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参谋工作的昌盛时期
这几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么一个问题：参谋工作怎样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我觉得，只有党的路线正确了，参谋工作才能发挥效能，有用武之地；党的路线不正确，参谋工作再努力，也难以保证作战的胜利。因为红军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军队。
在反五次“围剿”战争中，中央红军的参谋工作可以说是最完善的鼎盛时期。朱云卿、叶剑英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经历了1一4次反“围剿”的实战锻炼与考验，把朱德、毛泽东积累的丰富参谋工作经验，融会贯通到司令部各项业务工作中去。
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从前方回到瑞金以后，刘伯承又把前方与后方两个司令部的成就与经验，统一归纳成为总司令部各职能局的工作内容与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各局、部的性质和职责，从而构成了一部如同起动运转的完整机器，在艰苦繁忙的战争环境中，有条不紊地转动，保证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毫无疑问、朱德、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是中央红军参谋工作的总设计师。王尔琢、朱云卿、邓萍、郭化若、叶剑英、刘伯承是参谋工作的总建筑师。在他们须导下的全方面军参谋人员是辛勤的耕耘者。
在总建筑师的带领下，经过第一代参谋人员的勤奋施工，使各级司令部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导机关，许多参谋工作者在自己的岗位上，英勇战斗，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由于严格的保密制度，不少在核心机密单位工作的参谋人员，不披露自己的身份，不谈论所作出的成绩，而是夜以继日的工作，默默的奉献了光辉的一生。把无名英雄的称号授予他们是当之无愧的。
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并不是红军总司令部的过失。相反，在整个反“围剿”过程中，总部和全军的参谋人员，严守岗位，尽职尽责。
比如，担负侦破敌人情报的第二局和各级侦察科、侦察队，对国民党进剿军的番号、企图、兵力部署和进攻速度与地点等，均侦察得比较清楚；总参谋长和作战部门根据准确的情报，适时提出了不少克敌制胜的建议与计划，但由于博古、李德的主观片面，不予采纳， 一意孤行，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最终导致反五次“围剿”的失败。
时间推开了沉重的历史，但却永远抹不掉我们这一代人喜优交加的记忆……
一 、叶剑英受命组建中革军委总司令部
1933年5月8日，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决定：将中革军委同红军总司令部分开，在前方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中革军委从前方移至瑞金，朱德仍为中革军委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在前方指挥。
同时决定增补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在后方主持工作。
5月9日，原中革军委总参谋部改为中革军委总司令部，下设五个局。
实际情况是，把已经存在于前方的中革军委总参谋部改称为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而在瑞金又另行组建了一个中革军委的军事指挥机关---总司令部。叶剑英为中革军委总司令部总参谋长。
于是，这时在前方与后方各形成了一套班子，朱德、周恩来、刘伯承领导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在前方指挥红军作战；
项英、叶剑英在瑞金新组建的中革军委总司令部，听命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对全国红军实施领导和指挥。
叶剑英受命组建中革军委总司令部机关时，我作为他的机要秘书，目睹了他开展司令部前期工作的过程。叶剑英到瑞金城外沙洲坝后，即着手查看沙洲坝附近村落情况，选择环境较为幽静的乌石龙村筹建中革军委总司令部。
那是一个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四周是起伏的红土地。我们的总部就设在当地农会没收过来的一户地主家的房子里。房子不新，但比较大，楼下六间，楼上两间，是一栋典型的南方式农村房屋。
记得叶剑英很高兴能给总部找到这样一个理想的办公地点，他和工作人员一起安排了总部首长的办公室、首长宿舍、作战值班室以及机要室。房子安排好以后，叶剑英又忙着组建机关和选调干部。
他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中革军委总司令部是全国红军的统率机关，应以短小精干、办事效率高为原则，不应贪大求全；同时，干部选配的好坏又直接影响到机关办事效率，因此，选调干部一定要任人唯贤，不分亲疏厚薄。
这两条原则报请临时中央同意后，叶剑英即组建了第一(作战)、第二(情报)、第三(供给)、第四(通信)、第五(动员)五个局。任命左权、钱壮飞、杨至诚、翁瑛、杨岳彬为上述五个局的局长。
叶剑英是知人善任的。他知道左权原为红五军团第十五军政委，是大革命时期的优秀干部，又到苏联深造过，只是在一年前五军团整编后受到排斥，被调到红军学校当教员，叶剑英便建议委以作战局长的重任。
后来，我在左权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一年多时间，深感他是一位军事学识广博、待人谦虚的好领导。
历史已证明，左权是我军一位德才兼备的优秀高级将领，对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钱壮飞和翁瑛则是刚从白区来的，他们原来都是党在白区的干部。钱壮飞在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做地下工作时，获悉叛徒顾顺章告密，蒋介石得知我党中央在上海的地址后，妄图将我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一网打尽。
钱壮飞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了周恩来、陈云同志，使党中央机关安全转移，脱离了险境，为保卫党中央做出了重要贡献。
杨至诚是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后到贺龙部第二十军任连指导员，参加了南昌起义。井冈山时期曾任红四军司令部副官长，1932年初任红军学校的校务部部长。当时，我记得叶剑英经常爱称杨至诚为红军后勤供给工作的“老祖宗”。
杨岳彬则参加了秋收起义，井冈山时期担任过中共红四军前委宣传科科长，以及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
各局人选确定之后，叶剑英即召集各局干部共同总结了红军在反“围剿”战役中的参谋工作经验，又吸取了苏联红军和大革命北伐时期有益的参谋工作经验，从而开创了有中国工农红军特点的参谋工作局面。
比如，作战局除作战科外，还设机要译电科、教育训练科、地面侦察科、测绘地图科、生活管理科等，使第一局不仅直接参与作战指挥，而且参加部队的教育管理。
另外，把破译敌军电报密码与红军无线电台的收发电报业务分开，各成为一个专业职能局；把经理部改为物资供给局。
这样任务明确，分工具体，加强了业务建设。叶剑英还对各科参谋人员的安排亲自把关，在挑选总部参谋干部时，除了要求必须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党员外，强调参谋人员应该能迅速领会首长意图、会灵活处理问题、会写简单的战斗文书、会准确地传达命令和指示， 一句话，就是参谋人员必须会出主意、会办事情。
由于叶剑英对组建总司令部机关工作的重视，确保了总部前期工作的顺利开展，也使总司令部真正成为中革军委的作战指挥机关。
后来，叶剑英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了参谋干部要做到六会，即：会写、会读、会画、会传、会记、会算的基本功。
总司令部机关组成以后，迅速建立和开展了各项参谋业务工作，与全国各主要战区的红军领导机关沟通了指挥、联络关系，积极参与了中央红军的作战指挥和教育管理，使红军参谋工作得到了全面开展。
由于叶剑英对我军参谋工的卓越建树，他受到了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等的高度赞扬，所以，后来我军的高级干部都尊敬地称叶剑英为“叶参座”。
叶剑英把总司令部组建起来开展工作不久，又奉临时中央之命调前方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与刘伯承的职务相对调，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部队作战。
叶剑英临走时，要我同他一道去前方，但当时任中革军委代主席的项英不同意，他坚持让我到一局机要科去主持译电工作。我只好服从组织决定，与叶剑英暂时分开了。
野战军与地方部队的体制
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组建后，在叶剑英的主持下，由第一局负责，联络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一局，按照中革军委的意图，着手拟定全军的编制序列与定额。
改编了红军第一方面军所属部队，除原有的红军第一、三、五军团外，又陆续新建了第六、七、九军团，每个军团辖二至三个师，师以下按三三制，即每师三个团、每团三个营、每营三个连……,编成团、苦、连、排、班，每班9至12人；有机关枪的部队，每团、营、连多编一个机枪连、排、班。
取消了原有各军、师、团番号，并进一步健全和充实了团以上各级司令部。
1933年6月7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改编红军第一方面军所属独立军团的通令：
为严密红军的组织，适应目前大规模作战的需要，已将红第一方面军及各独立军团、独立军等，照中国工农红军新编制， 一律改编。
原有之三、四军，二十二军、模范师，改为第一军团之一 、二 、三师。
五、七、二十一军，兴国模范师，改为三军团之四、 五 、六师。
十三、十五两军合为五军团之十三师。
湘鄂赣之十六、 十八两军，改为六军团之十六、十八两师。
湘赣之八军改为六军团之十七师。
原十一军改为七军团十九师，闽北独立师及邵光独立团合编为七军团之二十师……
编后凡原有各军师等番号一律取消。
全军的编制序列与定额，是由总司令部第一局拟定，经中革军委批准颁发的。实践证明，这次整编减少了军、师的番号与机关人员，减少了指挥层次，充实了基层连队，提高了部队战斗力，有利于作战与指挥，有利于训练与管理。
其中，团、师、军团司令部的编制序列大致如下。
各级参谋长是各级部队的参谋长，又是本级司令部的首长。各级司令部受本级军政首长的领导，又受上一级司令部的业务指导。其编制定额则本着战争需要，因事设人，不许超编，务求精千，各司其职。
在红一方面军及各野战部队整编结束后，中革军委总司令部又对地方部队，即各省军区的体制与指挥系统重新进行了整编与划分，统一拟定了各省军区司令部、分区司令部的建制和员额。
省军区司令部的编制要比野战军更精干一些，故各科员额与师司令部基本相同。通常，省军区与中共省委驻在一起，共问用机要译电科。
分区司令部的编制员额与团司令部基本相同。分区一般与中共特委或中心县委驻在一起。
县军事部与中共县委、县政府驻在一起，员额为3～4名。
从同国民党正规军与地方军阀、封建武装作战的实践中，探索出来的这套地方部队的组织编制体系与指挥关系，有下列优点
——能深入敌人后方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能使独立的基干军团专心对付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的正规军，进行机动作战(野战);
——能有效地消灭省军区范围内的封建反动武装力量；
——能牵制进驻省军区范围内的国民党正规军，协同红军独立军团作战；
——能动员地方青壮年参加野战红军；
——能筹集军需物资供给机动作战的基干红军。
因而，这种体制与指挥系统，沿袭至今仍然基本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