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金成立统帅部
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极大地促进了红军的壮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1931年11月7—20日，在江西省瑞金县叶坪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问题报告》,朱德作了《红军问题报告》,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这是当时同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相对立的红色中央政府、苏区人民誉称：南京北京，不如瑞金。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从此尊称毛主席),项英、张国煮当选为副主席。
从那时起，发展了以瑞金为中央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最大的苏区，建设了一支全国最大的红军，后来又把赣东北和赣江西岸的湘赣、湘鄂赣几块苏区连成一片，占有21个县，300余万人口，统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简称中央苏区)。
毛泽东、朱德在1927—1928年的革命低潮时期，把倒下的红旗高举起来，掩埋了同伴的尸体，擦干了身上的血迹，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上了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支红军，粉碎了敌人的“会剿”,开创了中国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形成了后来总结的井冈山精神。
从1929年起，毛泽东、朱德又把这种精神移植到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在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的三年时间里，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如果没有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兴起，井冈山精神就成了昙花一现。换句话说，井冈山点燃的星火，在瑞金才得以燎原。
从以上记述中可以看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主要是由以下几次暴动的部队组建而成的。
即：1927年8月的南昌暴动，
同年9月的秋收暴动，井冈山的“绿林豪杰”,
1928年1月的湖南暴动，
7月的平江暴动，
8月的闽西暴动，
9月的赣南暴动，
1929年12月的广西百色起义，
1931年12月的宁都暴动(本文不涉及红一方面军范围以外的武装暴动)。
上述武装暴动，有的遭受严重失败，有的比较成功。共同的经验是：
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必须有德才兼备、作战经验丰富的干部组织和建立相应的指挥机关；
必须从城市转入农村，才能站稳脚跟；
必须与工农相结合，大量吸收贫雇农民参军，因为贫雇农民是农村的半无产者和无产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
必须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政权和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朱德、毛泽东率领南昌、秋收暴动的余部，所以能从逆境中转败为胜，就是走的上述道路。
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成立。同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发布了《中央军委宣告成立通令》 :
一 、根据第一次全苏大会决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祥谦(徐向前)、关向应、王盛荣15人组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以朱德为该会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该会副主席。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
在中革军委成立后，即取消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及其组织。
所有中华红色军队完全集中统一在中革军委指挥统辖之下。
二、 本会已经于11月25 日组织成立，同时开始工作。在中革军委之下暂行设立以下各机关：
总政治部 ——主任王稼祥。总参谋部 部长叶剑英。
总经理部-----部长范树德。军医处——处长贺诚。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肖劲光。
三、 今后关于各级军事机关中各工作部门的建立，经常工作的进行，及相互间密切的联系，都应该立即建立起来。因此，中革军委对红军中各级军事指挥与政治工作机关在正确关系之下，要有经常不断的各种报告与指示。
各方面军、各集团军、各直属军，对于中革军委，各级政治部，对于总政治部的各种报告、各级参谋部，各级经理机关，各级卫生机关相互间的各种通报，在今后必须要严格的进行。这样才能使红军全部生活好象血脉非常流通似的活跃起来。
中革军委通令发布后，红一方面军的总部即奉令取消，其所属部队统归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从此，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称为中央红军。
同时，中革军委下属的总参谋部也有了相当的规模，成立了作战、情报、供给三个局， 一个无线电总队， 一个交通队和一个警卫团。
1931年12月，周恩来从上海来到瑞金，接替项英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翌年1月，刘伯承受中央委派进入中央苏区，任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
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总参谋部序列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的成立，进一步
加强和巩固了中央苏区与红军的建设，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错误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和“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新形势， 一开始即作了“左”倾错误估计。
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同日，又向苏区中央局发出“急攻赣州”的命令。
当时，毛泽东不同意进攻赣州，但中央苏区中央局多数同志根据临时中央指示坚持攻打赣州，进而争取革命在江西省的首先胜利。
2月上旬，在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下，红军发起围攻赣州战斗，结果激战33 天，四次攻城均未成功，我军反遭很大伤亡，被迫退出战斗。
4月，毛泽东率东路军攻取漳州， 一举获得歼敌第四十九师大部、俘敌1600余人、缴获飞机两架的重大胜利。
此后，我军主力又在南雄、水口等地击溃“进剿”粤军15个团，打击了入赣粤军的气焰，基本稳定了中央苏区南翼。
不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上旬在江西宁都召开了所谓“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的全体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前方)、项英、任弼时、顾作霖、邓发、刘伯承(后方)等。
与会的后方人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在会议中特别指出要及时和无情打击一切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认为红军前方军事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原则，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并把矛头直接指向他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
会议还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去负责领导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而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会上，周恩来虽有“泽东积累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因而不同意把毛泽东召回后方的意见，但有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的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
结果，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
10月10日，周恩来在前方致邓发、顾作霖的复电中说：泽东同志因病请假回后方。
10月20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通令，毛泽东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但据笔者所知，当时朱德、王稼祥是反对撤换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的，而彭德怀又并未参加此次会议，因此，这一通令只能是按照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和周恩来的上述复电发出的，实际上朱德、王稼祥等是签发了一个违心的通令。
（编者注：读者们读到这里是否基本明白了当时在苏区反对毛主席的人分别有哪些了？出席会议的有谁？通令中违心的有谁？没有开会的是谁？再看下文临时中央进入苏区是在这次会议之后。）
宁都会议后，苏区中央局于10月13 日决定任命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叶剑英则从前方调瑞金任中央红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政治委员兼瑞金卫戍司令员。
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在临时中央“左”倾机会主义的指导和影响下，不仅在中央苏区排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正确领导，给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造成了极大困难，而且在白区的革命力量也受到了极大损失。
1933年1月初，中共临时中央被迫撤离环境日益恶化的上海，向中央苏区迁移。
1月19日，博古、洛甫、陈云、刘少奇等以及中央机关先后到达江西省瑞金县沙洲坝。与此同时，原苏区中央局与临时中央合并，由博古任中央书记，任弼时任组织部长(后由李维汉接任),张闻天任宣传部长，陈云任白区工作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刘少奇任全国总工会主席兼福建省委书记。
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中央局，指导白区的革命斗争。
1933年1月23日，由方志敏、邵式平等在赣东北地区创建的红军第十军，4000余人，奉中革军委命令，由邵式平率领渡过信江，在资溪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进一步壮大了中央红军的力量。
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到中央苏区时，正值蒋介石组织对我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进行第四次大规模“围剿”的严重时刻。临时中央不顾当时形势、仍然积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在敌正准备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企图一举歼灭我军主力的时候，仍命令红军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简图
(1933 年 一 1934年)
但由于朱德、毛泽东共同创造的战略方针在红军中生了根，朱德、周恩来在红军进攻南丰不克后，毅然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方针，我军仍从被动中取得了主动。在敌人多路进攻的情况下，我军采取以少数兵力钳制敌之数路，集中主力，运用大兵团伏击的作战方法歼敌一路，黄陂、草台两仗歼敌近3个师，俘敌1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见附图二)
从 1931 年 11 月 中 华 苏 维 埃 共 和 国 临 时 中 央 政 府 成 立 到1933年3、4月间我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展史上一段辉煌的岁月。
在这个时期，尽管党和红军受到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损害和干扰，但中央苏区的党、政府和红军仍然取得了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夺得了反“围剿”斗争的重大胜利。
在这个时期，随着中革军委的建立，红军的参谋机构日臻完备，各级司令部的工作也更充分地开展起来。在中革军委直接指导下的总参谋部，成为真正对全军作战实施指挥的首脑机关。
同时，中革军委和总部首长很重视参谋队伍的建设，开设了参谋业务的训练班，在总参谋部下设立了职能局，进一步充实了各类参谋人员，实现了参谋工作的系统化和专业化。各类参谋人员积极开展工作，逐步熟悉参谋业务，在作战、侦察、训练、通信等方面认真贯彻首长的指示，成为首长的得力助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