劳动法、土地法，苏区的经济建设也提到重要地位，颁布了新的经济政策。成立了外交部、内务部、财政部、土地部、教育部、司法部、检察厅等国家政府部门。

我们女同志有不少人在各部门工作。记得周月林是中央的妇女部长，开始还是中央政府几个执行委员中唯一的女性。她是内务部长梁伯台的爱人，上海工人出身，很能干。

后来李坚真担任妇女部长，也是一位能人。蔡畅是江西省的妇女部长，邓颖超是中央局的秘书长，在那里她俩的文化程度较高，参加革命又早，是革命知识分子，能写能说能干，很受人尊敬。

贺子珍在毛主席那里当秘书。康克清是军委机关指导员，她办事泼辣，果断，还常陪总司令上前线。

危拱之，李伯钊、蔡纽湘(欧阳清的爱人)开始在办公厅当秘书，后来危、李主要负责文艺工作。

刘英是中共青年团组织部长，彭儒在江西省委妇女部，还做过中央妇女部秘书。

贺怡随毛泽覃在永吉泰中心县委工作，任妇女部长，我们在苏区很少见面，到延安后才经常来往。

王淑振(刘伯坚的爱人)在人民委员会做秘书工作。

唐仪贞(陆定一的爱人)在卫生材料厂当厂长。

不久，邓六金、谢飞、钟月林，危秀英等许多女同志也来中央苏区工作。从事无线电、护士等工作的女同志就更多了。

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政府和中央局成立了支部，负责机关的党务工作。有人说我是上海来的知识分子，从事革命工作时间早，让我担任支部书记。

其实，那时我还够不上知识分子。我十七岁才到上海进平民女校， 一年后学校停办，我又在家乡诸暨等地上了三年学。1925年转党后，在上海大学走读了一段时间，1936年上过红大，1940年上了两年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有点文化知识全在党的培养，但在苏区还够不上知识分子 。

1933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政府与中央局分开，机关支部改为政府机关总支，谢老(谢觉哉) 总 支 书记，我任副书记。

我在担任机关支部书记和总支副书记期间，主要做些组织各部党员学习，传达贯彻上级指示，组织召开生活会等工作。还组织电话班、警卫人员、公勤人员学习文化、政治。请谢老、何老(何叔衡)去给他们讲课。

有时也做些接待工作，主要是接待外面来苏区的同志。先交谈，再引见有关首长，安排住宿等。我记得谢老、林老(林伯渠)、吴亮平等同志就是我接待的。

吴亮平是1932年到的叶坪，他身着笔挺的白色西装，头戴礼帽，手拿文明棍，风度翩翩，很象一位华侨。

谢老来苏区，我特别高兴。我们是久别重逢。1928年他在上海编《红旗》,我是中央地下交通，常到他那里取送稿件或清样。在苏区相逢，倍加亲热。

林老是1932年3月到的苏区。那时第四次反围剿正紧张。一个星期天，我们政府机关人员帮助红军家属和群众义务劳动回来，看见一位满头银发，身材高大的“老人”在打听什么。凭经验， 一看就知道他是刚到苏区的，我匆匆迎上去。

一位同志指着我说： “这是我们政府机关的支部书记，你有事情请跟她说吧。”我作了自我介绍，说你是来这里工作的吧， 一路上辛苦了。

他笑盈盈地说：“我叫林伯渠，是从苏联学习回国的，要找毛泽东同志。”他一口很浓的湖南话。我马上想起泽民以前给我讲过，林伯渠同志是湖南临澧人，是我党一位很有威望的老同志。此时他就站在我的面前，使我油然起敬。我请他吃了饭再走，他欣然同意了。随后他见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我还为他安排了住处。

第一次全苏大会上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任命毛泽民为行长。泽民要我在银行兼做会计工作。国家银行与中央政府在一起，属财政部领导。地点起初在叶坪，1933年4月随中央政府迁到沙洲坝，7月又搬到下坡子，直到长征。

银行开始只有几个人，从福建闽西工农银行调来了曹菊如。他是龙岩人，到过南洋、印尼。青年时代参加革命，1930年回国，后来在闽西银行当会计科长，工作颇有经验。

泽民还从“左”的肃反中抢回了准备枪毙的“社会民主党分子”黄亚光。黄亚光会绘画，还写得一手好字，泽民让他负责钞票图案的设计、绘制。还调来曹根全等五六个同志。

银行是白手起家，从白区买来各种账簿，从打下的城市中，收集有关银行的资料，很快建立起我们银行的各种制度，工作条例。短短三个月，国家银行正式营业。

到1932年底，银行已有业务处，总务处和金库。业务处下设营业科、会计科、出纳科；总务处下设管理科、文书科、券务科。券务科专管新票子的收发和打号码。

我就在金库任会计。银行鼎盛时期，也只有十几个人。在叶坪时，银行借了一家农民的房子。有楼上楼下二层。底房有一个堂屋，做办公用，西边是出纳，东边农民自己住。

楼上东边是泽民和我的办公室兼卧室。另一边有两间房住着曹菊如等同志。银行楼上楼下都有警卫。记得这家农民是富农，人们很少理睬他，要与他划清界线。我这人有点无所谓，有几次把我们剩下的蒲包饭送给他们，有同志说我界线不清，我心里不服，但表面上没说什么。

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印制发行苏区的钞票，也铸造发行银元。部分的负责收集上缴的战利品，主要是光洋、伪钞，金银珠宝首饰；还开发经营矿业、工业。例如开矿、淘金、造纸、运盐，这些可以为银行提供资金。

为此，毛泽民兼任过钨矿总经理。银行还有存贷业务，存款的主要是苏区办的工业、商业、贸易等公家单位。私人也有存款，但很少。金额也小。贷款主要是支援经济建设，收购谷米，以便青黄不接时投放市场，平抑谷价，打击奸商。

一开始我们这项工作做得比较差，秋后，奸商囤积居奇，到淡季以几倍甚至10倍的价格出售，牟取暴利，扰乱市场、坑害人民。使我们，特别是苏区人民吃了不少苦头。

后来成立粮食调剂局，各地也成立相应的机构，银行发了几百万贷款购买谷米，调剂谷米平抑物价。

银行自己印制发行的纸币票值与光洋相等，有一元的，五角、二角、 一角的。票面印有列宁头像和毛泽民的签字。铸币厂铸造银元，银元分一元、两角、毫子和五分的铜板，与光洋的成色含银量一样。

后来考虑到白区使用不便，又仿造了一条龙、袁'头，孙大头的光洋，是很成功的。

但是到1934年初，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再失利，财政经济每况愈下，再加上坏人造谣捣乱，纸币发行受阻，信誉下降。

泽民想了一个办法，亲自到前线筹集物资，运回日用品、食盐、布匹等，然后指示金库拿出现洋、银元，设立几个点，公开兑换苏区纸币。兑换了两天，金库的现洋、银元几乎流出去大半，我们都着急了。

有同志向泽民提出： “毛行长，光洋所剩不多了，是不是停止兑换，以保证银行的金融。”

泽民说：“现在群众换币势头正高，不能停换，换出光洋是为了提高纸币信誉，只有提高纸币才能稳定金融。”

三天后才停止兑换，各合作社开始大量出售日用品、布匹、食盐，但规定只收苏区纸币，不收现洋。

老百姓见状说： “哟，谁说纸币要过期，不值钱，你看政府还拿光洋兑纸币，现在卖东西还只收纸币呢!”

老百姓又拿光洋到兑换处兑回纸币买必需品。

结果，兑回的光洋比放出的还多， 一下子稳定人心了，提高了纸币的信誉。

那时，我把每天的收支情况记账，晚上做报表， 一式三份，报一份给财政部，报一份给行长，留一份。

林伯渠是财政部长，每天晚上都要看我的报表。他的工作很细。 一天晚上，我给他送报表去，他正在伏案备课。他兼任红军大学的教员。

见我来了，让我坐下，先询问当天银行的收支情况，然后看报表，看完后又用算盘核查。最后说： “希钧同志，累计算错了。”

我再一算，可不是嘛，末尾两位数字写颠倒了。

林老认真地对我说： “看来总数误差不大，但你回去一定要把其它报表改过来。还要给同志们说，我们搞财务工作的， 一定要认真、细心，不能有半点马虎，误差一分一厘也不行。”他婉转的批评，使我受到很大教育。

国家银行金库保管着整个苏维埃国家的大部分钞票、光洋、杂洋，还有金银首饰，以及没收来的珠宝。这些钱主要用来保障红军作战，支持苏区经济建设。

与我业务往来多的是总供给部、后勤部、中央政府办公厅总务处。供给部常来领钱的是张元培、张元寿二位科长，总务处是袁富清、富功侠二位同志。他们把钱领出来交给部队或下级政府部门。他们要的钱，先造预算，送财政部或毛泽民那里批示，然后到银行会计科开传票，再到库金。我见传票后马上记账，再让出纳交钱。交完钱后还要记账，做单据送会计科。收进的钱或金银，先由会计科做传票，到我这里验数，记账后交给出纳。每天晚上结账汇总做报表，收支情况，库存情况， 一目了然。

别看我们是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金库的会计，管着上千万的资金，人家都叫我们财神爷，但我们与红军将士一样，没有一分钱的津贴。每人每天只有一角钱菜金。有时一个月节省点伙食尾子退给大家，顶多不过二三角钱，作为零花。吃的是蒲包饭，有三两、四两的。蔬菜主要是青菜、萝卜、南瓜、酸菜，往往没有油水。我们很想改善改善，吃点油荤。但自己又没有钱，唯一的办法，是和有钱的同志到瑞金进饭馆。

那时我们有个特殊政策，对技术人员如医生、无线电技师、收发报人员等，每月有点技术津贴。宁都暴动过来的严知非，后改名叫严侃斋，现在河南新蔡县；还有个王庆元，是上海崇明人，西安事变后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后来回家了。

他们俩是无线电技师，做收发报工作，还兼我们无线电学校的教员。我们很熟悉，有时星期天我们就开玩笑： “小严、小王，请我们吃顿饭，改善改善吧。”他们很慷慨，邀我们进饭馆，花上两块钱，要上几个菜，还满不错的。有时就在我们合作社对面的铺子里请客，这个铺子是老百姓开的。专卖米粉，一角钱一碗，就这样，我们已觉得很好了。

我在苏区还兼任《红色中华》发行科长，并兼做中央政府机关合作社主任。要我去《红色中华》任发行科长的是当时的总编辑，好像是周以栗同志。他知道我在上海和泽民做过党的出版发行工作。他是湖南人，上过井冈山，当过毛主席的秘书，后来牺牲了。

我们发行科只有三个人，每个人都有个本子，记有各根据地的报刊数字。各地份数不一，有上百份的，有几十份的，有的是专寄负责同志的。报纸一出来，我们三人就分数、包装、打捆，写上收报单位机关或姓名，然后由交通送出去。

也有秘密带到白区的，但都要严格伪装。比如用些白区出版的报纸卷好，伪装送出。有的用米汤把文件抄写在白布上带走。

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后的文件，就是用毛笔蘸米汤抄在白布上的，米汤一干什么也看不出来，但用一种药水擦湿后能显出字来。这个工作交给了我，我一匹布一匹布地写，累得腰酸手痛。实在抄不了那么多，就请发行科一位小同志帮着抄，我换做他的工作。这位小同志很能抄，我俩总算很快完成任务。

机关合作社、是机关工作人员集资合股办起来的，有的出一两元钱，有的出几角钱，共集资一百多元。合作社专门卖些牙粉、牙刷、毛巾、小本子、铅笔、手帕等小日用品。也有少量吃的东西。目的不在于盈利，主要是方便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附近的老百姓。

大家硬要我当合作社主任。说我是机关支部书记，又是银行金库会计，有些事情要我出面好办。 一百多块钱开不了业。我去向银行借了一百多块钱。机关合作社办货困难，我通过国家银行在各根据地的分行帮助采办。我们要采买的东西，我写信讲清楚，分行的同志很帮忙，合作社为此省了好大的劲。

那时福建的汀州、漳州、厦门一带东西多，价钱便宜，我就写信给赖祖烈同志，他是福建分行的行长。经常帮我们采买货物，还派人挑来，帮了我们的大忙。

我在中央苏区整整工作了三年，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撤离江西。离开时，真舍不得江西的父老乡亲，舍不得我们流血牺牲、艰苦努力创造的革命根据地。至今，我们无限怀念在那里牺牲的同志，想念江西的老表。

此文由毛树成、周幼勤根据钱希钧1987年回忆整理。

补充资料：

钱希均：一位革命女性的传奇人生钱希均是长征中的女红军之一，她与毛泽民的姻缘，是为了革命工作需要而假扮夫妻的缘分。钱希均出生在贫苦人家，被卖为童养媳，但她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上海，钱希均成为一名纱厂女工，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她勤奋好学，喜欢专研，加上平民女校里和睦的师生、同窗关系，让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温暖。接受了新思想洗礼的钱希均，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5年冬天，在白色恐怖之下的上海，钱希均得到党组织的指示，假扮毛泽民的太太，配合地下工作。毛泽民在广州学习，对上海并不熟悉。

钱希均第一次见到毛泽民时并不满意，觉得他看上去敦厚老实，但并不洋气。然而，他们后来成为了真正的夫妻，一起并肩作战了十四年。他们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面临着生命危险，但他们相互支持，共同完成了党的出版印刷任务，并成功盈利1.5万元。

钱希均在出版发行部工作期间，承担了出版发行工作、交通工作等多项任务。她经常在大街小巷中巧妙地与敌人周旋，保护党秘密机关的安全。她的工作经验越来越丰富，成长为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钱希均参加了中央红军，并担任政治干事和政治保卫局的检查员。

1938年，毛泽民被党中央派遣到新疆担任财政工作，而钱希均则被安排在迪化东门外的“新兵营”任图书馆主任。两人因为各自的工作而长时间分隔，钱希均对毛泽民在新疆的工作感到不解，认为他们应该前往抗日前线，而不是待在新疆的军阀政府里进行统战工作。这种分歧逐渐加剧了两人之间的矛盾。

钱希均是一个性格倔犟、执拗、独立的女人，她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她多次要求毛泽民回延安或者前往抗日前线，但都遭到了毛泽民的劝阻。毛泽民认为她应该考虑全盘大局，在新疆的工作也是为了党和国家做出贡献。然而，钱希均情绪激动，无法接受毛泽民的劝说，两人的争论不休。

在这种情况下，离婚成为了钱希均最终的选择。她认为毛泽民不重视自己，对她的理想和愿望漠不关心。于是，钱希均提出了离婚。毛泽民深知革命的艰难和牺牲，他明白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虽然内心万般不舍，但他最终同意了钱希均的请求。

1939年冬天，钱希均和“新兵营”的同志一起离开了新疆，前往抗日前线工作。与此同时，党组织也批准了她的离婚申请。钱希均回到延安，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而毛泽民则继续在新疆奋斗。这段婚姻的破裂，不仅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问题，更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无奈和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