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置这大讲堂时，把许多标语和政治画张贴或悬挂在墙上，但是这耶稣圣像去留的难题又到眼前了。

后来我想了一个 滑稽的办法，第一天，将中山先生的遗像，挂在耶稣的对面，其余 适合悬像的地方，都用旁的标语或画片占领着。

第二天，向高君 索取冯氏的像片，假意地在讲堂中寻取悬挂适当的位置，最后在 众人面前，决定和中山先生遗像相对悬挂，于是乎取下耶稣圣 像，以冯氏的像片取而代之。

同时我和陶君在互相交谈的语意 中，表示明天，寻觅悬挂耶稣圣像的适当地位的意思；这时旁人 当然没有会怀疑我们是玩着圈套的。因为用冯氏来抵抗耶稣， 就是牧师们也不敢非难的。这样，国民党就在形式上占领了新 村的中心，这一架耶稣圣像，从此在办事室里，静悄悄地卧在地上，享受清福，朝朝暮暮，陪伴着我们办公。

徐牧师虽然依旧苍蝇附臭肉般粘着我们，但是现在我们已 经不是当初那样怯弱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小小的自己园地，而 且在这园地的夺取史中，他已经挂着失败的头衔了。凡是一个 革命者，在自己营栅的门前，除了如何击破敌人以外，是没有其 他考虑的，所以我们决计先在这里，预备和牧师们开始排哨接触。

开始听宣传的部队，是卫队旅，每天有一营人到俱乐部里 来，我们先给他们讲演二三十分钟的三民主义，然后由他们自由 娱乐，各种球类，各种玩具乐器，各就所好去玩。该旅共六营兵 每周刚好轮流一次。我和陶君，也是轮流工作，譬如我讲演时， 他来监场，他讲演时，我去监场，同时注意官兵对于讲演时所起 的反应以及官兵中的优秀分子，我们就这样战战兢兢地进行工作。

朝暾在纱窗上，晨气袭人，我和陶君都在看书，徐牧师匆匆 地跑来，上帝所赋给他的阴险笑容全部摊在脸上。我们照例勉 强地让坐，他开始说：“你们二位，以为俱乐部的图记，应该怎样刻法?我的意思，最好是刻‘基督教西北协会俱乐部’,你两位的意思怎样?”他说完了，照例将笑容停留在眼角的皱纹上，至于久久，静待我们的答复。

我这时，对他这种袭击，倒并不感觉穷于应付，就笑了一笑说：“很好，就这样刻罢。”因为这是我们现 时的战术，这个战术，是以表面无抵抗，实际进攻为原则。然而 牧师们不能看穿我们所藏的玄机的，他们反以为我们是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了。在当时，徐牧师得到这个圆满答复之后，就愉快地谈了一会儿，在告辞的时候，还回头重复着说：“那末就这样刻罢，那末就这样刻罢。”

我们这时就决计将刻图记的事情延宕着。因为事实上，我 们已是俱乐部的指挥者，现在并不十分需要图记；但是如果真要照徐牧师所定的，文曰“基督教西北协会俱乐部”去刻一个图记，那末不啻我们把指挥鞭双手捧给徐香圃了。

我们当时所以不明白拒绝的理由，就是要避免明争，因为在当时的环境，暗斗都是感觉困难的，何况明争；我们只有依赖技术性的应付， 一步一步的前进，所以这完全是一个力的问题。

一个漆黑的晚上，门外的宇宙， 一切为黑暗所消灭；陶君在 灯下看书，我写着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的讲义，室内只有灯光和 静寂盘踞着。

我无意中回头，忽见一个高大的影子，站在门口，不待细认，就知道是冯氏，不知不觉地带着惊奇的神情，搁笔起立。

他见我起立，就从容地说：“还没有睡觉吗?”说着就缓缓地进来。陶君也急忙含笑起立。他走到我的案前，问我说：“写着什 么?”我说：“写着国耻史”。

他把参考书随手翻了一翻，说：“光是 日本文的参考书吗?”意思似以为光是日本文的参考书，对于中 日问题，是难明真相的。

我说：“因为旁的参考书也不容易找，关 于中日问题，是不取他们书内的材料的。”他点了点头，就走到 陶君案前。陶君就让他坐。

他坐了之后，翻阅了一会儿案上的书 籍，我们都静立在案前。

我忽然想着早上的事情，就问他说：“督办看得这个俱乐部的图记，应该怎样刻法?”

他和蔼地说：“你两位想想，怎样刻法?”

陶君说：“国民军俱乐部，好不好?”

他立刻很高兴地说：“很好，很好!”我这时未免心中暗喜，我想徐香圃 又该掉盔丢甲了；在冯氏出去之后，我笑对陶君说：“好在没有开秘密会议。”

翌日早晨，徐牧师又来，我假做不愿意的神情对他说：“昨夜 督办来，说是这俱乐部，定名为国民军俱乐部，其实名义方面，还 不如西北协会俱乐部来得响亮，不过督办既然如此说，真是没有 办法!”

同时陶君也表示很惋惜这名义的意思，但是徐牧师却很 兴奋地说：“国民军俱乐部也很好。”我知道他们对于冯氏的意 志，是同教律一样看待的，所以在时代的潮流中浪花飞溅着冯氏 的衣襟，催促他前进的时候，他们是没有法子去转移冯氏的趋 向；因此可以看出，在过去我们对于耶稣教在西北军中的势力，未免多少过分地估量着。

娱乐室内，有一个留声机，它是比任何乐器也偏劳着。高级 军官补习所的学员们，每一下课，就去听留声机，尤其是苏武牧 羊中骂毛延寿的一片，他们几乎百听不厌。

我在起居室内，每天 耳鼓里总是震荡着：“……你卖国的奸臣……骂奸贼骂得我……”周而复始地重复着，重复的骂着，好骂真是中国的国粹，或者就是东方文明亦未可知。

但是毛延寿终究未免近于冤枉，给王嫱写了一张小照，未必 一定是王嫱出塞的原因；因为在和亲政策之下，公主尚且难免出 塞，何况一个宫嫔。

而好事者偏偏平空拉出苏武来骂他一顿，把 罪名完全加在一个画师身上。这样骂了不够，还要用二十世纪 的新式机器来骂；机器骂人是永无疲劳之患的，所以科学的发达不但要影响活人，连死人都要受影响。

徐牧师真是不了解人类有厌恶心的存在的。他粘住我们， 当我们在办公室内办事的时候，他总是坐在案前的椅子上，提出他为上帝而提出的建议。我们虽然用表面无抵抗的战术去应付他，但是厌恶的心理仍是与日俱增。

有一次他要将几大箱的圣 书都移到图书室内来，我们假做很欢迎的样子，对他说：“立刻派 人去搬取。不过现在图书室内没有陈设的地方，我们慢慢设法 腾出地方来好了。”他当时也没有话说，我们仍是用拖延的方法 对付他，但是他依旧时时刻刻到办事室来，表明他也是办事室中的一员。

革命的理论，当然不是用天堂地狱之说来安慰人类，去投降 现状，而在激起人类的勇气，并指出其出路，去与现状奋斗。所 以我们的排斥徐牧师，乃是使命所决定的，并非偏狭的心理表 现；为信仰的不并存性，我们决计设法驱逐他滚出办事室去。

我 和陶君商议的结果，将所有办事室内的椅子，除了我们自己所坐 的两把以外，其馀一概搬到起居室内去。

第二天早上，他照例到 办事室来，我们都向他让坐，但是口里说着“请坐，请坐”,而臀部 却依然不离椅子。

他只好说：“不要客气，不要客气。”似乎很难 堪地站在案旁，可是笑容却仍旧停留在眼角的皱纹上。

我带笑 说：“等我们这点公事办完，我们再来谈天。”

他说：“好，好，办公 时不要客气。”其实我们两人都是编着讲义，哪里是办什么公。

他站了一会儿，觉得乏味，就丧气地去了。我们这样地宠遇他， 一天两天的继续演着这出滑稽戏，到了后来，他总算渐渐地绝迹不来了。

渐渐地认识了冯氏的长子鸿国。他喜欢下围棋，我和他的 技艺，本来不相上下，程度都是一般幼稚。

有一天，他拿了棋子 邀我到他的住室内去对局，我也只好答应他。当我们走到他室 门前的时候，在他这里服务的幼年兵，正站在门前。

他问幼年兵 说：“老头儿(指王瑚)出去没有?”

幼年兵说：“在家。”

他就箭一 般似的穿过王瑚住室的门前，钻进自己房内。我跟着也走过王 瑚的室门，见一个老头儿正躺着看书。这时正是下午四点左右，当我进了他室内的时候，忽见他正在放下青布的窗帘，我未免有点惊奇；他接着叫幼年兵点上油灯，于是我才了解他这种动作 是为畏惧冯氏而预备的防御工作，心中未免有些不安。但既已 来了，也只好布局对下起来。

谁知一局未终，忽然那幼年兵匆匆 进来说：“督办来了。”

我这时见鸿国面上，陡现十分惊惶的神 色，踌躇不安地注视棋盘，几乎忘了下子。他实在是再没勇气对 局了，然而还是为不愿暴露弱点，而支撑着。

我当时很高明地 说：“督办来了，我们算了吧。因为天下的父母，对于儿子下棋 总不欢迎的；下次要下，还是请到我那边去。”

他听了我的话，立 刻说：“好，好。”很匆遽地收了棋子，往床下一塞，我趁此也兴辞出来了。

我曾经对朋友说过一句话：“如果投胎给冯玉祥做儿子，莫如到南非洲去投胎做黑奴。”

其实此语并非十分过分之谈。我听 说有一次冯氏给鸿国一张火车的三等免票，教他去南苑。在车 站上，头等车内，有许多高级军官，见了鸿国就招呼他上车。

哪 知车尚未开，冯氏已命人将鸿国唤回去，愤怒地说：“难道你就不 能坐三等车吗?”说着，举起木棍两三下，就将鸿国打得昏晕过去。

还有一次，是因在读书时间去打球，给冯氏看见，痛打了一顿，因伤卧了两礼拜。

当他责打鸿国的时候，参谋副官不敢进一 言，只有冯夫人李德全，轻轻一语可以雷收云霁；所以戚继光的 故事，是很容易令人追忆的。鸿国在这种动辄得咎的雷霆严威之下长育着，所以他的神经，在言动上，已经有异于人的征候。

这几天，曾经摄行过大总统职务的黄膺白〔黄鄂字膺白， 1924年曾代理北洋军阀政府内阁总理，摄行总统职务〕,也来住 在新村里。

黄郛

曾任国民政府委员

黄郛（1880年一1936年12月6日），字膺白，号昭甫，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上虞县百官镇（今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毕业于日本东京振武学校，民国时期著名政治人物、同盟会会员、蒋介石的盟兄弟、曾任北伐军兵站总监、上海特别市首任市长、外交总长、教育总长、新中国建设学会理事长、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代理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

参与过上海光复、“二次革命”和护国之役、北伐战争等事件。

早年在日本留学时结识了蒋介石、张群等人。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外交部长、教育部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1928年5月，日军炮轰济南，制造“五三惨案”，时任外长的黄郛事后被蒋介石免职顶罪。

1933年秉承汪精卫授意，在华北推行对日本帝国主义屈辱妥协的外交方针，遭到全国民意反对被迫辞职。1935年托病避入莫干山过起“读书学佛”的“隐居”生活。1936年9月，复任国民政府委员。

1936年12月6日，在上海病逝。

留学日本的黄郛与蒋介石

代理国务总理并摄行大总统的黄郛

他这次来张，别的成绩我不知道，但是却制造了一个 笑话。

原来一天清晨，他去出恭，新村的厕所在东侧门外，官长厕所的旁边有督办的专用厕所。

黄氏自以为他所有的履历，是配向督办厕所出恭的。谁知当黄氏正在中途最关紧要的时候，一个卫兵因为当初没有注意，这时听到黄氏逼气用力的声音，就进去一把将黄氏拉出，喝着说：“糊涂!谁教你在这里拉屎?”

黄氏掇着裤子，匆急地说：“我是黄膺白。”

卫兵放手向他胸部一 推，说：“管你黄膺白，黑膺白，反正这里不许你拉屎。”

黄氏这时，只好无理论地到官长厕所去完成他的未完工作。

我想这时 黄氏的窘状， 一定比济南惨案发生时，还要没有办法。

〔1928年5 月3日至10日，日本军队在济南屠杀中国军民五千多人。黄膺 白时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负责对日交涉〕;因为济南惨案发生 时，“幸亏部长日语流利，始将日兵说退”。

而当这厕所趣闻发生 时，流利的日语却无济于事了。这事当时在新村宣传，作了几天的谈助。

在有纪律的军队中，公开宣传的效力，是比较容易表现的。 我们在这短时期中，因努力的结果，已经逐渐引起军官们对于三民主义的注意了，从北京带来的两百本三民主义，差不多都被军官们索取尽了。

高级军官补习所的学员，常常来和我们谈话， 一 因般对于三民主义信仰的水平线，也日见提高。当然这不能单纯说是我们工作效率的表现，这是五卅惨案所激起的时代怒潮的波及，同时也是冯氏的态度渐进于显明的结果。为这种可喜的进展，我们忙碌着，有时竟至无暇吃饭。

有一天，我和陶君因在俱乐部工作，没到大饭厅去吃饭。忽然冯氏走到我们面前，问我们说：“两位吃过饭没有?”

我们说：“缓一点吃也没有什么。”

他说：“我们一块吃吧，我也没有吃过。”

回头吩咐传令兵备饭。这天，我们在冯氏休息室内所享受的盛馔，为我生平与冯氏同餐最精美的一席，每人一碟羊肉， 一 碟烧洋薯， 一碗红烧牛肉， 一碗蛋汤。同桌的是唐悦良，他是冯 氏的连襟兄弟，这时任边防督办署外交处长。他对于此种盛馔， 或者尚觉难称精美，但是他如果能够一年以后到西安去〔指西安围城的饥懂〕后，再来领受冯氏的盛宴，那末他一定会回忆这天所享受的佳肴，是等于天厨精品的。

过了几天，徐季龙、孙科、邵元冲、陈友仁、孔祥熙诸先生都 到新村来见冯氏，内中除徐先生和冯氏是旧交，常常往来张家 口、北京外，其馀都是初来的劳燕。

我想，在普通观念上，这几人 中，最少也须请一位来俱乐部，给官兵讲演一次；理由是因为他 们都是所谓党中的要人，这是表明党的关系的密切的。从遗产 制度的观念为出发点，我决定请孙哲生〔孙科字哲生〕先生讲演， 于是去见徐季龙先生，请他代约时间；因为我不知道孙、邵等的 住处。后来约定是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我于是通知冯治安，他也很欢迎。

第二天，孙氏来了，听讲者是卫队旅全体官佐。我致了介绍词以后，预备静听宏论；但是这天孙氏所讲的，只是报告国民政府组织法，和沙基惨案〔1925年6月23日广州沙面租界英 法等军队袭击声援五卅运动的游行群众，造成死五十多人、伤百 多人的惨案〕的情形，没有插入一句革命的理论，未免有点失望。

过了几天，孙氏到太原去，其馀的也都走了，只有徐氏留在新村。

在一个黑夜的黄昏中，万籁入睡眠状态，宇宙正如吴稚晖所 说只有“黑漆一团”,忽然冯氏的传令员提着风雨灯来唤我们， 说：“督办请你两位。”

我们立刻跟着他去见冯氏。就坐以后，相 视着都不发言，好像大家互让着先发言的权利似的。

最后，我觉 得这样静寂，是教人局促不宁的，我于是首先发问说：“督办看到精卫〔汪精卫〕先生所著的《国际问题草案》那小册子没有?”

他拿出一本书，将书面示给我看， 一边说：“是这 册吗?正看着，快看完了。你两位看过《甘地小传》没有?”

我说： “是的，就是这册《甘地小传》,前几天鸿国送了我一本，已经看完了。”

他接着问：“甘地主义怎样?”

这样深深地注意带着宗教色彩的甘地主义，这是他从民族运动的出发点上，寻找着宗教和革致性，同时也是探索我们对于宗教的真实态度的按问。

一个三民主义的革命者，事实上既不许可明白反对宗教来否认这圣雄的伟大，同时又不能承认甘地主义有在中国可 以采取的理由，所以这样突然的质问，是近乎难于答复的。

我当 时想了一想，就回答说：“甘地主义，在印度的价值是和三民主义 在中国一样的，印度有印度的历史和现状，他们的政权，已经完 全被英帝国主义剥夺了，所以不合作主义是无办法中的办法。

至于中国，虽然经济上已沦于次殖民地的地位，但是名义上，终 究还是一个独立国家，仅仅一种不合作的运动是无意义的，必须 进一步有积极的革命行动。”

我用这段策略的不合逻辑的话，暗 地和他针锋相对，将甘地主义推出中国去，他倒也没有什么不满 意的表示，可是空气却又归于静寂了。因为我们对于冯氏，非必 要是不愿多说话的，理由是恐怕出言不慎，引起反感。

等了一 会，他突然庄容对我们说：“当初我本来想请几位同志帮助我到 军队中来宣传三民主义，因为官兵不懂主义是不能革命的。但 是我恐怕青年人只凭一腔热血，不管军队中的组织和习惯，引起 许多纠纷，现在我想再请几位同志来帮忙，你两位斟酌，再请几 位呢?”

我们同声说：“最好督办决定。”

他说：“再来八位同志帮 忙，好不好?”

我们说：“很好!”

于是他立刻就写信给徐季龙，并 命一位副官，携信乘当夜十一时的火车，到北京去；因为这时徐 季龙也已经到北京去了。冯写信给他，是教他物色工作的同志 的。

冯氏办事的迅速决断，日常如此，所以在西北军办事，是比 较痛快，因为没有普通官僚堆积公事的恶习的。当传令员携信 出室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时了，我们觉得时间已晚，即起立 辞出。当他送我们到门口，我们回身鞠躬告别时，我才看到他两足光着，没有穿鞋袜。

过了几天，北京方面的同志，陆续都来张家口，老友濂卿也 是其中之一，徐氏也仍回新村。我们的旗鼓大张，威胁着近旁的 牧师，在新村中， 一切人们的案上，徐牧师以外，三民主义讲演录，都摊在着，而圣经却静默地站在书夹里发怔。

在革命的过程中，某地某时，偶然呈现令人兴奋的现象，本来并不必过于乐 观。历史的定命，每每可使这种现象归于风流云散，但是劳动者 对于其作物欣欣向荣的时候，无论将来天灾会如何袭来，是不能为这种预测，而影响其当时欣喜的情感的。

晨光占领了新村，朝露默默无言地逗留在阶前的绿草上，我 独自在门前领略着媚人的晨景。远望徐牧师门前，静悄悄只有 夹竹桃独自红着，而娱乐室里，苏武又在开早班，愤气满胸地大 骂毛延寿是卖国的奸臣。

我想画美人图给外国国王的倒没有什 么可骂，画地图给外国人的，则不但应骂，直是可杀。因为美人 是不能受国家境界拘束的，他并不是国家的财富，要用保护制的 关税来保护，以免漏卮外溢的；所以送王嫱出塞，不能说是一种罪恶，只有将她禁闭在深宫里，才是一种罪恶。

我这里无聊地正在心里替毛延寿抱着不平的时候，忽然一 个传令兵到我面前说：“冯旅长请黄先生。”

我就点了一点头，跟 着他去。当我进入室内的时候，冯治安和一位有名的牧师陈崇 桂，都起立让坐。

我一边答礼， 一边瞧见桌上摆着一张俱乐部的时间表，在道德讲话下面，写着“马伯援先生”五字；我立刻假装着没有看见的样子，就问冯治安说：“旅长有什么紧要事情?”

他 说：“没有什么,就是一张时间表……”

我急忙接着说：“那末等会 就来，因为刚才正有点要事，差一点就办好了，办好我再来。”

他 说：“这样也好，我们等一会再谈。”

我点了点头，就回来将此事 告诉陶君。原来陈崇桂在国民军中，算是最有权威的牧师，他曾 经游历过二十馀国，行动也不似其他牧师这样讨厌。可是我看 见了这张时间表，就知道他到冯治安这里去，是为介绍马伯援在 俱乐部讲道而去的。

马伯援本是日本东京中国人基督教青年会 的总干事，从前在东京的时候，也曾见过面，其人向天开炮的技 术，可说臻于上乘，今天眼见要在三民主义的宣传机关里来散布福音，我的不能承认，乃是当然的本分的态度。可是我当时碍着陈崇桂，而且我了解，这是他们有计算的进攻，所以托故走了。 其实领略晨景，哪能说是要事，这明明是我在上帝的面前说谎罢了。

从玻璃窗中瞭望着， 一直到陈崇桂带着胜利的神情，从窗前 走过，回到他的寓所去。我于是出室去找冯治安。在握手之后， 他就拿了那张时间表给我看。

我一看之下，故意现出惊诧的神 气说：“哎!这事怎么办呢?时间冲突了。我这几个礼拜，是已经约定徐季龙先生讲演，而且他已经答应了。”

我说着， 一边看着 他，做出一种很为难的表情。他听完了我的话，也似乎带着惊奇 的情感，很兴奋地说：“哦!季龙先生讲演吗?那是最好没有。”

我恐怕他说出对于陈崇桂方面难以为情的话来，就立刻接着说： “马先生的道德学问，我们是很佩服的，以后季龙先生缺席时候，我们亲自去请他讲演好了。”

他说：“这样很好。”于是我就兴辞了出来，胜利的喜情，在微笑的眉眼间荡漾着。

用徐氏来抵抗马伯援，就两人在西北军中地位和信仰上的 比较看来，不言而喻，只好请马先生退避三舍。

然而事实上，我 并没有约定徐氏作任何讲演，所谓约定讲演云云，不过是我对付 牧师们救急的向壁虚造的诳语。这种为革命的利益而玩弄的魔 术，每每使我对于自己的行为发生厌恶的心理。

无论此种行为 的动机，是否以自私自利心为出发点，然而虚伪的韬略，要是支 配了行动的全部，我们试去设想，是如何阴险的小人。但是以铁 牛的态度去做革命运动，事理上又是不许可的，所以我为胜利计算，有时仍旧用说谎去应付敌人。

诳语既然发挥了他的效力，我只好将假作真，就立刻去见徐 氏。他住在招待处的西侧室，离我们住室不过一箭之遥，当我入 室的时候，他刚起床。

要形容徐氏的尊容，本来最恰当的是，“一 副骷髅，包上一张皮”的一句话；这时因为他还没有洗脸，更显得瘦瘪可畏。

徐谦（1871年—1940年9月26日），字季龙，出生于江西南昌，曾任任第一届中华民国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我坐在他临窗的椅子上， 一直等他洗完了脸，我才说：“我是来请徐先生在这几个礼拜每天去俱乐部讲演三民主义 的。”

他戴上眼镜，对我看了一看，微微地皱眉说：“时间是个问 题。”

我笑着说：“另有一种原因，这几个礼拜的讲演，请勿推辞。 这是个人信仰的关系，反正徐先生要有事缺席的时候，我们当然 是会代讲的。”

他听到我另有一种原因的一句话，似乎表示惊奇 的模样，但也并不加以追问，就答应说：“也好，不过讲演稿是要你们担任的。”我就答应了出来。

自从这次把戏以后，牧师们就不再行试验他们对于俱乐部侵占的计划；在新村中，我们和上帝的斗争，暂时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