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黄长娇(1911年--- )江西赣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江西省妇委委员、总工会妇女部长，汀瑞游击队队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解放后任瑞金县副县长。
我家是江西赣县一户雇农。没有一分土地，父母都给地主铲茶山做长工， 一家人住在茅棚里，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我刚13岁，就给地主家做饭，整整做了3年，没得一个工钱。我不甘心老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就跟着父亲回家了。为了生活，我跟村里人一块去挑肩担，赚一些脚力钱贴补家庭生活。
起初， 一天还能挣几毛钱，可是后来挑肩担的人多了，脚力钱下跌，市面物价却飞涨。但为了活命，还是整日整月去挑。 3年的挑担重活，把我折磨得不像人样。
1929年，红军来到了赣县。共产党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我们一家才抬起了头。红军天天开会宣传革命道理，号召我们妇女同男人一起去打土豪分田地。当时我正19岁，就参加了革命工作。
那时劲头可足啦!干得连饭都忘记吃，学到点革命道理，逢人就宣传。不久，组织上调我到江西省妇委工作。
1933年3月间，又调我到省总工会任女工部长。这年冬天，我出席了全省职工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出席全国职工代表大会的代表。1934年1月，我以江西省工人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在瑞金沙洲坝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我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工农监察部委员。
监察部就设在沙洲坝新茶亭，离毛主席的住地很近，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很多。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不久，监察部派我和朱招娣两人去于都巡视工作。出发前一天，毛主席见到我，便前来和我握手，热情地招呼我坐下。
他知道我要到于都去，便向我介绍了那里的一些情况，并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说： “我是贫苦出身，没有文化。”毛主席说： “没有文化，可以学嘛!”我说： “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
识，还能学什么文化。”他说：“不要紧，我们的干部大多数都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只要有决心有恒心就能学得到。你就从学自己的名字开始吧!”说着，他从桌上拿了一张纸和一支笔，端端正正写了“黄长娇”三个字。
他一边把纸递给我， 一边说： “这就是你的名字，你照着这样写就是了。”
他还教导说： “要学好文化必须做到两条： 一要多问，二要不怕条件差。现在条件差点，将来就会好的。”
毛主席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从那时起，我下决心学起文化来了。慢慢地不但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还学会了写“苏维埃”、“中央政府”、“工农监察部”等。时间长了，能认能写的字也越来越多了。
1934年6月，我从于都检查工作回到瑞金，又去了毛主席那里，我向主席汇报了在于都检查一桩贪污案的经过。毛主席仔细听完了我的汇报，指示我们工作要认真，要发动群众。他说： “你们做巡视工作的同志， 一要态度好，二要方法对头，这样，群众才会向你们反映情况。”
毛主席还说：“你们下去不光是去处理群众控告的案子，还要帮助各县工农监察部的同志落实各方面的政策法令。要去了解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各种法令的执行情况。”
就在这一次，毛主席了解到我一个女同志经常来往于赣县、兴国、于都等地，有时一天要步行一百多里路。于是提出要给我拨一匹马。过了不久，果然拨了一匹马给我。每当我骑马出去工作的时候，就会想起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教导，就能增添我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
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担负起拯救中华民族的抗日使命，领导工农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北上的队伍分几路前进。组织上要我随卫生部队走，好帮助做些护士工作。
此时，邓振询已分配到红五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任部长，已于十几天前随军行动去了，俩人连一句道别的话都未讲。她根本没有想到，夫妻俩此一别竟成永诀。1937年国共合作抗战开始后，邓振询曾派人四处打听黄长娇的下落，但未果。因此，误以为她已在瑞金苏区牺牲，因而后来又与李坚真结合在一起，此为后话。
出发的头天下午，我高兴地去检查身体，回来后继续忙着收拾行李。突然，有个同志来通知我，叫我留下 。
“为什么?”我惊奇地问。
“检查结果，你已怀孕三个月了。”
这真把我气坏了，悔恨自己不该早结婚。既然组织上已经决定，作为一个党员，应该无条件服从。
队伍走了，和我一同留下的还有另外两个女同志，其中一个因为有小孩，还带着一个保姆。本来，我们是打算北上的，所以领导上没有去与地下党组织和留下打游击的同志联系，同时因走得匆忙，也忘记了向我们交代。这时我们象一艘大海中迷失方向的航船，不知如何是好。
红军一走，白狗子就来了。顿时乌云密布，大地一片阴沉、恐怖。白匪到处设碉堡，节节封锁。我们一不小心，就要陷入虎口。
“必须和地方党组织联系上!”这是我们的决心。到哪里去找呢?心中无底。红军走时，似乎听说过游击队在瑞金与福建长汀交界的武夷山一带活动。刘国兴，钟民等同志都留下打游击了，这几位同志我都认识，于是我们决定到武夷山去。
我们四个人装成走娘家的样子。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我们白天不走晚上走，大路不走走小路，爬山越岭、绕道向武夷山前进。高大的武夷山脉，到处悬崖峭壁、古木参天。晚上我们看不清它有多高，只是攀着树枝茅草往上爬， 一不小心，就会坠入深幽幽的谷底，摔得粉身碎骨。
爬了几天，没粮食吃，饿了喝冷水，四肢无力，浑身出冷汗。白天躺在山坑里，张开大嘴出粗气。爬到最后一晚，我们爬过一个山头，天拂晓时，才知道已到了福建省长汀县境的一个山脚下。
但是在那里没有打听到党和游击队的下落，反而听到一个可怕的消息：长汀有一个反动大刀会，非常凶恶残忍，正在捕捉群众，四处封锁得水泄不通，没有路条和证明的过路人，抓到就杀。好心的群众劝我们不要去。我们决定返回瑞金。
那天半夜，爬到一个只有二三户人家的小山村，要到两碗冷饭分着吃。次日，沿着来路爬了三天，才回到瑞金。为了防止万一全部被捕，到了瑞金武阳区江下，我们四人决定分散行动。那个有孩子的同志和保姆，暂时藏到保姆家里，我和另外一个分头去找游击队。我们四人这次分手以后，再没有见过面。因为那时环境相当恶劣，无法联系，组织上也不允许发生横向关系。
在分手的时候，我听说白竹寨那里是红区，有游击队驻扎。我独身向白竹寨走去，走了四五天，终于到了。想不到地下党瑞金县委也在这里，我是多么高兴啊!
瑞金县委要我担任白竹寨的区委书记。当时，我作为一个区委书记，整个区委会和它管辖范围内的一切党的组织力量，都挑在自己肩上，责任是相当重大的。我鼓足勇气，决定完成党所给的任务。然而不争气的是我已怀孕四五个月了，眼皮毛是往下沉。唉!真把我气坏了。县委知道我的情况后，就决定我担任区委会的组织部长。
1934年至1935年，国民党反动派调了十多万匪军，向老苏区进行“围剿”、烧杀，步步为营，碉堡林立，老百姓外出一步都得打证明、路条，否则，戴上通匪的帽子，即使不过刀，也得被打个半死。
任凭敌人多么残暴，但苏区人民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千方百计支援游击队。反动派恼羞成怒，以后又增派了几万匪军加紧“围剿”。安海乡一带绵延几百里的大山，牢牢被围住，连画眉山雀也飞不过去。但游击队仍然在深山密林里战斗着。敌人不敢放肆搜山，只盘踞在一个山头，向另一个山头开炮扫射。
有一次，敌人向我们驻扎的山头开枪开炮，我们住在山溪旁和崖洞里，枪炮弹从我们头顶上飞过，有的子弹从石头上弹下来，落在我们面前。那时又是冬天，满山通野覆盖着厚厚的大雪，我们白天黑夜都躲在山沟里，身上穿的是烂棉袄，冻得象从水里捞出来一样。粮食被封锁断绝一个多月了，只得天天吃野菜、树叶，后来，我们住的那个山谷里，能吃的野菜和和树叶都吃光了，只得派人摸黑到另一个山谷去找野菜或树叶。野菜、树叶吃时还不觉得怎样，吃了以后肚子胀得要命，脸发肿发黄，病人不断增加，病情越来越严重。
敌人白天疯狂扫射，没有发现什么,晚上就放火烧山。顿时，满山变成了火海，烧得溪水都烫人，病人被烧得在地上乱抓。同志们满腔怒火，个个咬牙切齿，恨不得一拳把白匪军捶成肉泥。大家主张与其让火烧死，不如冲出去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或许能打开一条出路。可是胆小怕死的邱许堂坚决不同意，他已被敌人的枪炮子弹吓软了骨头。
火烧了一天一夜，我们终于逃出了火海。正在这紧急关头，另一场斗争又开始了。邱许堂动摇了。烈火照出了他的丑恶面貌。他天天愁眉苦脸吵着要下山。敌人一打枪，他就吓得不行。同志们帮助他，他还说：“不下山，能在山上等死吗?”
过了两天，他决定下山了， 一部分本来思想不坚定的队员，在他的鼓动和影响下，也闹着下山。这时，我气极了， 一把拉住邱许堂说：“你这是什么行动?你忘记了党指示我们要坚决斗争吗?告诉你：下山就是投降，就是叛变。”
邱许堂狡猾地说：“同志，这一切我都明白，你弄错了我的意图，我们下山不是投敌，是为了分散目标，保存革命力量，是为了长远的利益，在这么危险关头上和敌人硬斗是不行的。”
从以往的种种表现看，很难说他下山不会叛变。但当时我也难以作出肯定的判断，只是气愤地说：“好吧，谁愿意留在山上的就跟我来，不愿留下的就跟邱许堂走。不管你们下山怎样，必须绝对保守秘密。”我这么一说，有好几个人站在我这边， 一些思想动摇的人跟邱许堂下山了。过不久，邱许堂果然投敌自首了。
当晚，我带领几个留下坚持战斗的队员，冲出敌人的包围，转移到另一个山头去了。敌人天天跟在后面追打，部分队员又被追散，后来只剩下二三个人了。长期爬山越岭，风吹雨打，我的身体一天天垮下去，上身经常发生一阵阵剧痛，肚子里的胎儿时常滚动。我经常冷汗淋淋，身子软得如柳条，风一吹就颤抖。
我咬紧牙关，下决心坚持下去。常对自己说：坚持斗争，就是胜利。想着想着，突然敌人又追上来了，枪声跟在屁股后响，我忘记了疼痛，又领着队员转移。
有一次在敌人追击中，我的肚子痛得要命，脚一挪动，整个身上的肌肉似乎要堕下去， 一阵头昏眼花，跌倒在地上。同志们要抬着我走，我甩开他们的手，说： “你们快走，不要管我 。 ”
“我们不能丢掉你，要死，死在一起。”他们说。
我听了急得冒火：“为我一个人死，有什么价值!现在要紧的是保存战斗力，我代表党命令你们快走!”他们才流着热泪走开了。
枪声越响越近，子弹从我身旁树丛中穿过，我用力吸了一口冷气，心想：决不做俘虏。于是拿出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但是，我想起了党的教导：要镇静，能避免牺牲最好，要保持自己的战斗力继续战斗……
这时，我发现身旁有条小溪，就毫不思索地往溪里一滚，急忙隐藏在溪旁岩洞里，肚子一阵剧痛，我昏过去了。醒来时，敌人站在我原来站过的地方瞎叫瞎打，有些子弹打在溪沟里溅得我满身是水。敌人搜了我一个多钟头，什么也没捞着，走了。
我悄悄地出来，山谷里死沉沉的，火药味真呛人。队员们跑往何方?情况怎样?我很焦虑。但是，不管怎样困难，我也要坚持下去，非设法找上组织不可。
那时，正是寒冬季节，北风像钢刀一样刮来，我咬紧牙关一寸一寸地向前移动，每前爬一步，都要使出全身力气。爬着爬着，我再也没有一丝力量了，干脆躺在大树底下喘息。肚子饿了，抓把树叶往嘴里塞；口渴了，爬到山溪边饱喝一顿冷水。就这样，在山上整整躺了三天。这次饥饿比任何时候都难受，脑袋里嗡嗡作响，两眼金星直冒。肚子里的胎儿饿得打滚。
次日，天刚蒙蒙亮，我使劲吞下一肚子野菜树叶，继续往前爬。爬上山，又爬下山。到底会爬到哪里去，自己也不知道。幸好，那天爬上了一个高高的山峰，往下一瞧， 一片林海，在林海间露出两间茅屋。
唉呀!五六天来没有看见一个人、 一个村子，现在突然发现了它，怎能不高兴呢?我知道，那要不是游击队，也是我们穷苦老百姓，我要去探听点消息，
再搞餐饭吃。我竭力向前爬，最后实在爬不动了，就闭起眼睛，往山下骨碌碌地滚下去。到山下我已昏死过去，在昏迷中隐约听见一句短促的吆喝声： “谁?”
我睁开眼一望，身边站着几个人，我知道是刘国兴同志手下的队员，忙说：“我是黄水香。”红军北上抗日后我改了这个名字。
“哪 里 来 的 ?”
“我是白竹寨区委会的组织部长。”
“你 认 识 谁 ?”
“我认识刘国兴同志。”
刘国兴同志很快就出来了。他搀扶我进屋，同志们忙着给我烧姜汤，煮了一盒山药水，还给我吃了一碗饭，我的神志才清醒过来。我看见了同志们，回到了党的身旁，就如孩子找到了母亲，眼睛湿润了，我多么高兴啊!一口气说完自己所经历的情况，同志们听到白匪的罪行，听到邱许堂下山投敌，莫不切齿痛恨。
根据时间变化，党决定派一部分人员深入群众中去，开展地下工作，好支援游击队活动。我的产期迫近，组织上要我转入地下工作。
从1935年5月起，我转移在安治乡下新塘一个基本群众家里，生下第一个小孩。
游击队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 一连杀了十多个顽固不化的伪保长，打掉几个伪联保办事处，杀了8个联保办事处主任，吓得国民党反动派胆战心惊，把安治这块地方看成眼中钉，于是来了一次清乡和移民并村的反动政策，企图断绝游击队和群众的联系，妄想把游击队困死在山上。
我们所处环境更恶劣了，斗争更残酷了。这时，我和全村仅有的三四个党员，秘密组织了党支部，设法支援游击队。
有一天，游击队来了个通知，说山上半个多月绝了粮食。
我们也早预料到这个情况，但敌人封锁严密，粮食很难送上山。我们心里很焦急，现在游击队来了紧急通知，说饿病的人日益增多，这下我更着急了，决定召开支部会讨论，无论如何也要设法送粮上山。
当晚，夜深人静，几个党员都来了，大家想办法，有的说：“把米做成粉干，携带方使。”有的说：“那不成，粉干一次带不了多少，同时还会暴露目标。”
最后， 一位同志出了个主意：“现在正是需要砍柴的时期，家家缺柴断火，就连白狗子也没有什么烧了，我们要求去砍柴，大家看怎么样?”
“砍柴有什么用?”有的同志奠名其妙。
“俗话说：‘人多口水会成河，燕子衔泥垒大窝。’我们大伙几带的都是竹杠，把竹节打通，装进米、盐，不就送上山了么?”这位同志把计策献出来。
大家一听，认为很好。第二天就发动几个可靠群众， 一起向敌人提出要求进山砍柴。狡猾的敌人虽然同意了，就是有个条件：“砍回来的柴火，要送一半给他们，还要派兵跟着我们去。”跟就跟吧，反正我们早已计划好了，跟着也是睁眼瞎。
从此，送粮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我们经常扛着装满大米、白盐、咸菜的竹杠，向深山密林进发。到了山上，边砍柴边注意看守的行动，趁敌人一不注意，便把竹杠里的东西，迅速地倒进草丛底下早已埋好的缸里，然后照样砍柴。
次日砍柴时，看见山上的记号，就知道游击队已经收了东西。
但事情总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一次几个同志照样去砍柴。
有个女同志的竹杠口未塞紧，漏出了几把米，走不多远就被白鬼子发现了，就抓住他们问这米是不是送给游击队的。他们说： “来往过路人这么多，知道谁掉的米?”但敌人并不放他们走。
顿时，把村子包围起来，大肆逮捕群众， 一个个进行威胁拷问。
我也被抓去，我只说： “男人当家，女人绣花，我们妇女什么也不知道。”
敌人把我放了。可是最后问到一个妇女，她经不住一吓，就说： “这事要问问黄水香才知道。”
我母子二人，立即被绑了起来。我寄居的那家被抄了，房子被烧了，我被送进了监狱。
我坐牢是第三次了。头两次没给敌人抓住什么把柄，拷打一番就把我放了。我想这回进去是过不了关了，不过敌人除了打人杀人，没有另外的手法。 “杀头好比风吹帽，坐牢好比逛花园。”折磨、打、杀只能吓倒软弱者，吓不倒我们的。我打定了主意，就是死，也不会白白放过敌人。
次日早饭后，两个白狗子押我上法庭。法庭上摆了老虎凳、红铁条、地雷公、大把大把的竹条、粗长的蚊香等刑具，靠桌前坐着一个水牛眼的人。
他见我进来，用令尺在桌子上一拍、大声喝道： “混蛋，谁上的绑，赶快给解了。”他那肉鼓鼓的鬼脸上，摊上一点奸猾的笑意，显得更凶残、恶毒。这些我都看惯了，瞅了他一眼，冷冷地说： “不要来这一套，有话快 说 吧 !”
“其实没有什么,只有一点点子事，这你早已知道。”
“我不知道，我只是过去在红军医院洗衣队里洗过衣服，别的什么也不知道。”
接着，他要我招出村里有哪些党员，游击队在哪里，要我设法骗游击队下山，用毒药毒死游击队员……并且说：只要我说出来，照着做，就有赏。
我实在听不下去，满腔怒火在燃烧，真恨不得走上去打他两个耳光。我说：“你问的这些，我都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能拿毒药去害人。”
敌人见软的不行，露出了残暴本性。“来人哪!”他的牛眼一瞪，像杀猪一样吼叫， 一群凶手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剥开我的衣服，把我捆在柱头上， 一个魔鬼似的匪兵，抓起竹条，疯狂地向我抽来，直到他喘不过气才住手。
见我不说什么,又用蚊香火烧，烧的时候，因为周身已经麻木，所以也不觉得痛，只见敌人用手捂住鼻孔，似乎受不了焦肉味，我眼前一阵昏暗，昏死过去。以后烧了多久或改用其他什么酷刑，我全不知道了。
醒来时，已躺在监牢里，全身像无数针尖刺着一样，鲜血染透了我三件衣服，孩子拖住我的头鸣呜痛哭，我不愿折磨孩子幼小的心灵，安慰他说： “孩子，妈不痛，你看不是很好吗?”
孩子停住了哭声，两眼盯着我，抽泣着说： “妈妈，我们回去，这里会挨人家打、”
孩子幼稚的话语，击碎了我的心，脑海里翻腾着：“孩子，不满六岁的孩子，娘若死去了，丢下你孤苦伶仃怎么活下去呢?孩子多可怜啊!革命，就免不了流血牺牲，娘拼死拼活，就是为了保护像你这样千千万万的幼苗!”
想到这里，我紧紧搂住他，措干了他脸上的泪，吻着他的脸蛋，心里默默期望着：孩子，快长大吧，长大了，踏着妈妈
的血迹前进。泪水掉在孩子脸上，他已察觉到，“哇!”的一声又哭开了，我真后悔自己控制不住感情，忙把泪水揩干说：“孩子，别哭，妈妈很好，妈妈永远在你身旁。”孩子象领会了我的意思，紧紧假在我的怀里。
三四天后，白狗子又来传我过堂。我认为这是就义的时候到了，我吻了吻孩子，整了整衣服站起来，挺起胸膛走出去。
一踏进法庭的门槛，里面摆设得干干净净，台子旁边不是那个水牛眼，换上了一个肥头大耳像笨猪一样的人。
他见我进门，立即叫我坐下，倒了杯开水，说；“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共产党的大军全部消灭了，地方上留下一点点游击队是不顶事的、没有什么依靠了。”
我沉着气没吭声，看他耍出什么花招。
“你呀，已经三次被捕啦，你的情况我们弄清楚啦，不过国民党办事一向宽大为怀，既往不咎。”
我心里明白，敌人不知道我的底细，也没有抓到什么证据，我越顽强，敌人越没办法。我仍然不理他。
“今天你可以请四个人来担保，我们可放你回去。当然，不能忘记国民党的恩德呀!”
我知道这是敌人的圈套，想通过我找保人查出什么线索。
我说： “我是外乡来的人， 一无亲，二无戚，找不到保人。”
那肥猪官，抓了抓头，皱了一阵眉头，说：“找不到就算了，那你回去吧!”
我带着孩子走出了活地狱，忽然后面有个鬼鬼祟祟的人远远跟着。回到家里，红鼻子保长也变了，似乎很关心我，经常来问长问短。晚上，狗老汪汪叫。我心里明白，这是敌人耍放长线钓大鱼的鬼把戏。
我的情况游击队很难知道，万一游击队来到我家，不是会遭到敌人的毒手吗?我想送个消息去告诉游击队，但是三脚二步都有人监视，真把我急死啦，我个人死去倒是小事，连累了游击队，那是天大的罪恶。因此，责任心促使我必须机智果断，迅速采取行动。
又过了三四天，太阳西下暮气沉沉的时候，我抓住这个没人监视的空隙，便抱起孩子离开了家，奔上了山，找到了游击队。
1949年8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回来了。我的再生父母共产党回来了，我像全国人民一样，从反动派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重新抬起头，挺起胸膛，成为新中国的主人翁。
此文系黄长娇1961年的回忆。
补充资料：
红土地的女儿
1955年3月，44岁的黄长娇光荣地当选为瑞金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一直干到1961年。期间，她为瑞金的经济文化教育建设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1960年10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来到瑞金视察，与黄长娇这位老战友重逢，他非常高兴。他们一起回忆了当年苏区时期共同开展工农检察工作的情况，都感慨万千。临行前，董必武副主席专门和她合影留
黄长娇（右一）
1963年7月，黄长娇当选为政协瑞金县第三届委员会专职副主席。1966年2月，她又当选为政协瑞金县第四届委员会专职副主席。
“文革”期间，黄长娇蒙冤受屈，被污为“叛徒”、“四类份子”，遭受造反派组织的非人折磨。在接受批斗时，她的嘴巴被打烂了，当时缝了好几针。她的尾椎骨也被打得骨折，伤痛伴随了她的整个晚年。
1980年12月，黄长娇当选为政协瑞金县第五届委员会专职副主席。她以70多岁的高龄，继续为党为人民孜孜不倦地忘我工作，为革命发挥余热。
1994年3月，黄长娇因病在瑞金县象湖镇河背街绵江河畔自己的老屋里逝世，享年83岁。
黄长娇出身贫寒，历经磨难。她是农民的女儿，深知生计艰难，一缕一粟来之不易。她在生活上非常节俭，平时饮食非常简单。瑞金城的群众都知道，她平时总是穿着那几件朴素的老式衣裳，不肯添置新衣，冬天总是戴一顶自己编织并且用了多年的老人帽。她和家人几十年来一直租住县房产公司代管的旧民房，不愿给政府添麻烦。她真正做到了淡泊名利，淡泊生活享受。从她的身上，人们看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位苏区老干部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