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围剿”斗争中指挥机构不断健全和发展

1928年7月22日，由共产党员彭德怀和湖南省委派任湘鄂赣边特委书记的滕代远，领导国民党湖南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平江举行起义。

随后共产党员黄公略、贺国中领导独五师第三团一部和随营军校也先后起义，赶到平江与彭德怀、滕代远部会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政委，陈鹏飞任参谋长(后邓萍),共计2000余人。

这支部队转战于平江、铜鼓、万载之间，后与湘鄂赣各县的游击队合编，部队有发展。但后来因遭受上述三省敌人的“会剿”,部队减至700余人，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于12月10日在宁冈同红四军会师之后上了井冈山。

这是红四军成立后的第二支红军部队，也是后来成为红一方面军主力之一的红军第三军团。

井冈山时期，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军人数少，武器装备差，根据地又分散，流动性大，红军的主要作战方式，只能是游击战。

1929年1月，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军部及第二十八、三十一团，特务营共3600余人，离开井冈山向赣南挺进。

2月11日，在瑞金县大柏地歼灭国民党军队刘士毅旅两个团，俘敌团长以下800余人，缴枪800多支。这次战斗的胜利，扭转了自上井冈山以来的被动局面。

战后，挥师北上，经宁都西进至吉安的东固地区，同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会合，壮大了红军的力量。旋即向福建西部进军，同邓子恢、张鼎丞创建的红军会合，部队又有了很大发展。

遂将各团扩大为纵队，纵队之下为支队(大队)。这种编制，各地红军亦有沿用的，但纵队与支队的员额没有统一规定。

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以后，国民党军队集中三个旅的兵力，于1月下旬分三路向留守在井冈山的红五军进攻。为保存有生力量，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突围向赣南转移，经过三个多月的外线作战，取得了战果与发展以后，彭、腾又率部于5月初返回井冈山，恢复了革命根据地。

朱德、毛泽东率部离开井冈山以后，1930年2月23 日，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向红五军军委汇报说：“袁文才、王佐不可依靠。”

红五军据此派部队到永新城外对其进行警戒。袁文才、王佐察觉以后率领其部队向城南禾水桥冲出时，袁文才被击毙，王佐被溺亡，其余部队逃回井冈山，与我为敌。从此失去了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于1927年10月开创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历史证明，当时对袁文才、王佐部队的处理是错误的。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调查研究，已为他们平反昭雪。

1930年4月，党中央在《中央军委军事工作计划大纲》中提出：“全国的红军都应集中指挥于中央军委之下，同时，为适应斗争环境和各军协同动作起见，必须成立军团以上的统一指挥机关”,“特别建立参谋科的工作，须定出更具体的计划。”

同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红军代表会议，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规定各地红军分别编成军团、军、师、团、营、连、排、班，按三三制组成。

中央军委设立参谋部，团以上部队设参谋处，参谋部、处之下设作战科，必须健全和加强参谋工作，提高工作效能，形成全军的首脑。

6月中旬.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在福建长汀举行联席会议，根据全军红军代表会议精神，决定将红四、六军(由江西红军第二、四团和罗炳辉在吉安起义的部队组成，后改为红三军)和由邓子恢、张鼎丞等在闽西创建的红十二军，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初称第一路军)。

6月19日，第一军团在长汀成立。

6 月下旬，湘鄂赣特委和红五军军委，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精神，在湖北大冶县刘仁入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将红五军和鄂东南成立的第八军及在湘鄂赣组成的第十六军，合编为红军第三军团。全军团共约12000余人。

7月27日，红三军团会同湘鄂赣边独立师，攻占湖南省会长沙城。是役共俘敌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3000余支，炮20余门及大批物资。

8月初，中共中央对军事机关的组织与系统作出了新的规定：

“军委在政治上完全在党的领导之下，独立的计划一切军事工作，在组织上军事工作人员完全归军委管理。”“中央军委直接在政治局指导之下，经常讨论与计划一切军事工作，军委中之常委，在军委总的决议之下，讨论计划与执行”。

在军委常委之下，应设立以下各部与部委：秘书处、总政治部、参谋部、武装工作部、军务部、管理卫生部……实际上，当时有些部门(如武装工作部、军务部)没有建立。

8月20日，红一军团为支援红三军团的斗争，由江西的安义、奉新地区向湖南的浏阳进军。

8 月 2 3 日，红军第一、第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镇会师。该两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见序列表 )

总参谋部下属各处、队，没有看到编制表。

为 了 适 应 反 “ 围 剿 ”战 争 的 需 要 、 使 各 职 能 处 、 队 的 名 称 与任 务 更 加 贴 切 ， 后 来 把 参 谋 处 改 为 作 战 处 ， 副 官 处 改 为 供 给 处 、 特务队改为侦察队，交通队改为通信队。各处、队的参谋、专业人员亦有所扩充。

8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红军总司令部，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从此尊称朱总司令，直至1949年10月1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仍任命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统一红军的指挥。

实际上，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部与红军总司令部是一套班子两个名称。

10月17日，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周恩来、毛泽东、项英、任弼时、朱德等组成苏区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统一领导各苏区的工作。

但那时中央机构本身正处于剧烈的变动中，使周恩来一时难以离开上海，只能由项英先去代理。

12月，党中央派邓发到闽西苏区，传达党的第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反立三路线的决议。会后，成立了闽粤赣军事委员会，邓发为主席，肖劲光为参谋长。

1930年5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在华北爆发了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双方动用兵力100余万人，这时对我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大为减轻。各地红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发展，创建了遍及11个省的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成立了十几个军，兵力达10余万人。从此，我军开始实行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进而为歼灭更多的敌人，粉碎其大规模的“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0年10月，蒋介石在取得对冯玉祥、阎锡山的战争胜利之后，便立即调集其主力部队开始了对江西苏区的进剿。企图在3—6个月内消灭红军。从此，红军的战争进入了反对敌人大规模“围剿”的阶段。

1930年底，敌11个师加3个旅，在总指挥鲁涤平带领下，首先向袁水流域挺进，扑空后又继续向赣江东岸进逼，开始了对江西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12月16日，各路敌军向我根据地发动进攻，至28日，先后攻占万安、泰和、东固、源头、广昌、建宁一线，东西相距800里。

至此，已经深入到苏区腹地的敌军在我军的狙击袭扰下，兵力分散，补给困难，部队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已暴露出来。

总前委根据当时敌情，决定实行中间突破，先打敌张辉瓒第十八师或谭道源第五十师，打开敌阵线缺口，以便各个击破，粉碎敌人“围剿”。

12月29日，敌第十八师主力向龙冈抵进，急于寻找我主力决战。该军不谙当地情况，孤军冒进，正中我军埋伏。

30日，当敌张辉瓒师师部及两个旅，由龙冈进至小布附近时，即遭我第一、第三军团主力猛烈攻击。不到两个小时，我军即歼敌第十八师主力全部近1万人，活捉其前线总指挥兼师长张辉瓒。

接着，我军乘胜挥师向东，4天之后，又在东韶追击敌第五师，歼敌半数，俘敌官兵3000余人。残敌逃向临川，敌其他各部亦仓皇后撤。

敌人的第一次“围剿”遂被粉碎。’我军迅速转入进攻，先后在广昌、宁都、永丰、乐安、南丰等县境内歼灭残敌及一些地主武装，发动和争取了几十万群众，巩固和扩大了中央根据地。

1931年1月15日，在江西南部成立了由毛泽东、朱德、项英组成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由项英代理书记(以后毛泽东曾代理书记)。

同年3月，党中央政治局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往江西苏区，4月到瑞金后，他们三人和邓发亦是苏区中央局委员。

2月，蒋介石派其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陆海空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18个师另3个旅约20万兵力，“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展开对我根据地和第一方面军的第二次“围剿”。

结果同第一次反“围剿”一样，在我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指导下，从5月16日起的半个月内，我红一方面军横扫700余里，连打五个大胜仗，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击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中央根据地。

1931年4月初，党中央派遣由苏联学习回来的叶剑英从上海经香港到江西苏区工作。4月17日，中革军委决定在军委参谋部成立由叶剑英、朱云卿、郭化若等13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叶剑英为总编辑。着手进行搜集中国红军英勇斗争的历史材料，介绍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军事著述，出版发行不定期的杂志等工作。

这时，正值中央苏区反对敌人第二次“围剿”时期，叶剑英还积极协助朱德、毛泽东的作战指挥工作。

6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中央机关遭受敌人的严重破坏，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叛变。当时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均不足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9月在上海成立了以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六人组成的中共临时中央局，博古任书记，报经共产国际批准。从这时起至1934年1月中共第六届五中全会为止，通称临时中央。

7月，由张云逸、邓小平、李明瑞等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创建起来的红军第七军1300余人，从广西转移到江西兴国，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壮大了红军力量，该军编入红三军团建制。

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很快于同年6月组织了第三次对红军的更大规模的“围剿”。这次他带着德、日、英等国顾问到南昌，亲自就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23个师另3个旅，约30万人兵力，采取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捣毁苏区，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

7月1日，敌各路“围剿”军开始向我大举进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鉴于我军经第二次反“围剿”苦战后，尚未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补充，决定继续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以一部分兵力协同地方武装迟滞敌人前进，主力从闽西出发，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兴国地区，适时转入反攻，粉碎敌之“围剿”。

从7月底至9月中旬，经过多次反复较量，终于以红军六战五捷，击溃敌军7个师，歼敌17个团3万余人的战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紧接着我军乘胜攻占会昌、寻乌、安远、石城等县，使中央苏区的赣南、闽西两部分连成一片，并扩展到近31个县境，成为一个完整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中央苏区的全盛时期。

同年12月14日，由原西北军一部改编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由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和旅长季振同、董振堂等带领下在宁都起义，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进一步壮大了红军队伍，成为红一方面军第三支重要组成力量。

由于形势的发展和反“围剿”战争的需要，参谋部人员和机构设置在这一时期内都有变更和调整。

1931年5月，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部部长、对建立红军司令机关参谋工作做出重要贡献的朱云卿同志。在江西吉安县东固我后方医院因病住院疗养时被坏人杀害，终年仅28岁。

朱系广东梅县人，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参加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先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团参谋长、第十一师三十一团团长、红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参谋长等职，在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我军作战和开创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做了大量工作。

据肖克说，朱云卿是我军初创时期杰出的参谋干才，他有谋略而精细。每次作战之前，他都注意收集当地村落、地形等情况，根据地图和收集的材料，画出驻地附近的简图，拿出详尽精确的作战方案。

毛泽东曾说，朱云卿是他最满意的参谋长。

朱云卿牺牲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即令参谋处长郭化若代理总参谋部部长。同年8月，根据中央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由4月来中央苏区的叶剑英到前方接替郭化若的代职。

同时，为了适应反“围剿”战争的需要，总前委又把参谋处改为作战处，副官处改为供给处，特务队改为侦察队，交通队改为通信队，进一步明确了司令部下属各机构的军事职能。

在建立健全司令部组织机构的基础上，红一方面军首长十分注意充分调动司令部人员的积极性，使司令部各机构在战略转变中充分发挥了作用。

运动战虽不同于阵地战，但比游击战要高一个层次。它没有固定的作战线，而是通过主力部队的退却、转移、佯动、奔袭、迂回、追击，寻找运动之中或立足未稳之敌作战。

鉴此，司令部的作用就比游击战时期显得更加重要了。司令部首长和各类参谋人员必须加强侦察，密切注意敌情变化，周密制订我军作战计划，提出我军行动注意事项，以达到隐蔽我军行动企图，积极创造和及时捕捉有利战机，迅速歼灭敌人的目的。

为了使红军各级指挥员及时了解敌我情况，参谋处还根据形势需要，及时撰写和印发战斗通报，汇总制作我军人员、武器、马匹分类分项统计表。

1930年冬第一次反“围剿”时，参谋部还根据方面军总部首长要求，针对我军过去作战经验以及当时部队在战术、技术和战斗动作上存在问题，撰写印发了《三十条作战注意》,简明阐发了我军运动战中的作战指导思想、原则和要求，以及战场纪律、战场救护、后方工作和战后注意事项等，各部队依据这个教材，分别对各类人员进行了必要的训练，使我军基层指战员迅速适应了战略转变和战术变化的需要。

在这一时期，不仅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的工作得到了加强，而且红军各军、师、团司令部的组织和职能都有所增强。红一方面军成立之初，在建立完善总司令部的组织机构的同时，我军各军、师、团司令部的编制人员也各有增加。各级司令部遵照首长指示，认真履行参谋职责，积极配合首长行动，为准确贯彻总部领导意图，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做了大量工作。

1931年3月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前夕，红一方面军首长发出了关于加强反“围剿”准备工作的训令，红军各级领导机关按照通令、训令的要求，分别召开了政治工作、参谋、军官、副官、军医等会议，着重研究部署了政治动员、作战指挥、军事训练、给养补给、伤员收容和救护等工作。

会后，各级司令部抓紧进行了反“围剿”的准备和临战前的技术训练，对部队的侦察、诱敌、袭敌行动进行具体的筹划和安排。这些工作，为我军各部队有效地执行上级命令，打破敌人第二次“围剿”奠定了基础和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