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一：
四川泸州况场朱德旧居陈列馆会客厅的玻璃柜里，仅有一个人的珍贵档案，他就是戴学礼。
“戴学礼就是朱德在家书中提到的‘与龄老弟’，他是朱德的同乡好友、同窗密友、革命战友。他比朱德小两岁，所以两人常用玉阶（朱德的字）兄、与龄弟相互称呼。”泸州况场朱德旧居陈列馆解说员刘秋虹手指着玻璃柜里的珍贵档案，为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朱德与戴与龄都生于四川仪陇，两人不仅曾一起读过私塾、学堂，还共同参加过护法战争、南昌起义等。而这封信，就是1937年，两人失联十年后，朱德向戴与龄写下的第一封“家书”。
为什么两人会失联十年？为什么家人有难，朱德会向十年未见的戴与龄借款，并直言不还？为什么一封向朋友借款的普通信件，却被朱德后人朱和平称为“家书”？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再次走进泸州况场朱德旧居陈列馆，走进戴与龄后人家中，追忆朱德与戴与龄之间的革命故事。
四川泸州况场朱德旧居陈列馆展陈的戴学礼（戴与龄）珍贵档案
四川泸州况场朱德旧居陈列馆展陈的戴学礼（戴与龄）珍贵档案
朱德：家中有难托与龄
“因为比朱德小两岁，所以他从小便称外祖父为与龄老弟。”戴与龄外孙孙为民说，从同乡同窗到革命战友，朱德与外祖父之间的情谊也从纯粹的发小到坚定共同理想信念的革命战友。1927年外祖父受伤回泸，而十年内战，导致朱德与家人、与朋友失联十年。此信就是朱德与外祖父失联十年后的第一封信。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同年11月，朱德才从友人口中得知家人的境况：“昨邓辉林、许明扬、刘万方等随四十一军来晋，已到我处，谈及家乡好友，从此话中知到（道）好友行迹，甚以为快，更述及我家中近况颇为寥落。”
“了解到家人境况的朱德，曾写信给其前妻陈玉珍。”刘秋虹说道。
陈列馆会客室旁，便是朱德的卧室。玻璃柜里，是一封朱德写给陈玉珍的家书。泛黄的字迹写着：“我虽老已五十二岁，身体尚健，为国为民族求生存，决心抛弃一切，一心杀敌。……望你独立自主，决不宜来前方，亦不应依赖我。”
“朱德向陈玉珍表达了自己救国图存的决心，也同时希望陈玉珍能够在战乱的年代独立自主、好好活着。”刘秋虹向来访游客解读着这封革命战士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家书。
“本想陈玉珍能够照顾两位老母亲，但战乱年代，一个女人自己生活尚且困难，怎能照顾母亲？”刘秋虹讲解，此时此刻，朱德能托付的除了陈玉珍之外，就只有戴与龄了，这位他信任的同乡老友和革命战友。所以他亲笔写下了这封时隔十年的“借款家书”。
戴与龄：十年未见肝胆照
前线战事紧张，日军步步逼近。此时的朱德，一头担心着战事，一头也牵挂着万里之外的两位母亲。就像信中所说“我家中境况颇为寥落，亦破产时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顾及他们。惟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
战乱纷飞的年代，朱德无法照顾两位老母亲。但庆幸的是，朱德还有戴与龄这位好友值得信任和托付。为此，他在借款的同时，也直言不讳地在信中写道：“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两人感情的深厚可见一斑。
“收到信时已是晚上，十年没有联系，此时的外祖父既意外又惊喜。”孙为民说，看完信后，外祖父似乎有些想不明白，身居要职、统率着千军万马的朱德为什么会“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要知道，当年朱德在滇军当旅长时，月薪可是2000个大洋呢。
深思熟虑过后，外祖父也更加感动，更加敬佩朱德。放弃高官厚禄，虽“身无分文”，却“富可敌国”，只因为心中的革命信仰。外祖父马上把母亲叫到床头，让她立即给朱德的两位母亲寄去200元钱。在随后的几年中，外祖父勒紧裤带，节衣缩食，多次捐赠朱德先生的亲属，并动员自己的亲属十几人投身革命前线。
在戴与龄后人家中，其外孙孙为民拿出家里唯一一张留存的外祖父照片，照片中的小伙，精瘦但目光坚定。“当年，因为和朱德先生的关系，外祖父的母亲及妻子一度被捕。也曾有人劝他不要与朱德及家人来往，但他却从不害怕和胆怯。”孙为民说，朱德参加革命失联期间，其家中亲属被迫害，外祖父全力帮助他们，渡过最危险的难关。母亲曾说，外祖父告诉她，朱德宽厚大度，诚实可靠，有主见，遇事又有办法，所以他信任朱德、信赖朱德。
1922年，朱德留学德国，得知他没有经费，戴与龄立即筹资2000元给朱德捎去。在德国、苏联等地留学期间，戴与龄是朱德的主要经济来源。1927年至1937年期间，朱德与家人失联，戴与龄主动帮助朱德家人躲过了敌军的迫害。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二次合作，朱德与戴与龄再次有了联系，其间，戴与龄数次向前线提供人才、药品、器械、钱财，全力支持革命战事……
从同乡同学到革命战友，朱德与戴与龄的友谊跨越血缘和生死，在那个艰难曲折的年代，为了追求真理、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两人投笔从戎鸿鹄志、肝胆相照闹革命。
忧心天下嘱后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病榻上的戴与龄怀着激动的心情向朱德写下了他给好友的最后一封信。没多久，他就收到了朱德的回信。但此时戴与龄已患重病，于1949年12月去世。
孙为民说，他们一家始终记得信中朱德对后辈们的嘱托——“年富力强、兼有学识，能吃苦耐劳，除去个人主义升官发财计，愿为人民服务终身以之”。
随后，朱德把戴与龄的儿子戴超群和儿媳接到北京，戴超群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戴超群学习了几个月，就参加了抗美援朝，是北京最早报名参军的青年之一，也是第一批过鸭绿江的北京青年，直到1956年才回国。
信息来源：封面新闻
资料二：
家中有难托好友
参加革命之后的朱德常年征战在外，鲜少回家。尽管和家中也经常有着通信往来，但却依旧无法排除思念母亲的情绪。
1918年，这位当初的农家儿子已经成为少将旅长，生活也开始富裕了起来。而朱德第一时间就想到要为家人修建一处宽敞的宅院。为了向父母尽孝，他派人将自己一家20多口人接到泸州来居住。
然而，就在这年年底，朱德的两个弟弟朱炳和朱焜在一次作战中不幸牺牲。而当朱德的父母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难以接受，终日沉浸在悲伤中。就在这段时间，母亲也不愿意继续住下去，因此也就回到了仪陇老家。
1937年11月，朱德老师的儿子邓辉林从四川来到了洪洞县八路军总部，见到朱德之后他告诉老家正逢旱灾，家中的生活状况很不好。而这样的情况也让朱德一下子担心起来自己那八十多岁的老母亲。
虽然自己一直忙于革命，却一直没能照顾他们，出门在外的朱德担心母亲的安危，也很想接济一下尽一尽自己的孝心。然而，当时朱德身为八路军总司令却身无分文。
无奈之下，朱德便给自己在四川时的好友戴与龄写去了一封信：
昨邓辉林、许明扬、刘万方等随四十一军来晋，已到我处，谈及家乡好友，从此话中知道好友行迹，甚以为快，更述及我家中近况颇为寥落，亦破产时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顾及他们。惟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佰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望你做到复我。
这份不足三百字的求助信却能够看到朱德对母亲的关切和无奈。同时也能够看出朱德对好友的信任。
戴与龄和朱德是同乡也是最亲密的同学，在年少时，两人同在席家砭私塾读书，因此从小的接触也让后来的两人成为了莫逆之交。
而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两人也相互陪伴。那个时候的中国正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读诗书的他们时常感觉自己的学识并没有用武之地。
面对当时的艰苦环境，他们也想要为社会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希望能够通过自己来做一些能够改变现状的事。因此，戴与龄便对朱德许下诺言：“你到哪里，我都跟着你！”然而，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开启了他与朱德的相伴之路。
1916年，戴与龄在驻防泸州的靖国军中担任第三混成旅的军需处长，朱德就是旅长，后来，他又被任命为云南盐津县县长，朱德也就离开了靖国军，就这样两人便分开后为他们共同的理想而奋斗。
1922年，朱德深知革命道路的艰险，但同时又找不到救国之路。此时的他为了储备知识，也为了去国外寻找救国救民的办法，于是便留学德国。但当时的朱德身无分文，怎么去国外留学呢？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好友戴与龄雪中送炭，直接筹集了两千元给朱德，而在后来的留学过程中，为了能够让朱德安心地学习，戴与龄一直寄钱资助朱德。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到，在当时的民不聊生的社会下，戴与龄又是哪来的钱去资助朱德呢？
原来在朱德去到德国之后，戴与龄就回到泸州开办了一间“大东西药房”。因此，在朱德1926年回国之前，戴与龄一直用自己药房的收入来补贴好友。
虽然在那段时间两个人相隔甚远，但两个人的友谊却并没有因此而减退。朱德也曾多次写信给戴与龄，谈自己在德国的生活和学习以及他的收获。
而在德国的留学期间，朱德也学到了自己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科学知识，对于好友的帮助，也非常感激，但同时也提到希望自己能够在德国可以多学习几年，为中国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将来回国之后也能够为人民作出自己的贡献。
后来，这样的信件，戴与龄也收到了十多封，在这些信件中也能够看出朱德对革命道路的坚持，以及朱德与戴与龄深厚的友谊。
在朱德看来，戴与龄是自己多年的好友同时也是最能理解他的人，在留学期间，如果没有十足的信任几乎很少会有人能够无偿援助他留学，在他困难的时期雪中送炭不求回报。
多年以来的肝胆相照，朱德早已将戴与龄视为自己的兄弟，每当朱德遇到什么事，戴与龄也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他解决，因此，在老母亲生活困难时，朱德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好友戴与龄。
对于他的情况戴与龄应该是最了解的，因此当自己身无分文时，朱德没有丝毫推托给戴与龄写去了求助信，而信件结尾的那句“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能够看出，正是出于对这份友情的十足信任，朱德才能够说出这样无奈的话语。
因此，戴与龄在看过来信之后，字里行间的恳切也深深感动了戴与龄。于是，没有丝毫犹豫地他立即给朱德在老家的母亲寄去了二百元，一时间缓解了老母亲困难的生活状况。
戴与龄后人追忆朱德和戴与龄的革命故事
其实在给好友写出这份求助信之前，得知家中境况的朱德也给妻子陈玉珍写过一封家书。
我虽老已五十二岁，身体尚健，为国为民族求生存，决心抛弃一切，一心杀敌。……望你独立自主，决不宜来前方，亦不应依赖我。
朱德向陈玉珍表达了自己革命的决心，同时也希望能够好好照顾自己的老母亲。然而在那个战乱年代，一个女人自己生活都已经很困难了，照顾好一位老人更是难上加难。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朱德想到了戴与龄，便写下了这封求助信。在十年内战期间，朱德和家人朋友失联十年，因此这封信也是朱德和戴与龄失联十年后的第一封信。
而戴与龄的外孙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也说道，那个时候的外祖父收到信件已经是晚上了，此时的外祖父既意外又惊喜。
孙为民说，当时外祖父看完信件之后，似乎想不明白，已经是总司令的朱德为什么会身无分文，还记得他在滇军当旅长的时候，月薪都是两千个大洋。
彼时的外祖父在感动之余也更加敬佩朱德，虽然此时的他身无分文，但他的内心却非常富有，而他一直在朝着自己的革命理想而努力。
那天晚上，戴与龄将孙为民的母亲叫到了床前，让她立即给朱德的母亲送去二百元钱。而在随后的几年中，戴与龄也一直关照着朱德的家人，多次援助家中亲属，还动员自己的亲属参加革命。
在孙为民母亲的回忆中，戴与龄也曾对朱德高度评价：朱德宽厚大度，诚实可靠，有主见，遇事有办法。因此，他非常信任朱德。在朱德失联的那几年，也都是戴与龄照顾朱德的家人。
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朱德和戴与龄再次联系，而在此期间，戴与龄依旧不遗余力地支持朱德，多次向前线提供人才、药品、机械、钱财等物资。
朱德和戴与龄两人从同学到战友，经历了种种的磨难和生死。即使在当时的战乱年代，两人却依旧肝胆相照互相陪伴，虽然在后来，两人一度十年失联，但再联系却没有半点疏远，两人深厚的情谊可见一斑。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戴与龄和朱德儿时的理想终于实现，卧病在床的戴与龄颤颤巍巍地写下了给朱德的最后一封信。很快，他就收到了朱德的回信。然而此时的戴与龄已经身患重病。
1949年12月，相伴朱德一生的挚友戴与龄逝世。其实在戴与龄去世之前，朱德在回信中，说道，戴与龄年纪大了，可以来京参观，子女也可以来京学习。
没想到就在收到这封信不久之后，戴与龄却没能与老友见最后一面，而朱德得知后，也十分悲痛，他们期盼已久的革命终于胜利了。
但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回报他，还没来得及享受胜利的果实，这位为革命默默无闻做出贡献的好友就去世了，对此，朱德深感遗憾。
戴与龄去世之后，朱德并没有忘记好友的恩情，将他的儿子和儿媳接到了北京。朱德对他们说：
“我为什么喊你们来？因为你们的爹爹对革命有帮助、有贡献，能做的事他都做了，人民不会忘记。你们来北京不是要做官，而是要学习本事，为人民服务。”
而在朱德的教导之下，孩子们也不负众望，投身祖国的建设。而来到北京之后，戴与龄的儿子戴超群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
几个月之后，便参加了抗美援朝，成为了北京最早报名参军的一批青年，也是第一批渡过鸭绿江的青年。
1956年，平安回国后的他依旧带着朱德的嘱托投身于国家建设中。
朱德与戴与龄相交一生，彼此陪伴度过了中国最艰难的时期，很多人都知道朱德总司令是一位有着独特气质的领袖人物，然而在他的身后却少不了好友贴心鼓励，也正是有了戴与龄的支持，朱德才能够放心大胆地追寻革命的道路。
因此，可以说，戴与龄对革命有着直接的贡献。所以，我们也应当铭记他的付出，定不能忘记这些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坚力量……
作者网名：呵衙历史
资料三：
戴与龄又名学礼、以立。1888年3月24日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金山寺坎下的一户农民家里。父亲戴鸿熙勤劳躬耕，节衣缩食送戴与龄读书，殷望成材，以期支撑门户，免受豪强欺凌。
1896年，朱德就学于席聘三先生私塾。戴与龄与朱德二人常在一起研习功课，兄弟相称，情谊日深。他经常听席聘三讲述太平天国革命和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萌发了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
1906年，戴与龄和朱德一起考入顺庆中学堂学习。从此，他俩朝夕与共，砥砺学行，不分彼此。当时学堂监督张澜和教师刘寿川等都是留日归来的维新派人物，他们常灌输救国救民的思想，尤其对朱德和戴与龄两个发奋图强、好学上进的学生特别关心，借了很多进步书刊给他们阅读，如邹容的《革命军》、严复的《天演论》等。朱德常精读细研历史课中的著名战例，张澜先生借给他的《孙子》三十篇他反复阅读以致背诵如流，而戴与龄数理化三科成绩尤其优异，因此张澜建议朱德同戴与龄去成都投考武备学堂训练军事的弁目队。
1907年1月，戴与龄同朱德在顺庆府中学堂毕业。春节刚过，他俩一道赴成都，投考成都武备学堂，戴未被录取，朱德因家里反对，未入学，旋即考入四川高等学堂附属体育学堂。年末，朱德在体育学堂毕业回到仪陇。戴与龄考入四川高等学堂正科第二部继续学习。1909年底，戴与龄在四川高等学堂秘密加入了同盟会。
1913年1月，戴与龄修业期满，到成都中学任教。因在校时常参加革命活动，有的学科尚未学完，于是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至1914年1月又参加毕业考试，各科成绩合格。1916年10月30日由省公署查验，才发给了正式毕业证书。
1915年12月，朱德任滇军补充队第四队队长，负责组织新兵准备出征讨袁，戴与龄追随朱德，任该部军需。在讨袁护国战争中，他积极筹集粮饷和各种军用物资，保证了战斗需要，立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荣获云南都督唐继尧颁发的奖章。
1917年，朱德所部改编为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旅，朱德任旅长，戴与龄晋升为该部军需处长。1919年，戴与龄与泸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赵培炎结婚。1920年，朱德推荐戴与龄任云南盐津县知事（即县长）。当他向朱德告别去盐津县就任时，朱德恳切地说：“鉴于辛亥革命的失败，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我决定挂冠去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留学，学习马列主义，从头干革命。”
戴与龄诚挚地作答：“这很好！我知道你为革命毫不介意个人利益。你出国留学，在经济方面，我一定全力支持。”戴与龄言而有信，在朱德留学期间给予了大力支持，直到朱德学成回国。他常说：“我由民主主义革命思想逐步树立无产阶级革命思想，都是朱德同志作为我一生的革命带路人，是我的良师益友。”
戴与龄在盐津施政采用文教兼法治，宽猛相济，秉公执政，赏罚严明。他关心人民疾苦，努力安定社会秩序。所以当地百姓刻碑赞颂：“施政以仁，遗爱长留盐津县。”
1922年9月，朱德和孙炳文出国，戴与龄亦辞去盐津县县长职务，回到四川泸州。朱德于1926年学成回国，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即南昌军官教育团）团长，并着手筹办军官教育团。戴与龄又追随朱德，被委任为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军需处长。他廉洁奉公，精打细算，积极办好学员伙食，为朱德一得力助手。
1927年8月1日，八一南昌起义爆发，戴与龄积极参加起义。朱德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副军长，不久即任军长，军官教育团全体官兵、学员都被编入该军，戴与龄随部转战至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10月13日与敌钱大钧3个师激战三昼夜，6日清晨撤出三河坝。行军途中，戴与龄从马背上摔下来，头部受了重伤，加之原就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伤病交加之下，经朱德动员，戴与龄也不愿拖累部队，便潜回四川泸州。
1930年，戴与龄在泸州钮子街经办大东西药房，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并筹积药品、资金，支持革命。
1935年红军撤离仪陇后，国民党政府的地方团防武装，四处追捕、残害红军家属，逼得朱德全家四处逃避，朱母钟太夫人和幺弟太阶逃到泸州。戴与龄视他们如亲娘、胞弟，冒着生命危险将他们安排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因担心住久了不安全，又把钟太夫人和太阶改名换姓，送到泸州郊区水淹土地一个织布工人周吉成家里，向周家租了间屋子供其居住，并送去钱粮、衣物等。钟太夫人在周家住了一年多，恐被反动派发觉，戴与龄又将他们转送到南溪县陈玉珍（朱德的前妻）的亲戚家里去躲避。
直到1937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戴与龄才将朱母及太阶接到泸州，备送充裕路费，将他母子二人安全地送回仪陇马鞍。同年11月29日，朱德于晋洪洞战地致函戴与龄，告以在前方得到的大小胜利，并说：“......惟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健康，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数十年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二百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又说：“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戴与龄接信后，及时将钱寄给朱理书转交朱母，使其顺利地度过了荒年。
戴与龄在泸州以开办药店为掩护，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并常给朱德通信联系，朱德给他的信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都还珍藏着。“文化大革命”中，有的被红卫兵抄家时抄掉了，有的信现存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抗日战争期间，他写信给朱德，介绍10多名青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
朱德给他的回信说：“你介绍来的人我已据他们的德才分配了适当的工作。给青年人予以出路，这是我应尽的责任。”朱德同志给戴与龄的另一封信说：“与龄老弟，抗战一开始，前方很需要人，希望你在后方募三千民夫来参加抗日战争。”与龄接信后积极动员组织青壮年赴抗日前线，并多方筹集路费，但不久又接到朱德的信说：“我们在前方已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当地人民踊跃参军支前，你就不要再招民夫了。”
戴与龄秘密进行革命工作，以及遵照朱德信中的指示积极动员和组织民夫到抗日前线，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监视和迫害。四川省保安司令部情报科科长陈茫中，曾带领爪牙，先后到他家搜查，抄家三次。戴与龄逃往乡下避难，其妻赵培炎被羁押审讯，脚被打伤，后经多方请人疏通才被放出。但国民党当局仍不死心，成都行辕又派军统特务王某住泸州，长期跟踪监视戴与龄全家。
1949年泸州解放时，戴与龄已重病在身，不能执笔了，他叫儿子超群代笔拟了一个电文并写了一封信寄给朱德总司令，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推翻了压在全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从此中国人民再不受压迫、剥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不久，朱总回信：“来信及电均悉，你在反动政府压迫之下，亦能度过，这是不幸中之幸事。如你旧病已治好，来京观光，更可以为人民做些事。如你旧病还沉重，就仍在家居住为宜......”
不幸的是，当1950年1月朱德给戴与龄的信寄到泸州时，戴与龄已病故于泸州市镇川东巷二号家里，享年62岁。他临终前嘱咐他的儿女们说：“我因心脏病，不能出去工作，对革命没有尽到我的心愿，是我终生的遗憾！希望你们子女辈，今后努力工作，争取为国家，为人民，为共产党多做一些贡献，我就安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