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对苏轼的印象大多停留在他绮丽优美的诗词上，您可知道诗词创作仅是他才华的冰山一角，最早让他一鸣惊人的是策论文章，并且凭着这些文章，他获得了“百年第一”的殊荣！

嘉佑元年，20岁的苏轼进京赶考，在省试中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成功引起了主考官欧阳修的注意，这里面还有一段有趣的传说故事。

话说苏轼在“策”试中写了一篇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内容大致是劝君王“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文辞朴实却道义明晰、逻辑井然、一语中的，让阅卷考官梅圣俞十分欣喜，认为他有“孟轲之风”。同时，梅圣俞对文章中的一个“典故”——“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的出处不甚明了，再三思忖后将这篇文章递送给主考官欧阳修定夺。

欧阳修看了这篇文章也十分喜欢，虽然对“尧与皋陶”的典故也不知其出处，还是觉得应该给这篇文章第一名。但当时的考卷会把考生的名字“糊”起来，考官阅卷时并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欧阳修主观地认为，这么好的文章必定是他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欧阳修决定判这篇文章第二名。

这个故事本来是以讹传讹，不过经过近千年的民间演绎，倒被大多数的民众所熟知。其真实情况，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我前面的文章了解一下。

后来，苏轼中了进士，来欧阳修这里拜谢老师，欧阳修终于忍不住问他关于“尧与皋陶”典故的出处，苏轼支支吾吾，因为这根本就是他杜撰的，没有出处。欧阳修再三追问，苏轼只好说：“想当然耳！”

欧阳修本就是个文章革新派，他不仅没有责怪苏轼杜撰典故，反而对他这种不拘泥古典，活学活用的态度表示赞赏，并感叹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欧阳修被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连他都盛赞苏轼文章，可见其含金量之高！正是欧阳修的这一番夸赞，加上他后来的大力推荐，苏轼文章在京师一鸣惊人，成为当时学者争相拜读、仿效的典范。

对于宋朝的学子来说，一年一度的科举考试不过是进入仕途的敲门砖，他们真正要争夺的应该是皇上特批举办的“制科考试”。

科举考试有特定的考试时间、形式和内容，但制科考试却很灵活，由皇帝下诏临时组织，考试科目也非常有指向性，根据当时的需要而针对特殊人才进行选拔。

苏轼参加的这次制科考试不仅考核规格高，考试范围广，程序更为复杂。

首先，考生要获得德高望重的老师推荐才有资格参加考试。苏轼获得了欧阳修的推荐，苏辙获得了杨畋的举荐。但好巧不巧，苏辙在朝廷计划开考的时间前生病了，根本没办法参加考试。宰相韩琦了解到这个情况，立刻向宋仁宗申请延迟考试。韩琦认为，苏轼和苏辙是这次考试夺魁的热门人选，如果他们中一人不能参加考试，都将是国家的损失。于是，宋仁宗特批将考试期限延后，等苏辙痊愈了再开考。可见苏家人在当时多受朝廷重视，也可见当时宋仁宗求才若渴的心情。

其次，制科考试初选的通过标准十分高。参试者要先向掌管制科考试的内、外两个考评机构提交自己平时所作的策25篇、论25篇，共50篇文章，只有策和论的质量均属优秀的人才能进入到下一个考试环节。莫说这优中选优的初赛机制已经非常残酷，还要有如此数量的优秀文章才能获得参赛权，这就对考生平时的政治敏锐度和精品文章的呈现度要求极高。

再次，考生要经历最为艰巨的秘阁六论考核。在这个环节，每个考生必须在一天一夜时间内完成6篇策论，每篇不能少于3000字。同时，考试范围涉及九经、十七史、七书等等共四十余本书目，包含名家经典思想、财经、政治、军事等等方面的内容。考生所作文章中还必须要根据题目的内容引用出相关典籍的上下文，这不仅要求考生平时要博览群书，还要有超强的记忆力，在深入理解经典思想的同时还要有自己精到的见解、观点，才有可能完成这套艰巨的考题。

最后，通过上面严苛的筛选，只有在秘阁六论考核中被评为“四等上”及以上的考生才有机会参加由皇帝亲自考评的“御试”。

这一系列“地狱般”的苛刻考试，苏轼竟然获得考官的一致好评“文义粲然”，苏辙也获得了很好的成绩，宋仁宗也大为惊喜，兴高采烈地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苏轼在这场制科考试中获得第三等，由于第一等、第二等是虚设品级，第三等就已经是第一名了，自北宋建国近一百年来，只有一个名叫“吴育”的人获得过“第三等次等”的成绩，也就是说，在制科考试成绩这一块，苏轼是名副其实的“百年第一”。

苏轼在宋仁宗开办的这次制科考试中创作了不少优秀的策论文章，那些临场发挥的应试文章虽然文采斐然，但毕竟是在条条框框下写出来的，并不能代表苏轼完整的政治主张。真正能系统反映苏轼政治思想的，应该是他在考试期间向宋仁宗递交的25篇策论文章《进策论》。

这25篇文章分为策略、策别、策断三个部分。其中《策略》5篇，《策别》17篇，《策断》3篇。

而世人对苏轼的《策别》尤为关注，认为是他政治思想的系统体现。17篇《策别》文章又可以分为四个方面：课百官、安万民、厚货财、训兵旅。

总的说来，苏轼的政治观点主要是：“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他在文章中打了个比方：宋王朝就如同一个郁郁寡欢的病人，但又不知道自己哪里有问题，普通医生觉得他很正常，只有如扁鹊、仓公这样的名医才能发现他的病症。

《进策论》中苏轼对政治上的主张是辩证的，一方面他反对当时政治环境下的“因循苟且”，但也反对为了快速改变现状而采用“悍药毒石”的做法。苏轼不反对“法治”，但更推崇“吏治”，认为法律是为人服务的，应该灵活应用。这一观点恰好与以强硬手段推行变法的王安石相反，观点上的不同引发了他们后来一系列的矛盾，这里暂且不表。

苏轼这一套策论不仅字字珠玑、文采斐然，引起了不少人的称赞。但也有不少人不以为然，宰相韩琦就觉得他的政治观点“不善”，王安石更加是抱反对态度。

不管苏轼的政见是否受到世人的认可，但由此可知，真正使苏轼成名的不是他浪漫隽秀的诗词，而是他关于国家治理和建设的策论文章。这是不是改变了苏轼在您心中的印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