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从组织安排

“七七事变”后，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全国人民拥护，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吸引着无数爱国青年，大家“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

踊跃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已成为我党秘密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四川总队队员的张露萍（原名余家英），也被抗日战争的隆隆炮声催促着，于1937年12 月从成都出发，朝着宝塔山的方向秘密前行。

途中，张露萍需要向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递交先前开具的、申请进入延安的介绍信。

办事处工作人员见张露萍出身富裕家庭，便问她：“你为什么要去延安？那里艰苦，吃小米你行吗？”

张露萍答道：“延安是抗日的中心，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我到延安是为了追求真理，连死都不怕，还怕苦吗？”

到达延安后，化名黎琳的张露萍先后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10月26日，她经抗大第三大队第五队指导员郑继斯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就提出要上前线。但组织没有批准，而是将她分配到中央军委通信学校和中央组织部干训班，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策略及工作方法等。

这项安排出人意料，但年轻的张露萍以大局为重，积极踏实地学习，很快掌握了密写、发报、照相、开车等许多地下工作本领。

转眼到了 1939年秋，中央组织部准备派张露萍回四川，利用她大姐（川军暂编师中将师长余安民之妾）的社会关系，去做川军的统战工作。张露萍欣然接受了组织上的安排，和新婚丈夫李清（1920年-2014年）道别，赶赴充满白色恐怖的战时首都重庆

1939年11月，张露萍受组织安排来到重庆，联系到了曾家岩50号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张露萍的到来，让中共南方局的叶剑英顿时眼前一亮，喜出望外：这不就是我们急需的人吗？她是最适合潜伏在国民党军统的人。时任南方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军事组组长叶剑英，与负责军事组情报工作的曾希圣经过商量，一致认为与其让她去做川军一般的统战工作，还不如改派她打入戴笠特务系统。

原来，1939年8月下旬的一天，国民党军统电台的科员张蔚林突然来到中共南方局，要求会见周恩来。中共南方局先是安排曾希圣去接待张蔚林。

两人见面后，张蔚林讲述了自己的工作经历和志向，称自己早就加入了共产党，但后来联系不到党组织，现在在国民党军统电台总部负责情报工作，希望党组织恢复他的身份，介绍他到延安或加入八路军。

曾希圣考虑到军统的复杂性等因素，不同意张蔚林去延安的要求，劝他安心为抗战努力。两天后，张蔚林再次来到中共南方局，同时带来了冯传庆（军统电台报务副主任）。

两人表示不想再在军统工作，同时将军统的情况汇报给了南方局。中共南方局的同志觉得两人叙述的情况和自己掌握的信息大体一致，就灵机一动，试探性地问他们军统电台总部有多少个站、以及人员编制等情况，两人一一诚恳回答。中共南方局看到两人态度诚恳，便要求日后提供军统情报。两人随后向中共南方局送来了军统电台的密码。

因此，中共南方局研究表明，张蔚林和冯传庆在纪律严明的军统工作，主动寻找党组织，冒着生命危险传递重要情报，实际上已经经受了组织严峻的考验，是完全值得信赖的。随后，在叶剑英和曾希圣的介绍下，张蔚林和冯传庆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蔚林、冯传庆入党后，又接连将赵力耕、王席珍（王锡珍）、杨光、陈国柱、安文元（安文远）等军统电台报务员介绍给了中共南方局军区。经过考察，中共南方局秘密招他们入党。军统头目戴笠怎么也无法想象，在他自认为戒备森严的军统内部，竟然渗透了这么多的中共地下特工。

在张蔚林、冯传庆不断收集军统重要情报的同时，也让中共南方局充满了担忧：张蔚林和冯传庆经常冒着巨大风险潜伏在国民党军统搞情报，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给党组织和情报搜集工作带来重大损失。

于是，中共南方局一直在寻找合适的人选去做南方局与军统之间的联络人，领导情报工作。同时在中共南局与张蔚林、冯传庆之间建立秘密联络点。

就在中共南方局一筹莫展之时，张露萍来了，这让叶剑英和曾希圣大喜过望。中共南方局军工组调研认为张露萍是军统特支部负责人和联络人的最佳人选：从延安派来的她不仅有坚定的信念和严格的纪律，更重要的是重庆满大街的特务都不认识她。所以就决定黎琳改名为张露萍，装扮成张蔚林的妹妹”。

面对任务的突然变化，张露萍再次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按照叶剑英所说，她主要有3项任务：领导张蔚林、冯传庆的工作；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军统的情报；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继续在军统内部发展党员、扩大组织。

曾希圣和南方局军事组情报工作人员雷英夫向张露萍介绍了潜伏具体事宜，如联络信号、密码，如何准备衣服、被褥，生活用品等。张露萍遂根据工作需要，从发式、化妆、穿着、行动作风等各方面，按照一个活泼、文雅、摩登的女学生来设计包装自己。

随后，张蔚林在军统申请到了一套房子（军统规定，内勤机要人员有家属的可以住进牛角坨宿舍），供“兄妹”俩居住、秘密传递情报。筹备这一切的同时，张蔚林和冯传庆又在军统电讯处及电讯总台内部发展了多名秘密党员。很快，军统电讯部门的机房、报务、译码等组（室）全有了我党的潜伏人员。

从此，张露萍以一身华丽的穿着，经常出现在重庆大街上，时而以探望哥哥张蔚林的名义，实际上与冯传庆等人搞情报，又频繁进出军统电讯总台。借助这些机会，张露萍秘密将他们收集到的国民党情报带回牛角坨，然后秘密传递给南方局。

经组织批准，张露萍等人成立“中共军统局电讯总台特别支部”（即“七人小组”），直接归叶剑英创建的南方局军事组领导。张露萍任支部书记，其他成员有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光、陈国桩、王锡珍6人。的“七人小组”就像一把尖刀插进了敌人的“心脏”。

由于富有斗争精神且工作方法灵活多样，张露萍领导的“七人小组”就像一把尖刀插进敌人的心脏。对此，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所著的《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考证说:1942年戴笠在国民党军统四处（电讯处）发现了一个由 7人组成的共产党间谍网，“其领导人是一个有魅力的年轻女子，叫张露萍，她于1939年冬由康生的延安社会事务部派到重庆，直接在叶剑英将军领导下行动。四处所有的人事表格、军统在全中国的电台站（包括频率、波长、密码簿）都落到了重庆周恩来的驻地”。

这些信息都是敌人通讯联络的命脉，“七人小组”为我党的情报工作带来了非常大的进展。同时，延安电台也不断收到冯传庆利用电台值班间隙发出的密电，敌人的一举一动近乎彻底地暴露在我们眼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露萍领导的红色电台还截获了一封戴笠欲向陕甘宁边区派遣特务的绝密行动电报，为保卫党中央安全做出了极大贡献。

那是在1940年初，戴笠给胡宗南发电，称准备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美制小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伺机潜入陕甘宁边区搜集情报。此次绝密行动，从人员挑选到行动实施，只有戴笠和胡宗南二人知晓。但戴笠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却被张露萍等人早早截获。

同时，“七人小组”还趁机破译了戴笠和胡宗南二人间的专用密码。他们将上述情报交给南方局，南方局又迅速将之报告给党中央。结果,戴笠亲自挑选的得意门生吴正伦等3人刚刚跨入陕甘宁边区边界，就被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抓获。这样一来,我党不但缴获了先进的美制电台，而且掌握了一条蒋介石“假抗战真反共”的具体罪证。

1940年春节之际，19岁的张露萍收到了父亲的来信，看完信后，她想家了。在中共南方局同意后，张露萍回到成都老家，享受亲情温暖。但是，令张露萍意想不到的是，短暂的家庭温暖很快就被一桩军统电台案破坏了。

1940年2月，潜伏在军统电讯处工作的张蔚林出了一点意外：烧坏了无线电收发器上的三个真空管。当时真空管电子设备非常短缺，引起了肖茂如科长的注意，肖茂如查了一番：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情报人员，张蔚林不应该犯这么低级的错误，显然他是没有安心做好这个本职工作，于是就把他关进看守所接受调查。

张蔚林被捕后，不久国民党特务就包围了军统电台，将潜伏在内部的赵力耕、王席珍、杨光、陈国柱、安文元等人抓获。

在军统的严刑拷问下，地下党安文元经不住考验成了叛徒，并出卖了包括张露萍在内的南方局安插在军统的电台特支党员。张露萍的身份被暴露后，特务掌握了张露萍在成都老家的联系地址，随后以张蔚林的语气给她发了一封电报：“病重，望妹速返渝。”

张露萍接到电报，焦急万分，她首先考虑生病的张蔚林同志需要照顾，但从事地下斗争的经历让她充满了警惕，她写信给中共南方局汇报了自己的行踪之后，就准备乘车去重庆。

中共南方局收到张露萍的来信，大吃一惊，觉得这是军统的一个陷阱，赶紧派人到车站截住她，企图营救张露萍，以免被军统特务逮捕。但特务一直就在车站候着张露萍，张露萍刚到重庆后，就被藏在车站附近的特务给抓住了。

当得知共产党人竟深入自己的情报机关后，蒋介石盛怒、震惊，大骂戴笠无能。戴笠也暴跳如雷：“我们的电台快成了共产党的电台了。”他不得不承认：“这是我同共产党斗争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脸面尽失的戴笠亲自主审此案,发誓要彻底清洗内部。

但任其如何对张露萍等人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他得到的只是审讯记录中的8个字：“一再诘讯、坚不承认。”更令敌人恼怒的是，即使身陷囹圄，张露萍小组还能够不断找机会向外传递情报。

一次，她要张蔚林给相熟的看守人员毛烈50 块大洋，请他送一张纸条到我党在重庆中二路的秘密机关。纸条上写着：“表姐，姑妈病重，希望你前去照顾她。妹萍。”该机关同志看到后，迅速撤离并隐蔽起来，令后续赶来的敌人扑了个空。

在戒备森严的军统内部竟然发生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大案，让戴笠很丢脸。被激怒的戴笠试图通过对被捕者进行严厉审讯以寻找有价值的供词来报复共产党人，从而挽回一些颜面。

但张露萍的供词让他失望，张露萍坚持说：“我是逃婚才躲去延安。但在延安生活实在是太苦了，于是回到重庆准备考大学，期间就结识了张蔚林，一见钟情。其他的一些朋友都是通过张蔚林认识的，和这些朋友没有任何政治关系。”

张露萍被军统逮捕后，惨遭各种酷刑，但她没有吐露任何情报，仍然坚称和张蔚林只有恋爱关系，不管戴笠如何绞尽脑汁试探、恐吓、殴打，如此反复审问，她都坚决不承认他们的真实身份。

张蔚林也辩解：认识张露萍后，我们互相爱慕对方，开始相恋，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戴笠对冯传庆、陈国柱、王席珍、杨光、赵力耕的拷问也相继失败。

狡猾的军统审讯不出结果，就心生一计，他们解开张露萍的手铐，虚伪地对她说：“因为案子证据不足，决定无罪释放你，你自由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随后，他带着张露萍来到中共南方局门口，对她说：“你现在可以走了。”

张露萍刚开始不明白特务们的意图，但她断定这是敌人的另一个阴谋。张露萍悠闲地走在大街上，目光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这熟悉的场景让张露萍感到亲切。可今天，她却觉得有些奇怪，这条街她已经走过无数次了，每次走在街上，她都会感到温暖、充满活力，因为目的地是中共南方局，在那里得到了同志们无微不至的关怀。

张露萍故意缓慢地走着，心中在想：特务们放了我究竟要做什么？

不远处的中共南方局发现了这个情况很可疑，叶剑英命令曾希圣和雷英夫随时准备应对突发事件，命令警卫员持枪守卫，防止特务伺机袭击南方局。

张露萍眼看着就离中共南方局越来越近，但她不能像平常一样进去，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她不得不走开，不能撇南方局大门一眼。曾希圣、雷英夫和战友屏住了呼吸，多想把近在咫尺的张露萍营救回来！但严酷的现实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突然，张露萍发现远处隐隐约约的探子在窥视，顿时，她明白了敌人的意图。特务的用意确实如此：一旦看到张露萍在中共南方局大门口跟谁说话就抓谁，如果她走进南方局，特务就会冲进南方局。

在众目睽睽之下，张露萍淡定地头也不回地走了过去。中共南方局的同志们松了口气，对机智过人的张露萍又是钦佩又是感慨。他们知道张露萍这样做确实保护了中共南方局，使党组织避免遭到军统破坏；感慨的是，他们不能将张露萍救回来，她这一走，就彻底迈入了敌人的深渊。

军统特务们的计划破灭了，由此军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张露萍是地下党重庆市委的人，而不是中共南方局的人。

军统使用了种种手段都未能令电台特支党员屈服，于是决定判处军统电台案七人死刑，将他们关押在重庆白公馆。 1941年3月，七人被移送贵州息烽监狱继续关押。

她非常关心狱中战友们的状况，当得知军统特务将战友赵力耕拷打得奄奄一息时，她卖掉了心爱的戒指，为赵力耕买了营养品。虽然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她却以乐观的革命精神奋斗着。

张露萍长期被囚禁在监狱里，但她依然性格活泼，擅长唱歌跳舞，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气息，这让道貌岸然的息烽监狱长周养浩产生了卑鄙的想法。

周养浩以审问张露萍的名义先把能歌善舞的张露萍叫到办公室，说是要将她释放。

张露萍看出周养浩别有用心，冲着周养浩吼道：“瞎了你的狗眼，你搞错了！”周养浩被这样训斥，逼近张露萍，企图侮辱她。

气得张露萍抬手给了周养浩两巴掌。周养浩傻眼了，但不便攻击，只好忍气吞声，伺机报仇。

罗世文和车耀先得知张露萍殴打周养浩的消息，对张露萍的行为予以肯定，指示她在今后的斗争中不仅要保持纯洁，还要善于应对危险的环境，防止遭遇敌人的毒手。张露萍受到党组织的关心和指点，心里十分感动。

1945年夏，戴笠密电周养浩，要处决张露萍、张蔚林等七人。周养浩接到密电后，致电警卫组长刘振乾等人，秘密协商如何杀害张露萍等7名中共地下党，最终决定在押解到重庆的路上进行暗杀。

7月14日一早，女狱警来到张露萍的牢房前，喊着张露萍在狱中的代号“253，快收拾东西，今天送你回重庆开释。”

张露萍从女狱警的异常神色中意识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到来了。张露萍没有慌张，也没有意外，开始从容地梳头、洗脸，然后换上一身连衣裙。

张露萍在走出牢房之前，弯下腰深情地吻了吻狱友“小萝卜头”的额头。在最后的告别时刻，张露萍从容地向每一个狱友道别。

狱友们伤心欲绝地看着张露萍，心都揪紧了。张露萍走到院前停着的车前，张蔚林、冯传庆、陈国柱、赵力耕、杨光、王席珍6人带着行李也走了出来。

曾经在敌人心中并肩作战的七名地下共产党员用深邃的眼神互相致意。狱友们站在院子里默默地看着，默默地哭泣着。

七人上了囚车后，再次向一直注视着他们的狱友道别。囚车离开息烽监狱后，张露萍领头唱起了《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张露萍牺牲时年仅24岁。

几十年过去了，张露萍墓旁的野草长了一波又一波。可悲的是，她牺牲后却被误认为是军统特务，她的红色特工身份一直没有被证实。

1981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下令对三十多年前息烽监狱被害者进行调查。四川省委、贵州省息烽县委等部门组织了一次大调查，找到原中共南方局成员雷英夫了解当年的真实情况。

经过了一年多的基层走访调查，雷英夫将张露萍等7人的情况如实向上作了汇报，包括他们如何加入中共南方局、如何入党、如何潜伏军统电讯处等史实。为慎重起见，雷英夫致电叶剑英详细说明了张露萍等人当年的事迹。

叶剑英听了之后，激动地说：“好！太好了！我记得，张露萍不就是那个‘干一场’么？！”原来张露萍在延安喜欢唱革命歌曲《拿起刀枪干一场》，同志们亲切地为她取了“干一场”这个绰号。

叶剑英又问：“那个麻子呢？”

雷英夫答道：“麻子就是冯传庆。”

叶剑英道：“是的，我还送了他一件皮袍。”

直到1983年，也就是张露萍牺牲38年后，在军统电台案牺牲的7人被追认为烈士，其中张露萍被追认为甲级烈士。丈夫李清才知她没有叛变，不是军统特务，而是我党红色女特工，是女英雄！

1984年，张露萍等7人的遗骨被移至贵州息烽县烈士陵园安葬。

由于长期从事秘密工作，多次化名化装、缺乏证明材料，张露萍曾一度被误认为是军统特务。

据1939年在延安与张露萍结婚，后任国家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的李清（曾用名陈宝琦）回忆，一次，“抗大一位去重庆治病的女同学回延安,称她在重庆亲眼见到黎琳穿着布拉吉衣裙，挎着国民党军官的胳膊行走在大街上！

我的另一位同学还专门来找我，劝我别再等黎琳了！于是‘黎琳叛变’的消息在延安不胫而走！这个惊雷般的消息极大地震撼了我，使我多少个长夜不能成眼！

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将那位同学描述的黎琳和我心目中她那纯真、刚强的形象吻合起来。我只能怀着十分痛苦的疑虑，等待组织上有一天能告诉我真相。”

对此，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情报部部长康生直接宣称：“黎琳叛变了，是叛徒！”

直到牺牲40余年后，中共四川省委向叶剑英、张露萍密友车崇英等证实，才为张露萍的真实身份及历史功绩找到了可靠证据。

1983年7月10日，当雷英夫向叶剑英报告张露萍和其他6 位烈士的调查结果时，叶剑英当即说：“我记得张露萍同志，她的外号叫‘干一场’。”叶剑英证实：“四十年代初，我们有两位同志打入到戴笠那里,后来暴露了。一天,有一人(即冯传庆)找到周公馆，我们决定送他去延安。我送给他一件皮大衣，并且把他送到江边。但他来的时候已被特务盯上了，后来被戴笠的人捕去了。”

《光明日报》就此刊登文章：“牺牲时年仅24岁的女共产党员张露萍，又名余惠琳（张露萍使用的另一个名字),16岁从成都奔赴延安。17岁加入共产党，18岁离别丈夫打入重庆国民党军统电台，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为党收集了大量的重要情报。后遭敌逮捕，从容就义。过去余惠琳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张露萍却被误认为军统特务，这一次查明这两个名字原来是一个。”

至此，李清终于知道了：“1940年并非由于她的过失，他们支部 7 个成员被敌人发现全遭逮捕，先后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及贵州息烽监狱等地；尤其是知道了黎琳在遭受极其残酷的刑讯中，在长达5年监禁的非人磨难中，在残杀她的刑场上，表现得那么坚强、刚烈！”

一时间，他不知该悲痛，还是该欣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