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化装神甫来到瑞金

我刚到总司令部时，在机要科工作。当时担任译电工作的女同志比较多，有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项英的夫人张亮，吴德峰的夫人戚元德等。我比她们的年龄小得多，是小弟弟。

大约1933年9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机要科收到中共上海局给临时党中央的一份电报(当时党中央的电报由中革军委机要科负责译),

大意是：友人李德和群仙，将于本月下旬从粤闽交界的大埔城、上杭县境进入苏区，请派人到接头地点迎接。

当时临时党中央指定项英负责做好接待李德的组织准备工作，从部队抽调一个精干的迎接分队，再从机要科派人带一部电台随分队行动，保证不间断的联络。

根据我们科的情况，项英指定我带密电码和电台，前去执行这一任务。

迎接分队是由周昆任师长的第三师派出的。我们先从总部赶赴会昌县的筠门岭镇，向三师师部报到。

周师长对我们说：军委要求我们派出一个精干的小分队去迎接国际友人，小分队要化装成便衣小战斗队，现已准备就绪，即将去福建与广东交界的边境。他要电台和我随便衣队行动，听从领队的该师张参谋长指挥。

第二天，张参谋长率领我们向东行进。途中，我们定时向军委项英代主席报告行军情况，以及下一步将到达的地点。当我们来到福建省文坊与新泉之间的一个小山村时，张参谋长令我们就地宿营，隐蔽待命。

这个村庄只有几户人家，散落在山沟里。我们扮成农民住在村里，大家都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候国际友人到来。

那时已是蒋介石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前夕。这次“围剿”,敌准备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修筑碉堡、逐步推进的战略，并辅以保甲团练制度，对苏区进行严密封锁。因此，在这些边缘地区，封建地主的反动民团经常来骚扰，给我们执行任务带来很多困难。

张参谋长要求分队每个成员必须严守纪律，各负其责，保证万无一失地完成任务。按照战时机要译电人员必须时刻跟随首长行动的规定，我寸步不离地一直跟在张参谋长的身边。

过了几天，张参谋长带领我们离开小山村，到达新泉附近一个秘密联络点。 一位30多岁小商人打扮的人，已在那里等候。张参谋长上前跟他低语了几句，两双手就紧紧握在一起了。

这位联络员告诉我们，他刚从白区赶来，他说：有一位国际友人，预计四天后乘小船沿韩江而上，与群仙同志假扮夫妻，下船后改扮神甫与修女，公开名义是去汀州天主教赴任，潜入山区后绕道而行，大约在后半夜到达新泉与朋口之间的隐蔽接头站，由我们接入中央根据地。

临别时，他和张参谋长约定了接头暗语，并叮嘱接到国际友人后，要尽快安全护送其到达瑞金。

张参谋长送走这位联络员后，火速将情况电告中革军委，又召集干部会严密部署了下一步行动。我们去迎接的地方，是闽西的一个山区。这里道路坎坷，人烟稀少。大家装扮成当地农民的模样，尽量避开居民点，夜行昼宿，隐蔽地靠近迎接的地点。

第三天傍晚，我们从隐蔽的宿营地出发，急行军40华里，在午夜时分来到预定的地点。大家静悄悄地俯卧在一片杂草和灌木丛生的山路两旁，耐心等待着友人的到来。

3个小时过去了，很快就要天亮，这时在小道前方突然出现三个人影，逐渐向我们埋伏点靠近。当距我们只有10米远时，张参谋长发问：“干么格来哟?”(当地土语：干什么来的)

对方回答：“去汀州天主堂的。”暗语对上了，双方都迎上前去热情握手问好。

那时我站在张参谋长身后，只见来人两男一女，前面男的就是四天前来接头的联络员，中间是个头围黑巾身着长袍的妇女，后面那个男的也身着黑袍， 一条黑色围巾遮掩着半个面部。后来回到瑞金，伍修权才告诉我，只有修女和神甫才有这般装束。

安全接上头后，那位联络员向我们作了简要介绍：男的叫李德，女的叫刘群仙(博古夫人)。他趁天还未亮就匆匆走了。我们马上带着两位同志往回走，张参谋长和少数人走在前面，便衣战斗队随后掩护。

往北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一栋小房子边，这里已是苏区边界了，天色已亮，就停下休息。

我是第一次见到黄头发、蓝眼珠、高鼻梁的外国人，过去还以为外国人同中国人长得一样哩!当时感到很惊异。只见李德在房子里显得焦灼不安，时而耸耸肩，摊开双手，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同刘群仙讲着我们听不懂的话。

他们谈完后，刘群仙就向我们翻译说：他要赶快离开此地，要用担架抬他走，尽快安全地把他送到瑞金。张参谋长立刻满足了李德的要求，挑选了8名身强力壮的战士组成担架小组，从战斗分队找来了两副担架和两床被毯。

这时，李德通过刘群仙又向我们要了一卷白纱布，只见他用纱布把头包扎起来，既装扮成一个伤号，又不暴露他白种人的相貌。看来，他确是一位有军事知识的外国人。

我们日夜兼程往回赶，每个指战员都尽心尽责，生怕有不周到的地方。那些抬担架的战士尤其辛苦，既要赶路，又要使担架抬得平稳。上坡时，抬后面的战士用手托着；下坡时，在前面的战士用手举着；涉水时，派人在前面探路；越沟时，其他战士主动护架把边。

由于接送工作计划周密，行动迅速，第一天的路程虽在游击区内行军，也没遇到任何意外，晚上就安全赶到苏区的汀州城宿营，第二天下午就到达党中央所在地——沙洲坝。

可以说，这次迎接工作很顺利，李德是舒舒服服进苏区的。

任务完成后，项英表扬了张参谋长率领的战斗小分队和电台全体人员，并调我到一局作战科做参谋工作。可能是考虑到我同李德有这一段迎接工作的经历，作战科里只有我认识李德，不久又令我到“独立房子”李德处当参谋。

所谓“独立房子”是专门为李德的到来修建的，距总司令部两华里，房子前门正对着总政治部所在的小村子，离党中央住地也不远，面积有100多平方米。

中间的堂屋挂满了地图，是工作室；东面的一间是李德的卧室，西面一间是翻译伍修权的住处。当时由于伍修权忙不过来，才要求作战科去一名参谋协助工作的。

我到“独立房子”报到，就吃了李德的“闭门羹”。当时我向他敬礼，李既不还礼，也不同我握手，脸上冷若冰霜，同伍修权讲了几句后，就挥手让我退出他的房间。当时我虽不痛快，但觉得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心里还是很崇敬的，以为外国人同中国人习惯不一样，也没有多想。

事后伍修权就给我交待李德布置的三件工作任务：

一是每天送电报文件，要随到随送，不得贻误；

二是布置作战室，凡有关作战与敌情的电报，要据电文绘制简略地图，附在电报后面；

三是负责李德的吃、穿、用等生活保障。

尽管任务不轻，我还是满怀信心地去工作，尽力把三项任务都搞好。

当时中央根据地正进入第五次反“围剿”的紧张阶段，军情变化多，每天都有不少电报送到军委总部，因此，我一天要在总部和“独立房子”间来回跑十几趟，走几十里地，但那时年纪轻，才16岁，精力旺盛，没当一回事，倒是第二项绘地图的任务遇到了困难。

我要先把电报中的地点在墙上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找到，再根据图上的比例缩小后绘出简图。这件事，第一需要测绘知识，第二需要有比例准确、地点齐全的地图。

第一个困难我依靠地图科同志的热心帮助，很快过关了；

可是第二个困难在当时几乎是无法克服的。那时的地图很不精确，电报上有的地点地图上没有，地图上有的地点又同实际情况不符。

结果绘出来的敌我态势简图经常不精确，李德看了就大发脾气，轻则张口骂人，重则暴跳如雷，捶台拍桌。

有一次因为画的简图同墙上挂的地图不一致，他破口大骂不说，还让我站在那里好长时间，而他阴沉着脸，在室内来回走动，使劲抽烟，这种咄咄逼人的气氮十分可怕。

这样的事情遇到多了，就一天天加剧了自己的不安情绪。

在当时的环境里，要完成第三项任务也十分困难。

由于蒋介石的封锁政策，中央根据地上自朱总司令、毛主席，下到每个红军战士，都是一样的供给标准，每天一角钱菜金和12两粮食，能吃到什么呢!

但对国际友人我们还是特殊照顾，百倍优待。他不爱吃米饭，要吃面包，瑞金不产小麦，我们就派人到百里之外去买面粉；他爱吃烤鸡，我们没有烤炉，就用酱油卤成红烧鸡代替；他烟瘾特别大，又要抽好烟，总司令部六局和供给部绞尽了脑汁前方打胜仗，还专门发过收缴香烟的电报，以保证他每天抽上三包“哈德门”一类的高级烟。

但是，尽管在这方面我们忙得不可开交，他还是不满意，有时还为一点小事大动肝火，把我们训斥得够呛。

正是由于李德的暴躁脾气，和他那不平等待人的态度，同我军官兵之间亲密无间的传统和总部首长那种关心下级、尊重部属的优良作风形成鲜明对照，使当时年轻火盛的我难以理解和忍受，在干了两个月后，我就向项英代主席提出了回总部机关的要求，项英也十分同情我的处境，同意了我的要求，而且没有再派参谋去“独立房子”工作。

后来是派了懂俄语的王智涛去协助伍修权工作，并负责照料李德的生活。

四 、总部的六个职能局

1933年12月20日，由李德提出建议，经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以统一前后方军事领导与指挥为理由，将前方由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率领的总司令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

项英代理主席根据这一决定，电令朱德、周恩来将前方司令部迁回瑞金。

1934年1月初，朱德、周恩来率领前方总司令部从宁都撤回瑞金沙洲坝乌石龙村，成为一个统一指挥全国红军的领导机关。

这时，叶剑英已被调任福建省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担任合并后的总参谋长。

2月3日，中革军委改组，主席仍为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从此尊称周副主席。

改组后的中革军委下设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总供给部、总动员部、总兵站、总卫生部、政治保卫部等工作机关。总司令部为中革军委军事行政工作的统率机关，总政治部则是红军的党和政治工作的领导机关。

改组后的总司令部设六个职能局，分管作战、情报、通信、人事、供给、训练(教育)等工作。同时，各局机构、人员均有扩大，红军参谋工作建设达到鼎盛时期。为充分展示当时参谋工作全貌，兹将各职能局的工作内容及作用分述如下；

(一)第一局的工作情况第一局主管作战指挥工作，是经首长批准总司令部发号施令的牵头机关。

1. 出谋划策的作战科

作战科除履行作战职责外，还要兼做其他工作，因为那时中革军委和总部首长均没有配备秘书，用孔石泉的话说是：首长交待什么就做什么,什么工作都干，也就是参与党中央、中革军委和总部首长指挥红军行动和指导工作的参谋。

具体做法是：局长指定六个参谋，两人一组，分三班轮流担负24小时作战值班(每组正副各一，8小时轮换),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实行面对面领导， 一切来往文件、电报等均由值班参谋承上启下。

另外两名参谋做局里的日常工作。首长到部队检查指导工作，参加重要会议(党中央召开的会议除外),均派作战参谋跟随，当场决定的问题，能办的就地解决，现场处理不了的，回来办理。

对于中革军委首长和总参谋长已经明确了的意图或授权处理的问题，值班参谋可以用首长、机关的名义，下达命令、指示和答复解决，事后报告。

值班参谋在这8小时内所做的工作、答复或处理的问题，均记在《阵中日记》中，未尽事项则交给接班者继续承办，以保持连续性。

中革军委首长规定：作战参谋应了解与掌握全国红军的情况和核心机密，做到有问必答，主动汇报。为此，要求他们在政治上对党绝对忠诚可靠，在业务上能起草文件电报，处理日常行政工作，机智办事。

为使他们成为党中央、中革军委和总参谋长实施对红军的作战指挥与处理各项日常军事工作的助手，尽可能给他们创造便利的工作条件，党中央的决策——主要是三人团的活动与意图，机要科、二局、三局的内部业务，对作战参谋不保密。

总之，作战参谋在局长的具体领导下，及时搜集敌、友、我三方的情况，进行分析判断，提出建议，记录首长的意图决心，拟写作战文书，迅速下达执行；对下面来的情况，立即研究，拟出处理意见，上呈首长批示。

2. 翻译电报的机要科

机要科掌管机要密码，编制与翻译无线电报业务。

红军的机要译电业务，是在粉碎了蒋介石对苏区红军第三次“围剿”,缴获了敌人的无线电台后发展起来的。不久，党中央又派了我党培养的无线电报务干部进入苏区，编制了机要密码本子，才逐步建立了无线电通信，同上海党中央和全国各地的红军建立了联络。

到撤离中央苏区时，从中革军委到各军团、省军区、主力师建立了机要译电业务。用无线电报同远离中革军委的部队进行联系，下达命令，报告战情，要比骑兵、步兵传递快得多。

当时的电报速度等级分：平、急、火急、十万火急、万万火急。

因此，各军团、省军区、师属电台要与总部三局无线分队保持不间断或定时(行军作战时)的联络。

电报的机密程度分：普译、密译(由机要组长或科长译)、亲译(首长自译或由他指定的人译)。

机要科的干部与译电人员，要严格遵守机密规定， 一切来往电报的内容，对外不允许泄露、要守口如瓶。

机要科的值班制度，与作战参谋的值班相同。来往电报频繁时，全科人员都参加工作。

机要科编制在一局的原因是，来往的电报内容多系核心机密，下达的电文又从值班参谋那里发出，这样就能加快译发速度，更便于保密，因为三局的无线电报务人员与机要人员互不联系，不知道对方的联络信号和密码内容。

3. 搜集敌精的侦察科

侦察科掌管地面侦察、把握敌友情况的业务。

朱德、毛泽东接受了南昌起义过程中没有注重谍报工作的教训，从并冈山时期就开始设立了特务队，专门担负侦察工作。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33年5月红军各级司令部设立侦察科为止。

1934年2月总司令部第一局也设立了侦察科， 一方面是用于指导下面各级司令部侦察科的工作，同时，侦察科还要担负汇总敌我情况，以及侦察总部周围敌人情况，上报总部首长等任务。

侦察敌情的方法主要有：派人伪装到敌人阵营中去，获得敌人情况；捕捉俘虏，审问敌情；搜集文件、报纸，分析敌人行踪；从起义、俘虏过来的人员中了解敌人情况；在敌、友军驻地居民中进行调查获取敌人消息等。

目的是查明敌军的番号、实力、装备、官兵素质、动态等情况，进行分析，去伪存真，作出敌情判断，提供首长作为指挥决策的重要依据。

4.提供行动方向的地图科

地图科掌管测绘地图、勘查地形等业务。

古今中外的军事家在运筹战争时，都很重视地形条件。因为选择有利阵地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孙子兵法》中说的“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地图是行动与作战的向导，是军事指挥员的重要工具，因为在作战中要做到趋利避害，就要熟悉和利用战区的有利地形，就要依靠和运用地图。

红军在多年的行军作战中逐步认识到地形、地貌在战争中的作用，但由于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的封锁，在根据地极少能找到一张可以用来指挥行军作战的地图。偶尔能搞到的也仅是能表现概貌的略图，在军事指挥上用处不大。

因此，主要靠在战斗中缴获敌人的地图，1933年5月，叶剑英受命组建中革军委总司令部时，专门在一局设立了地图科。后来刘伯承接任总参谋长，又指示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成立了培训测绘干部的训练队。

1934年2月，地图科得到了进一步加强。9月起，赖光勋、边章伍先后任地图科科长。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指示地图科的任务是，调查地形道路与测绘大比例尺军用地图。

朱总司令还强调了地图科的作用，多次对我们参谋说，无论行军和作战，若没有地图，不能查明地形情况，就等于瞎子走路——路盲，准保碰壁。为了完成总部首长交给的任务，地图科的同志克服种种困难，仅靠一块木板一张纸，用一支铅笔一块像皮，爬山越岭，进行艰苦的测绘工作，绘出了一张张地图，为总部首长提供了分析敌我形势的工具，给红军的行动和作战提供了向导。

5.印制收发文件的秘书科

秘书科掌管总部文件的印刷和收发业务。

随着战争形势的日趋紧张和总部机关的扩大，党中央和红军的公文往来日益增加，为了保证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保存党和红军的重要档案文件，中革军委在总司令部一局增设了秘书科。

当时，秘书科的业务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是管理印刷机器(石印、油印机),印刷文件、布告等；

二是收发上报文件，存档总司令部的重要公文；

三是接待来司令部的上访人员；

四是承办总部首长交待的个人事务等。

当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总参谋长刘伯承等都没有配备秘书，所以秘书科内没有首长秘书。

6.预防空袭的防空科

防空科掌握指导中央红军机关和部队的伪装防空业务。

一局的防空科成立于1934年夏。这年夏天，蒋介石为了配合其地面部队对我根据地和红军的第五次“围剿”,调动了其空军的大批飞机进驻南昌机场，并对我中央苏区实行狂轰滥炸。为了减少敌机轰炸造成的损失，总部首长决定在一局之下成立防空科，专门研究挖防空洞及人马伪装、对空射击等方法，编写材料，帮助机关、部队了解防空知识，掌握伪装防范措施。

但当时只有从苏联学习归来的王智涛稍懂防空业务，因此，该科就他一人工作。至同年10月总部撤离瑞金时，该科随即取消。

7. 生活保障的管理科

管理科掌管中革军委和部门首长与一局所属人员的生活物资供给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以及李德的生活保障，亦由管理科负责。

反五次“围剿”时期，党中央、中央红军的生活物资供给分配是由中革军委下辖的总供给部负责的，各部门根据规定的份额再分配到个人。

当时，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与总参谋长同一局各科人员在一个伙食单位就餐，供给标准也完全一样，大家都过着艰苦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根本不存在生活上的特殊化问题。所以，上下相互之间关系融洽，打成一片。

组建中革军委总司令部时，总部首长还考虑过气象条件对军事行动的影响，计划在一局之下设立一个气象科，因苦于缺乏人才和设备而作罢。

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把天时、地利、人和作为取得战争胜利的三个要素。“天时”就是指的气象，利用某一时刻的气象情况就叫做天气。

三国时代，孙权与刘备联合，周瑜借助刮东南风的时机，以火攻曹操停在长江上接连起来的“连环战船”,就是利用天气、以弱胜强的战例。后人赞道：“魏吴争斗决雌雄，赤壁楼船一扫空。烈火初张照云海，周郎曾此破曹公。”

中央红军在反“围剿”与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利用气象条件战胜敌人的例子也不少。主要是在暗夜、阴雨、云雾天气时同敌人打仗对我有利，因为在那种天气里，敌人的飞机不能飞，看不清地形，不易发现目标，其大炮、重机枪也不能发挥火力的优势，处于被动状态。

相反，红军利用夜间行军，有苏区人民作向导，熟悉地形，钻进敌人的“老窝”里，实施突然袭击，进行分割肉搏战，出奇制胜，以较小的牺牲换得较大的胜利。

所以，从部队到红军学校都很重视夜间战斗的基本功训练，以我之长制敌之短，获得了很好的战果。毛泽东后来总结十年内战的经验时指出：军人应虚心学习，摸熟自己和敌人部队的脾气，摸熟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条件，其中就有气候条件，才能打胜仗。

夜间、阴雨、云雾天气下训练，当然要比晴朗的白天训练困难、辛苦得多，但正是从平时的这种“难”与“苦”中，才能取得战时的“胜”与“甜”。这是军事辩证法。

1934年1月，前后方总司令部合并后，朱德夫人康克清亦由前线调总司令部任政治指导员。从此她一直是我们一局参谋的知心大姐，在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关心爱护我们，为红军总部参谋工作的顺利开展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