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前的决策与运筹

1934年4月底，广昌战役失利后，红军野战司令部在博古、李德、朱德、刘伯承带领下从前方回到瑞金。野战司令部撤销，各单位人员归原建制。

政治局委员、野战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顾作霖，在前线因工作紧张劳累，肺病复发，没有好药治疗，病情加重，战役一结束，抬回瑞金不久即病故，时年26岁。

广昌战役后，博古、李德、周恩来、张闻天等在李德住处“独立房子”就中央红军此后的军事行动进行了小范围的讨论，博古、李德从轻敌的“左”倾转到畏惧敌人的右倾，对形势作了悲观的分析：

蒋介石军队有从德、意等国得来的新式武器装备以后，五次“围剿”不能粉碎，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难以保住，必须寻求新的出路，才能发展革命形势。当时，拟由党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向湖南西部的零陵地区转移，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伺机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

为了对内稳住阵脚，对外迷惑蒋介石，准备派出两支先遣军： 一支向西打前站，设法同贺龙部取得联系； 一支向东到闽北，然后插入敌后的浙、皖、赣边境活动，以调动敌人，减轻对中央红军主力的压力。

党中央将这一设想报告了共产国际，随后，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负责处理一切。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央苏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动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

这就表示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方案。

党中央接到共产国际复电后，对党、政、军机关的少数负责人作了传达，要求严格保密，我们一局几位作战参谋同时知道此事，但大家都注意严守核心机密，神色依然，照常工作。

我记忆犹新的是，大约就在这一时间，我父母来信要我回兴国老家找对象，后来又让哥哥到部队看我，我明知就要与家人分别。

仍然不露一点声色，高高兴兴与亲人告别。那时离长征已不到两个月了，在中央指示下，总部已紧锣密鼓地进行了转移前的准备工作。

首先，7月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成立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作战训令，以第十九、二十师组成红七军团共计6000余人的先遣队，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于7日从瑞金出发东进。

接着，8月12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又电令以第十七、十八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机关和军政委员会，由任弼时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肖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于8月23日以“西征先遣队”的名义离开湘赣苏区突围西征。

军委一局受命负责掌握上述两支先遣队的行动情况。

据了解，东进军团在挺进闽北插入敌后过程中虽然调动与分散了敌军部分兵力，减轻了一点对中央红军的压力，但因我军兵力少，深入敌人腹地难展身手，终未能如愿。

西征军团与敌巧妙周旋，同贺龙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合后，沟通了同党中央的无线电联系，初步建成了川鄂湘黔苏区，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我们一局正是根据红六军团西征的情况，绘制了主力红军向西转移的初步路线图，为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以后的转移作战提供了指挥的依据。

其次，着手扩大红军和督促加紧生产弹药等物资。

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和准备战略转移，根据中革军委每团兵力不得少于1500人，每师兵力不得少于5000人的规定，中革军委和中央政府从党、政、军机关抽调了大批干部到各县、区、乡，做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的工作。

中央苏区在“扩大铁的红军一百万”的口号下，掀起了一股空前的扩大红军热潮。苏区人民响应党的号召、踊跃参军。从6月至10月，大约动员了3万多人补充主力红军因战斗伤亡而造成的损失，为组建新的军团提供了兵员。

中革军委指示兴国官田兵工厂，必须加倍努力生产子弹、手榴弹，在9月份达到野战军每支步枪不少于50发子弹、每个战斗员不少于两枚手榴弹的目标。总供给部则应大力筹集军需物品。

到9月份，必须筹备到全军每人一套棉军衣、两双鞋子。红军每个指战员另外自打两双草鞋， 一个斗笠(一把伞),一个干粮袋。总卫生部必须尽量多购买治疗伤员的药品，以备需要。

最后，也就是最关键的一项，就是整编机关学校，调配干部。

这项工作属于核心机密，完全由中央三人团掌握，分步实施。

党中央、中央政府干部的去留名单，由李维汉、张闻天分管，军队干部由周恩来负责，总部第四局叶剑英具体安排，最后由三人团审定。

（编者注：一直很难明白项英这么高的地位为什么会被留下？也找不到他与三人团关系不好的相关的资料。

陈毅有重伤，一定要担架抬才能走，他与周恩来的关系也很好，难道与他当时的地位不够高有关。王稼祥被飞机炸成重伤，也是靠担架抬着走完长征，但出发时他的地位比陈毅高得多。

何叔衡中共一大代表之一，表面原因是年纪大不适合远征，但长征“五老”与他年纪相差不大，在适当照顾情况下也走完长征。

矍秋白就因为路线错误已下台，而且身体有病，不带上长征就很清楚了）

当时叶剑英根据中央三人团的指示，把党中央、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所属的机关与部门，各学校等，凡属党中央确定(实际上由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决策的)要撤离的机关、单位和干部，分别组建了两个纵队。

即：

军委第一纵队(亦称军委纵队，代号为“红星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委，

下编第一、二、三、四梯队，由总司令部各职能局和各学校合编成立的干部团编成。党

中央、中革军委的领导同志随第一梯队(作战局)行动，以便于领导指挥全军的作战与转移。

军委第二纵队(亦称中央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罗迈即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下编第一、二、三、四梯队，由党中央、中央政府机关和总供给部、总卫生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机关、国家政治保卫局、教导师组成。

叶剑英以局长与军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的身份，保护了一批受“左”倾路线打击排斥的干部，使其随军长征。他在受命组建军委纵队时，提出了保留红军干部的两个方案：

一是把撤销的六所学校的一部分干部与教员，分配到五个军团去，以递补缺额，其余的教员与干部学员，编成为一个直属中革军委的干部团，具有随营学校的性质，在一般的情况下，不当作战部队使用，以保留骨干；

二是把受“左”倾路线排斥的所谓“犯错误”干部， 一部分安排到机关工作，另一部分编到干部团随军行动。

上述方案经党中央与中革军委批准实施，因而使一批党和红军的优秀干部随军长征到了陕北，成为党的宝贵财富，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比如，边章伍、郭化若、危拱之等就是在叶剑英保护安排下随军长征的。

正当红军总部机关按照中央三人团指示，加紧进行战略转移准备的同时，在前线又接连传来了建宁、古龙冈以北的银龙下等地相继失守的消息。

1934年7月上旬，敌人为了加紧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围剿”,从六个方向向我兴国、古龙冈、头陂、驿前、朋口、筠门岭地区推进，发起了向中央苏区中心区的全面进攻。

李德、博古等面对敌人强大攻势，未能当机立断，毫不迟疑地转变战略方针，迅速实行战略转移，以保存我军实力伺机歼灭敌人，而是继续要求红军主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并在军事上采取了分兵六路、全线抵御的作战方针，企图通过主力红军的军事防御和加强辅助方向的活动，挽回战局。

未料，李德、博古“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军事部署正好被蒋介石用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所破。总部的作战班子，虽为上述几个防御战役日夜操劳，绞尽脑汁，精心组织实施，但因李德、博古等决策失误，终究未能挽回全盘皆输的局面。

到8月28日，我军在阵地防御战中，虽以多道防御阵地为支撑，击退了敌人多次集团冲锋，但终以伤亡2300余人的代价，被迫放弃全部阵地。

9月初，我一军团和九军团等部，在温坊地区，以伏击运动的战法，歼敌蒋鼎文东路军一个多旅，给敌人东路军一个打击，但是已改变不了我军的被动局面。

截止9月下旬，中央苏区已仅存瑞金、会昌、兴国、雩都、宁都、石城、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

就在7月中旬李德、博古等正布置红军主力分兵六路进行阵地防御作战时，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使李德、博古等被迫加快了战略转移的准备。在红军大学学习的原湘鄂赣军区总指挥兼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毕业后借下去巡视工作的机会，携带他事先绘好的中央机关驻瑞金的标记地图，到兴国老营盘后，只身潜逃叛变，投靠国民党。

蒋介石获得我党、政、军机关驻地位置图后如获至宝，在南昌接见了孔荷宠，并决定派大批飞机到瑞金轰炸我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住址。

总部二局侦悉蒋介石上述计谋后， 一、四局在中革军委首长的领导下，先敌轰炸之前，连夜组织党、政、军中央机关紧急撤离原驻地，转移到瑞金以西15公里的云石山梅坑地区，伪装隐蔽，避免了8月初敌人飞机轰炸造成的损失，保证了党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与总部的安全。

幸运的是，孔荷宠不了解我军战场部署情况，更不知道中央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核心机密，但对李德、博古震动很大。

8月初，中央三人团作出决定，要求我们总部作战科着手拟制10月底或11月初突围计划，为中央和红军主力适时撤离瑞金做好准备。

此后，因我军阵地防御战斗接连失利，9月底至10月初又发现敌北路军、东路军和南路军正取大包围态势加紧向我苏区中心区进攻，企图实现围歼我军的目的。

李德、博古等遂仓促决定红军立即放弃中央苏区向湘西转移。10月初，党中央以刘伯承不尊重李德为“理由”,决定将刘伯承从总参谋长降职任第五军团参谋长，同时命令总部一局重新起草转移的突围计划。

10月5日，派出何长工、潘汉年携带朱德总司令的亲笔信，同陈济棠的少将参谋杨幻敏等再次秘密谈判，商讨借道问题。同时派出侦紧分队前往桃江流域，秘密查明情况，选择渡江点。

10月7日，中革军委下令由地方兵团接替各线主力红军的防御任务，红一、三、五、八、九军团撤出阵地，向瑞金、雩都、会昌地区集中整编，待命出发。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着手组建了苏区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央苏区办事处、中央军区及各省军区。由项英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梁柏台任副主任，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二十四师、22个独立团，共计1.6万余人，留在中央苏区继续坚持对敌斗争。

转移的组织序列与时间

为了有组织地搞好这次战略大转移，我们总部一局按照中央三人团和中革军委的指示，紧急拟制了长征开始前野战军和地方部队的编制序列。

撤离苏区时，中共中央决定，

政治局委员陈云任五军团中央代表，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任八军团中央代表，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何克全)任九军团中央代表。

下页所附两表为我们总部一局依据中央三人团及中革军委指示，于10月8日汇总统计主力红军和地方部队实力的结果。为了完整把握红军主力转移前的装备和物资准备情况，我们还同时向总部首长呈报了各军团的武器装备和生活供给方面的各项具体数字，

共计有马338匹，各种枪3.3244万支(挺)、枪弹173.213万发、

迫击炮38门、炮弹2473发、

冬衣8.3万件、盐3.4862万斤、

银元202.4万元、药品177担、通信材料可供给至11月24日。

10月 9日 ， 中 革 军 委 向 各 野 战 军 团 印 发 了 由 总 部 一 局 受 命 拟 制 的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突围前部队集结位置图》和《野战军由10月10日至20日行动日程表》,具体规定了军委第一、第二纵队①和各军团实施战略转移的逐日行动路线、任务、要求、分界线和通信联络方法。

同日，确定了党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各部门主要领导的行动安排。

明确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博古，政治局委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政治局委员、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10月16日在零都随军)以及中央军事顾问均随第一纵队第一梯队行动。

以上党中央、中革军委首长每人配警卫员两人、马一匹、担架一副，配4至6名担架员。朱德因不要担架，配马两匹。

陈云、刘少奇、凯丰则因担任各军团中央代表，分别随红五、八、九军团军团部行动。

同时规定自转移之日起第一纵队之第一、第二梯队，为中革军委和党中央、中央政府的具体办事机关。在转移中凡以党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出的电报、指示等文件，均由总部第一局承办。而上述两个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则编入第二纵队，由罗迈带领，在第一纵队后面跟进。

① 当时亦称军委纵队及中央纵队。

在总司令部没有总参谋长的情况下，由军委纵队司令员叶剑英协助朱德、周恩来主持总部的日常工作，实际代理总参谋长的职务，直到黎平会议恢复刘伯承的原职为止。

后由转移到赣南油山途中随军的张云逸任副总参谋长，作为军委纵队的先遣司令，率领有关部局的部分人员，负责先行打前站，侦察地形和敌情，筹措后续部队的食宿等工作。

10月10日，中革军委发出命令，正式宣布了第一野战纵队的组成及行动计划。当日下午5时，我们军委纵队全体指战员在党中央、中革军委首长的率领下，由江西瑞金的梅坑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19 34 年 10 月 10 日

一 、兹将军委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织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红军组成之野战军同行动，即以叶剑英同志任纵队司令员。

二 、第一纵队的组成及集中计划如附表。

三、为使纵队顺利地实行任务，必须将下述事项深入地使全体人员彻底了解和执行。

1. 保持军事机密，应加强警戒封锁消息，各部队机关一律用代字，极力隐蔽原来番号名称，关于行动方向须绝对保守机密，五日出发前须检查驻地，不得遗留关于军事机密的文字。

2. 为隐蔽行动避免飞机侦察应用夜行军，黄昏前集合，黄昏后移动，拂晓时停止。

3. 每一伙食单位应派设营员一人，由各梯队派员率领设营(第 一 、第二梯队由第二梯队派员负责分配)。

4. 各梯队在平行道路前进时，应在出发前两小时派出道路侦察队，侦察和修理道路，但第一梯队则于九日晚派工兵连一连先行，为道路侦察队。

5.应严格遵守集合和出发时间及行军次序，不得迟缓和紊乱。

6. 部队及行李的集合场应分开选择在路旁空地，不得遮断道路妨碍通过。

7. 各梯队应妥觅向导，但绝对隐蔽自己的企图。

8. 行进时要确实保持距离，不得任意伸缩。

9. 在苏区内夜行军，可以按规定数目点火把行军(每一伙食单位准点三把，伕子六担一把)。

10. 道路侦察队应在道路分歧处，设石灰方向路标。

11. 休息或道路发生故障时，应通知后方部队，免致久停增加疲劳。

12. 各梯队应派收容队，收容落伍病员，最后梯队负责消灭路标，并派拦阻队，防止逃亡。

13. 应带四月份米粮。(原文如此)

14. 所有重病员一 月难治好的，概送第四后方医院(九堡之下宋),务于十日午前十时前运完。

15. 各梯队首长应严格检查行李文件担数，非经批准不得超过规定数目。

16. 到达集中地后，即用有线电联络。在万田与万田麻地之间接通长途电话线，架设电话并设总机。

右令

彭梯队长

主 席：朱 德

副主席：周恩来

项 英

在本节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要说明的是，目前一些党史、军史、战史对中央红军撤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过程的评述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判断不准和评价不当。

毋庸讳言，在整个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博古、李德极力排斥朱德、毛泽东等的正确主张，在政治上、战略上确实犯了由军事冒险主义到军事保守主义乃至后期“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结果导致红军浴血奋战多年创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全部丧失。

但是，这并不等于如一些史著所说当时的中共中央对撤出中央苏区一事事前未作准备，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是我军反“围剿”失败后的无组织与无行动计划的临阵逃跑。

事实上，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对中央红军撤离苏区一事不仅做了一定程度上的准备，而且其总体设想和方案早在1934年5月广昌失守后就确定了。

至于为何延至10月仓促转移，则主要的是由于博古、李德对其在军事保守主义路线指导下实行的阵地防御作战方针的恶果缺乏清醒认识，仍然持观望态度所致。这部分地影响了总部开展各项准备工作的进度。

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为了贯彻中央三人团的指示要求，我们总司令部人员还特地组成了两个班子， 一个班子负责组织协调红军主力前线作战，另一个班子则负责转移前的准备工作。在那几个月里，我和黄鹄显、孔石泉、邓事谦、罗舜初、王辉、曾昭泰、黄功发等几位作战参谋，奔波于前后方之间，忙里忙外，工作极为紧张和繁忙，直到临走前都未能顾得上准备自己的行装。

为此，10月8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还专门对我们这些总司令部参谋人员的物资装备准备情况进行了一番集中的检查点验。(行动计划表见下页)

当然，由于当时中央考虑到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是一次重大军事行为，为了严守机密，中央和中革军委直至实现转移前确实未向部队宣布过转移计划，也未向广大指战员进行必要的政治动员，结果造成全军指战员感到十分突然，缺乏思想准备，影响了部队的情绪。

但以笔者之见，在当时蒋介石穷追恶杀、试图一举歼灭我中央红军的形势下，党中央要在狭小的苏区范围内，调动10万大军，实现前所未有的换防与转移，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确保行动机密，是十分必要的。

事实证明，由于当时注意了保密工作，我军大规模转移行动在开始阶段一直未被敌发觉，直到10月下旬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才知道我主力红军向西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