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期，首先发现余江血吸虫病情严重并报急的，是这位当时的江西省妇联主任。经过不懈的努为，她终于将它写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案。毛主席在见到这个提案的当天，批了“送瘟神”三个字。此后，余江迎来了“春风杨柳万千条”的新天地。

①危秀英(1910年 )江西瑞金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兼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江西省妇女部干事，1934年参加长征。

解放后，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妇委书记，江西省妇联主任，华南农垦局副局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常委等职。

她说，有20多万江西人在战火中倒下，我是长征中活着回江西的幸存者。只要我还活着，就不能忘记人民。

1910年，我出生在瑞金叶坪乡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半岁时，母亲被地主逼死。六岁那年，父亲因为还不起地主的债，要去当长工，只好忍痛把我卖到兴国高兴圩当童养媳。

我说： “爸爸你不要卖我，我可以放牛挣饭吃了，我长大会种地养活你的。”

爸爸说：“孩子，我对不起你啊!我卖了九块银元还债。我在卖身契上打了手印，上面写了永久不能再见女儿，过几天就有人来接你，你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姓啊。”

他捉到我的手，在地上一遍一遍地划“危”字。

我哭着拣一堆石头放在门背后。背我的人从兴国来了，我扔石头打他，还咬他的耳朵，硬是弄得他背不成，只有换叔伯哥哥来背，我总不能咬自己的哥哥吧。他背一路，我就哭了一路，哭累了，在他背上睡着了。

到了兴国婆家，他放下我就打倒转。我哭得满地打滚。婆婆抄起竹梢抽打我的脚踝， 一直抽出血来。从此我开始了挨打受骂，洗屎片尿片的童养媳生活。到九岁，就担水，烧钣、洗衣、歌柴、下田样样活都得干了。

我把爸爸教的“危”字，用瓦片画在我睡的墙角下，生怕忘了。

1930年10月，红军到了我们村上，听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专打土豪劣绅，我偷偷跑出来，报名参军。报名时，我给自己起名叫秀英，意思是要做一个优秀的人，英雄的人，不被地主压倒的人。

参加革命不久，我被高兴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为乡政府常委，妇女主任。1932年又被选为兴国县苏政府常委，县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县妇女部长是谢玉钦。

女工农妇代表大会是1931年就有了。妇女群众说，妇女代表会就好象人的命脉，脉不通人就不能活，妇女没有了代表会就等于没有政治生命。妇女代表的责任是把下面的情况及时反映给上级，把上级的指示及时传达贯彻下去。所以代表要虚心、耐心，要有群众观点，有党的政策观点，还要有橡皮肚子，沉得住气，受得住群众批评。天下的鸭子嘴巴都是扁的，各地妇女性格都是一样的。你虚心，她的意见就少，你如果工作飘浮，妇女的意见就多了。

蔡畅大姐是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她身兼多职，既是省委组织部部长，白区工作部部长、又是工农检察部部长、省妇女部部长。我记得她陪中央妇女部部长周月林来兴国检查过妇女生活改善情况。

我的汇报是有什么说什么。

革俞首先使妇女在经济上翻了身。男女平分土地，老人和孩子也不例外。今夜生的孩子，不论男女，明日一早就能分得一份土地。姑娘出嫁，寡妇改嫁、妇女离婚都能带走自己一份土地。

过去，妇女只有劳动的份，没有说话的份。老公掌握经济权， 一分钱都不给女的过手。买个针线都要左讨右讨。革命后，妇女砍柴，拣花生脚子等卖得的钱归自己，她们用这些钱打个银簪子、手镯、或耳环、戒指，快活得很。

十六岁以上的妇女和男子一样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当时各县每十个代表中就有三四个妇女。旧社会看不起妇女。男的吃饭上桌子，女的吃饭在灶前，吃剩饭剩菜。妇女说这个封建习惯要破除，男女老幼一齐上桌，你挟猪肉，我也挟猪肉，大家平等。

1931年，毛主席在瑞金沙洲坝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个法，是婚姻条例，禁止包办买卖婚姻，禁止纳妾蓄婢，带童养媳。规定婚姻向由。男女自由恋爱，由村干部写个条子，到乡政府扯个结婚证。那时乡和村都有群众纠纷办公室，对离婚案子的处理很慎重，不仅听当事人的，还要向双方父母了解情况， 一般到乡政府闹上十次以上的才批准离婚。闹离婚的以女方为多。我们不同意结婚离婚“绝对自由”。

根据地的妇女把学习文化看作仅次于打土豪分田地的喜事。青壮年妇女在紧张的劳动之后，拖儿带女到夜校学习。没有灯，砍些松树，劈成细条，用铁丝篓装着，悬挂在坪上烧。

没有桌子和纸，就自带凳子、沙子。 一路上很热阔，说说笑笑，还有打山歌的：“打个山歌过横排，兴国妹，你等着我来一齐开会哟!”

男男女女在坪上铺些沙子，用树枝当笔在上面划，能者为师， 一天学几个字。沙子用后拿布包走，下次好再用。

字识多了，慢慢能看书看报，懂得许多道理，妇女也一样讨论家里事和国家大事，邻里婆媳间的吵嘴纠纷也减少。

党和政府很重视妇女工作。毛主席就这样讲过，县委书记，县主席汇报工作要有妇女工作情况。如果汇报不出来，你就还有一半人口的工作在党外没有做舞，男女的力量没有团结在一起，你这个县委书记就不坚强(过不得硬的意思)。还说，没有妇女这一半人口的力量，革命就不能成功。

那时，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每礼拜六都和干部一起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也经常下来做调查。妇女见毛主席来了，把手里的红薯掰开，自己一半，给主席一半，边吃边说，告诉他许多身边的事情。

后来，毛主席受王明路线的排挤，被撤职，他带着伞、米袋和挎包，步行二百多里，到兴国长冈乡照样做调查研究，睡在长冈乡小学的楼板上，写出了《兴国调查》。

战争频繁，根据地的扩红任务是很重的。

记得1932年10月，省委书记李富春和蔡畅大姐来县委，点名要我负责与钟平(崇贤区区委书记)去崇贤扩红。给我们的任务是一个月内扩大三十个红军。从县城到区里有六十里， 一路上我心里没有底不踏实，完不成任务，可是要当乌龟爬回去的。

天黑前赶到区里，召集干部开会传达省委，县委指示，然后分头包村，名开大会。我告诉群众，蒋介石开了一百万军队进攻我们根据地，“敌人一百万，我们怎么办?”

群众当场就议论开了，妇女真是好，纷纷鼓励自己的亲人上前线。 一个妇女对未婚夫说： “你去参军吧，我等你胜利回来结婚。”

会场上有一百多人报名，那一晚四个村共报名六百多人。

第二天，开群众大会审查，谁谁能去，谁谁有病不能去。

经过群众鉴定，七天内就集中一个加强营——六百七十多人。给每人做了四双布草鞋，上面编有“红军万岁”字样。每家送两条毛巾， 一个斗笠。第十天，我们带着这支队伍回兴国，群众敲锣打鼓，放爆竹，呼口号，送出二十里。

蔡畅大姐问起来，我说因为钟平同志平时教育得好，群众觉悟很高，而且他对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解决得好。

确实是这样，家里少了一个强劳力，村里组织起来互助，未婚妻自愿去婆家帮忙，村乡干部夜里跑到群众家问长问短，有什么困难都帮着解决。

兴国当年人口二十多万， 一年就扩大红军三个师，有八万人当红军，光红军家属就有十多万。长冈乡有一百青壮年男子，参加红军的有八十九个。兴国县成了当时有名的“女儿国”。

男子大部分上了前线，后方工作几乎全落在妇女肩上，许多妇女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为干部，不少人担任了乡区县政府的副主席，土地部长，检察部长，供销社主任、夜校校长等，她们掌握党的政策，办事认真公道，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全心全意于工作。

农业生产也几乎全由妇女承担，她们学会农田耕作全套功夫，包括维修水利，建房打铁修桥铺路。年老的妇女也被组织起来，编织箩筐，哂垫，修扁挑，锄头等，支援农业。生产搞得很好，年年增产，不但保证了自己的七饥八饱(蔡畅大姐提出的，意思是保证每个人口最低口粮不能低于七百斤，力争八百斤)。还保证了红军的给养。这是很不简单的事。

由于妇女

在生产方面显示出智慧和力量，家庭也变得更加和睦团结。 一些公公婆婆看到儿子参军去了，家里还有这么能干的媳妇，好高兴，家家和睦一条心。

另外，在几次反围剿战斗中，兴国县妇女都组织了担架队，运输队，支援红军。

有一次，我们组织了八十多个妇女担了几十担擂茶(用黄豆，花生、芝麻混合冲成的),稀饭和红薯干上火线，在敌人机枪扫射下，妇女们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终于把擂茶等递到红军手里，我们蹲在战壕里放哨，让同志何吃饱肚子，返转时逐把伤员抬回来。

我是1933年3月被调到中共江西省妇女部当干事的。我把当月没吃完的粮食带上，走了两天到宁都。

同志们告诉我：秀英，你在县里是自带干粮去办公，到省里吃的是国家粮，还有五分钱菜金。

下乡时，领出自己的口粮，食堂再给做些辣椒大蒜的，用纸包上。每餐饭用蒲包装上二两米，用绳子扎住口，放在群众锅底的水里煮，每个蒲饭包上都有写着名字的木板。这点饭根本不够，我每次几口就吃掉了。李富春和蔡大姐每餐省下自己的饭菜，留给我吃，我把饭倒在菜盆里连汤水菜脚一起吃掉。

有时他们去开会，回来晚了，我们几个不懂事的就跑到蔡大姐桌上挟菜吃，只给他们剩了菜汤。蔡大姐她们回来，从来不责怪我们。要是实在咽不下白饭，就找几个辣椒，拿点盐一拌，吃得津津有味。

在宁都，我经历了这么一件事。中央组织局局长罗迈代表党中央到江西省，召开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会。当时我负責在会场上倒茶水。不知为什么,省委书记李富春坐在台下角落裏，蔡畅大姐站在后面，会上宣布撤消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四位同志党内一切职务，还下了他们的枪，让大家上台批判。

妇女部的邓石香也上台讲邓小平怎么怎么不对，她下台后去上厕所，我跟着去说：石香，你混蛋，我们做婦女工作，跟他们没有工作关系，你怎么可以胡说八道，到台上去摆什么威风(用现在的话讲是出什么风头)。

石香不服， 一拳打过来，我们倆当场就要打起来，蔡大姐听到后，把我拉出来说，秀英，不要乱说，要杀头的。

我那时年轻气盛，只覺得石香不该胡说。

会议结束后，邓石香被调到中央组织局工作。但没得多久，她又回到县里去了，我在省里见过她一面，她告诉我说，有些事看不惯。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邓小平同志被撤职后，在宁都一个乡里劳动，蔡畅大姐分我去那里了解几个妇女问題。临回宁都时，他对我说： “秀英，你要回省委去呀?”“告诉蔡大姐，我在这里吃不饱饭，肚子好饿。”

我回去跟蔡大姐一说，大姐问，他还说了什么,我说：没说什么了。蔡大姐让我去她抽屉里看看还有没有钱。当时，他们每人分二分錢的伙食尾子， 一分钱用来交党费， 一分錢零用。我一共找出二分，李富春也找出二分。

蔡大姐让我上街买二分钱的猪油，其余钱买大蒜，辣椒。东西买回来，蔡大姐炒菜，煮了一脸盆幹粮，用禾草捂上，叫我去找小平同志来。叮囑我们从厨房后门进，我跑回乡里，告诉小平，蔡大姐做了饭，请他去吃。他连声说走走走。我们一前一后进了厨房，蔡大姐又叫我到后门放哨。小平同志把一盒饭都吃了，蔡大姐确实太好了，她对谁都一样，只要自己有的，都可以拿出来帮助同志。

蔡畅大姐在江西培养了大批本地干部。其中男干部有杨尚奎、罗孟文、谢明仁、钟循仁等，他们都是省委书记一级的。

女干部有李美群、谢玉钦、黄长娇、赖月明、万香等。

蔡大姐热心帮助这些工农干部提高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她布置工作，简单明了，反复说明，让你弄懂记牢为止，对干部的缺点错误，她总是耐心教育，启发他们自觉改正，从不轻易批评处分人。

大姐是部长，又在法国上过学，但她没有一点架子。下乡调查研究，先不摆开场面听汇报，作指示，而是笑眯眯地帮助群众干活，边干边谈，听到重要问题时掏出小本记上。妇女们把她当作亲姐妹，有什么心事，都想找她谈谈，家里做了好菜，也要拖她去尝尝，见她穿的是草鞋，大家争着为她做布鞋。

我和邓石香都是文盲，蔡大姐为我们订了学习计划，督促我们学文化。规定我们早上五点起床，先学一个钟头文化再干其他事。

她见我写字歪歪扭扭，就手把手地教，我说：“我不学了，这支笔比锄头还要重。”

蔡大姐说：“学写字就象缠小脚一样，苦过一阵子就好了。”就是她病了，也不放过我们，叫我们坐在她房间里读书写字，请李富春同志检查督促。

在宁都，我第一次见到博古，他穿军装，打着绑腿，戴一副眼镜。我们早听说他叫“洋房子先生”。他的妻子刘群先是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也是从苏联回来的。

1934年7月，我在瑞金中央党校听过他的课。他讲课或作报告，桌上总放一大摞书，讲的却是苏联的十月革命，讲到某处就翻开桌上的书念，第几卷第几章第几节地特别熟。

听多了，我就想，你住在中国的江西，为什么不讲一点中国的事情，江西在反围剿中与蒋介石打得这么激烈，怎么就一句也不讲呢，直到我去延安参加中圈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才从学习文件中知道王明错误路线给革命根据地带来的重大损失。

而在当时仅仅是一种感觉而已，他怎么讲，我们就怎么记，答起题来，第几卷第几章第几节地一字不漏，照抄不误。结果还得一百分。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不得不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向西突围。我结束了中央党校的学习，被分在红一方面军总卫生团干部连当政治战士。

突围途中，政治战士的主要任务是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做伤病员和挑夫的思想工作。敌人的子弹嗖嗖地在头顶上飞，我们猫着腰，背上几个人的东西，搀扶招呼着掉队的同志，又跑步又爬山，口喊干了，腿跑酸了，累得简直是那怕站一分钟都是好的。

1957年，我去看望蔡畅大姐，李富春同志把我介绍给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他高兴地握住我的手说： “不认得啦?你救过我的命啊!”

我说他认错人了，他坚持说：“不会错，是你，就是你这个矮子。他告诉我，他那时在发烧，口渴得要命，怎么也跑不动了。眼看敌人追上来，做好了拼作一死的准备。这时，你跑过来，二话不说，拿过自己的水壶给我灌了几口水，摘下我的东西，架起我就跑，翻过一座山，甩掉敌人，把我送回连队。”这也许是真的，但我也得到过许多帮助，这种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在长征途中到处可见。

1934年11月下旬，蒋介石的四十万大军在湘江设下四道封锁线。我们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包围。

可是我们的牺牲惨重，从江西出发的八万人，减少到三万人，多少红军倒在血泊中!

干部连指导员李坚真的警卫员，就是过封锁线牺牲的。我们俩冒着弹雨，用刺刀挖了一些土，压在他胸上，李大姐拿自己用市盖在警卫员脸上，当时就只能为他做这么点事，表示我们的哀悼。还有很多牺牲的战友，就连替他们盖一把土都做不到。

过第四道封锁线时，前面一个战友中弹倒下，我难过地抓几把树叶，想爬过去盖在他身上，但紧跟着周围又有几个战友扑通扑通地倒下去，几把树叶又顶什么用呢?我含着眼泪冲过封锁线。

一路上，我的洗脸巾掉了，连队休息时，遇见吴仲廉同志。她是湖南人，参加过秋收起义，后任中央军委军事学校教官。别看其他营级以上的干部都是男的，但扔手榴弹，没有一个有她扔得远。她精通枪械，能拆能装，打起靶来三发三中，学员们都佩服得不得了。

她见我愣愣地站着，就招呼我过去坐一下，发现我的神色不对。问： “你怎么搞的嘛，到底掉了什么东西?”

我说洗脸巾丢了。她说：“嘿，我当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说着用刺刀把自己的毛巾割开，给我一半，我不肯要。她动手把毛巾紧紧地扎在我的挎包上说：“我们都是女同志， 一块毛巾要擦洗，你一定要拿着。”还把我按在地上，让我抓紧时间休息。

我们去湘西与红二师、六军团会合的路，被蒋介石的四十万兵力在靖县、绥宁、城步、武冈一带给堵死了。危急关头，

毛主席坚决主张改道，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攻下遵义城。

白天我到火柴厂去做宣传，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中国共产党是领着穷人翻身闹革命的。动员工人起来革命，参加红军 。

晚上和李坚真、吴富莲、刘彩香、邓六金在一起打地铺。

一天夜里，刘彩香不见了，第二天才知道她到毕占云那里结婚去了。我们把她找回来，开她的斗争会，骂她： “你不要命了，有了小孩怎么办!”

她听了大家的话，保证不再去老毕那里过夜。

我们把不能随军的重病员寄托给单门独户，缺儿少女的老百姓家，群众甘愿冒风险收下伤员。有的说： “你们放心走吧，我没有儿子，人家盘问起来，我就说是从远亲那里过继来的。 ”

离开遵义后，部队边走边向我们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我们才知道毛主席又回到党中央，大家都好高兴，说“这下好了，我们一定胜利。”

一月底，红一方面军从遵义北上，经过桐梓、渡赤水河。四川军阀刘湘，用三十六个团的兵力封锁了长江，蒋介石又调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的两个纵队和湖南、云南、贵州三省军阀一齐向我们准备渡江的地方开来。

毛主席甩开敌人布置的口袋，指挥红军突然回师东进。再渡赤水河，重占娄山关和遵义。这一仗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消灭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两个师和吴奇伟两个师的大部。

这是红军突围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全军都振奋起来。

遵义城里到处是俘虏和枪枝。我和医生负责遣散俘虏，有伤的治伤，要回家的发二十块银元作路费。

刚处理完， 一位老大爷走近身边贴着耳朵告诉我，敌人来了，红军已经出城，他领我们抄近路出城。我们跟着老人跑了二十里才追上队伍。原来派来的通讯员被敌人杀害了，我们没有及时得到撤退的命令。

多亏这位老人冒着危险帮助了我们。我捧着发剩的银元和自已的炒麦送给老人。

从金沙江到大渡河有二百四十里，为了赶在追兵前占领安顺场，夺下泸定桥，指挥部命令强行军， 一天半内赶到安顺场，命令下达的当晚，部队出发， 一路马不停蹄，人不歇脚，

日夜兼程。我们是边走边吃，边老边睡。我离开队伍解个小便的工夫，连队就走出三里路。

路上带的水让其他同志喝完了。口渴得嘴唇开裂，黑暗中，我发现路边的小坑里好象有水，跑过去用杯子装了三怀喝下去，顿时觉得好过多了。我顺手把水壶灌满。

第二天， 一个男战友来讨水喝，喝到第二杯时，品出一点什么味来，说；

“怎么你们妇女的水有股尿臊味?”我不相信，接过杯子一看，水是黄的，底下还有点牛屎，这才知道我们喝的是牛尿。

我劝他：“我们江西有句老话，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这点‘水’,你还是喝下去，前面还要打仗。”他点点头，闭着眼睛把剩下的尿都喝下去。

6月，我们过了大渡河，经天全、芦山、宝兴；到了雪山下。据当地老乡讲，山上是万年的积雪，只有上午九点到下午二点间可以通过。过了这段时间，山上会突然飞砂走石，连当地人都过不去。

宿营后，我们采回很多野菜，朱总司令尝尝很多有毒不能吃。他派我们去买粮，老乡说没有多余的粮食卖，不过地里有些零星青稞麦没收尽，要是不嫌就拿去，不要钱的。我们回来报告总司令，朱总司令让我们拿二十块银元给老乡，把那些稀稀拉拉的青稞收回来。

朱总司令打火，我们拣回干柴，烧起火堆。他取些麦粒放在火里烤得半熟，用手搓搓，嚼得好香。我们也学样吃起来。

朱总司令抬头看着我们，禁不住笑出声来：“你们都成了大花脸了。”我们忙抬头一看，也哈哈大笑起来：朱总司令自己也被烤黑的麦粒涂成个大花脸。

我们大多数人只穿两件单衣单裤，而雪山上大风凛冽，下着雪和冷雹，爬了三天，才翻过夹金山，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会师时，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这段时间里，我和邓六金，廖似光，刘彩看收容红一方面军掉队的同志。

没有粮食吃，邓六金她们商量好者摘蘑菇。等我从外面开会回驻地时，她们全睡下了。地上放着一碗黑糊糊的蘑菇汤。

我拿筷子搅了搅， 一片蘑菇也没有，端起来喝一口， “ 呸 ! ”无油无盐还是苦的。我饿着肚子去睡觉。

刘彩香横过身子占了我睡的地方，我推推她，觉得不太对劲，把她扳起来灌了几口水，她醒过来。

我埋怨说：“你们也做得太恶了，只给我留点汤!”

刘彩香说： “你不吃还好些，我们大概都中毒了。”

我俩去河沟里打水，把邓六金她们和同院红四方面军某团团长、参谋救醒。

廖似光提议，我们去找蔡大姐吧。蔡大姐当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任三军团政委。蔡大姐见到我们很高兴，让我们在地上休息一会。我们被叫醒时，她已经煮了一脸盆青稞麦。我们毫不客气，围上去吃了一碗又一碗，没有一点菜，就把一大盆饭吃得干干净净。饱餐一顿后，才想起，不得了，准是把蔡大姐过草地的干粮全吃光了。

廖似光讲，我们不想回沙屋了，那里已经没有我们的工作。蔡大姐打电话把我们调回。廖似光被分在总司令部，邓六金、刘彩香被分在三军团，我被分到一军团民运部。部长是刘晓 。

临分手时，蔡大姐发现我还穿着短裤，关心地问，天冷了，为什么不穿长裤。我不好意恩地说，长裤在打仗时弄丢了。蔡大姐转身打开自己的包，把唯一一条换洗长裤给了我。

我放在背包里， 一直没舍得穿。走出草地时又碰见蔡大姐，“你怎么还穿着短裤，是不是又弄丢了?”

我连声否认。“穿上，穿给我看。”大姐下命令了。我乖乖地穿上长裤。温暖我的岂止是一条布裤，分明是蔡大姐那颗真挚关切的心!

一到民运部，就被总供给部借去筹集过草地的粮食。我和李伯钊出去买了不少粮食。

第二次是我单独去的。林伯渠同志告诉我，只要能买到粮食，老乡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还指示我去找干部团团长陈赓，让他派部队给我， 一路护送买回的粮食。

我跟陈赓很熟。过金沙江，我正好被派去打前站，陈赓在江边指挥渡船，看见我忙招呼： “矮子，上船!”我跟着陈赓的部队第五批过江。上了船，也跟大家一起用刺刀帮着划。

话又说回来。我走了几十里地，找到陈赓，把话都跟他说了。他说：“天晚了，你先休息，到时候我派人来喊你。”

我只有耐着性子住下。半夜，陈赓把我叫醒，让我回去，说林伯渠同志会把这里发生的情况告诉我的。我两手空空，窝着一肚子火往回走。

天蒙蒙亮时，见到林伯渠同志。我气愤地说： “陈赓不肯派部队给我，你要撤他的职，枪毙他!”

林伯渠同志解释说：“陈赓不派部队给你是对的。情况有变化，张国焘不肯北上，要南逃。这是军事机密，陈赓在那里不便对你明讲。”

接着他又交给我一项新任务，说红四方面军的某连反对张围焘的错误做法，坚决要跟毛主席北上。让我把他们带过来。

我很快找到这个连。这时天已经大亮了。路两旁尽是红四方面军的队伍。有人看出我的军装颜色不同，指着我喊：“她是红一方面军的!”我料想自己走不脱了，赶快请这个连队先走。

红四方面军的人上来，把我围住。其中一个气势汹汹用枪对准我。

我说： “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为什么要打自已的同志。”

他破口大骂： “谁是你的同志?你们是逃跑主义：”

我气得按住腰上的手枪跟他评理。

在这时，周恩来副主席走过来，对他们说： “有 什 么话，跟我说。”

趁他们注意力转移的时候，周副主席的警卫员过来，拉拉我的衣角，我领会了，掉过头挤开人群就走，那些人没敢碰我，因为有周副主席在场。

回忆起来，那时天天行军打仗是很艰苦的，我们处处跟男同志一样，甚至比他们还要多干许多事。 一样的行军后，我们要赶到前面号驻地，别人休息了，我们还要招呼掉队的同志。

在外表上，我们把短头发全塞在军帽里，男同志也很少顾及我们是女同志，或者根本忘记了我们是女同志。露天宿营，我找个地方，和衣往地上一躺就睡着了。遇到夜里下大雨，我就找三个男同志，四人背靠背站着睡。没有雨伞和油布斗笠时，任大雨淋得一身透湿，大家照睡不误。

长征途中，我缴获一只铜盆， 一直带在身边，宁肯多背二斤也舍不得丢掉。每到驻地，端盆水烧滚，擦擦洗洗，烫烫脚。天天走长路，脚一定要保护好，烫脚比吃饭还要紧。

有个男同志叫胡家兵，就只顾嘴巴，你烧热了水叫他洗，他都懒得动一动。过草地时，他的脚后跟溃烂化脓，疼得拄着棍子在后面一拐一拐。

我是进入草地第三天又遇见他的。他向我要一点粮食。我当时还保存有一点点青稞麦，早就吃上野菜树皮了。

说起这点青稞麦，我还得感谢林伯渠同志。进草地前，我几乎天天在外筹粮，连队不小心漏发了我的粮。林伯渠同志知道后， 一定要把自己的一份让给我，我不肯，推来推去的结果，我收下半袋，大约二斤。

一路上，我不敢多吃一口，肚子实在饿惫了，才倒出一小撮放在嘴里嚼嚼。有的战友讲，粮食比老婆还亲。

我毫不犹豫地把炒麦送给胡家兵，男同志比我们更需要粮食。

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当年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愿望实现了。希望年轻人发扬革命传统，把革命事业一代一代传下去。

此文由海青根据危秀英1987年回忆整理。

补充资料：

长征路上，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当时红军已经开始筹划长征，考虑到钟赤兵行动不便，中央考虑将其放在后方休养。但钟赤兵坚决不同意，要求跟随大部队同生共死。当时彭老总十分感动，声称即使三军团抬也要把他抬过长征！

爬雪山、过草地，正常人都十分困难，更不要提拄着拐的钟赤兵。但他不畏艰难，自力更生，不愿意麻烦其他士兵，碰到艰难的地段更是用手爬。就这样，靠着信念和坚强的性格走完了长征路。

长征路上，钟赤兵不仅收获了战友的敬佩，更是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她就是危秀英。

危秀英是江西人，自幼家中贫困，不得不做别人的童养媳。在婆家时，不仅要做饭、下地、割草、洗衣服，干一些苦活累活，还要忍受婆家的抽打。后来红军给她看到了翻身的希望，所以20岁时她果断加入其中。

由于童年时期得不到良好的营养，所以危秀英的身材十分矮小，只有一米四。但这并不妨碍小小的身体中蕴含巨大的能量。在长征路上，她身上背的行李包裹始终是最多的，是负重最多的女红军。并且她还担负起了照顾伤员的任务，她一人就照顾了4名伤员。

1935年年底，到瓦窑堡之后，危秀英和钟赤兵二人结婚，成为战地夫妻。在艰难困苦中，二人凭借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已经成为彼此的依靠。

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于安全考虑，中央将一群身体不好且须休养的军人送到苏联，一边学习一边休养。钟赤兵在莫斯科接受了更为专业的手术，并且坚持锻炼，所以身体不断好转。

资料二：

只有一条腿的钟赤兵，翻雪山、过草地，从长征中活着走过来，这得需要有多大的毅力啊！不过，长征路上虽然艰苦，但顽强的钟赤兵也收获了甜蜜的爱情。

在干部休养连里有一位女战士，叫危秀英，她与钟赤兵一样有着贫苦的身世和坚定的革命理想。

在休养连，危秀英亲眼见证了钟赤兵是如何独腿走过长征路的，也被他的精神深深感动，每当队伍休息时，她总是自愿地来到钟赤兵身边，细心的照顾他。

在艰苦的环境中，两颗为革命不顾一切的心，渐渐产生了爱情的火花，他们两人也越走越近。

1935年12月，从长征中一起走来的两人，与其他25对长征夫妻一起，在瓦窑堡举行了庄重又富有意义的婚礼，正式结为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