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德才兼备，民间一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奇闻趣事，而其中有些传说显然是与事实有所出入的。
民间流传着苏轼第一次进京参加科举考试就一鸣惊人的故事，而且其过程跌宕起伏充满了戏剧效果。
话说，当年苏轼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同进京赶考。苏轼以一篇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让主考官欧阳修及其它考官都大为赞赏，一致认为这篇文章应当获得第一名。
但当时的考卷都要“糊名”，因此欧阳修并不知道这篇文章作者是苏轼，反倒认为这么优秀的文章必定出自他的得意门生曾巩。
欧阳修做事一向谨慎，生怕别人说他偏袒自己的门生，觉得有必要“避嫌”，于是就将这篇文章判定为第二名。当他得知该文的作者是苏轼而不是曾巩时大为惊诧，此后便不遗余力地推举苏轼。
对于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中，考官们还有一点相当疑惑，那就是其中引用的“典故”：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纵使考官们博学多才，也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这个典故的出处。但没有任何一个考官敢对此贸然提出异议，因为万一这个典故是真的，别人都知道就自己不知道，岂不是贻笑大方？这些老学究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要，于是都默默承认了这个“典故”。
后来，苏轼在拜谢恩师时，欧阳修终于忍不住向他询问“尧与皋陶”典故的出处。起初，苏轼只是搪塞道：“出自《三国志·崔琰传》。”
做事一丝不苟的欧阳修认真翻阅典籍数遍，也没找到苏轼所说的典故。于是，当再次见到苏轼时，欧阳修又询问此事。苏轼见隐瞒不下去，只好给讲了一个故事：当年曹操把袁绍儿子袁熙的妻子甄宓赐给曹丕，孔融轻蔑地说了句“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来暗暗讽刺曹操，曹操追问这个典故出自何处？孔融说他是根据曹操的所作所为来推测古代的事情，是“想当然耳”。
接着，苏轼诚恳地说：“我所用‘尧和皋陶’的故事，也是想当然而已！”
欧阳修本来就是个文学革新派，看到苏轼如此敢于破除陈腐，不仅不追究他考试杜撰典故的过错，反而更加大力地推荐培养他，使得苏轼在京师名声大噪。
这个故事在民间传颂了近千年，老百姓向来奉苏轼为文曲星转世，因此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真的，而且经过无数次的演绎，其故事的戏剧效果愈发浓厚。
这个故事究竟是否真实？传闻因何而起？史实到底是怎样的？这一连串的问题虽然已经难以核实，但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分析，我们也能大致推断出其中的奥秘。
上面这个故事的流传应该始自苏辙为苏轼所写的墓志铭。
苏轼一生波折不平，最后在北归途中于常州逝世，他墓志铭撰写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的弟弟苏辙身上。苏辙也是一代文豪，在墓志铭里洋洋洒洒，将苏轼生平描述得详尽而精妙，突出了苏轼的成就，同时也尽可能隐匿了他的不足。
在提到苏轼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时，苏辙是这样描述的：
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
从这段文字，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苏轼当年在科举上表现优异，认为考官梅圣俞和主考官欧阳修都被他的策论《论刑赏》所折服，想评该文第一名，但欧阳修怀疑这篇文章是自己门生曾巩所作，为避嫌就将这文章判了第二名，而对于其他科举考试的细节，墓志铭里没提到。于是读者也就想当然地认为苏轼在当年科举考试中得了第二名。
但事实上，苏辙这里故意含糊其辞，隐去了其中大部分情况，给人一种苏轼当年在科举考试中大放异彩的错觉。苏辙为何这么写？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宋朝的科举制度并不是一锤定音，而是要对人才进行多方位的层层选拔，科举考试先是要通过乡试、省试，最后进入殿试，只有综合能力强的少数人才能完成所有考核入选进士。
其中省试包含“策、论、赋、贴经及墨义”四场考试，苏轼在“策”、“赋”这两场考试中的表现并不突出。宋代学者叶梦得所写《石林燕语》中说:“苏子瞻自在场屋,笔力豪骋,不能屈折于作赋。”也就是说苏轼当时不擅长作赋，在“赋”这场考试中应该是没有获得好成绩。而关于苏轼在“策”试中的成绩，根本没有史料提及，可见也是平平无奇。
在“论”试中，苏轼写了一篇《论刑赏》，其中写了一个不知出处的“尧与皋陶”典故，让考官梅圣俞犯难而去请示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看见这篇策论还不错，也不计较其中典故的出处，判了这篇文章为第二名。至于欧阳修是否因误以为该文是自己学生曾巩所作而避嫌，将本应排名第一的《论刑赏》改判了第二名，这就死无对证了。
后来苏轼又在“墨义”这场考试中拿了第一，四场考试中有两场考试都比较优异，使他顺利通过了省试，进入了殿试环节。整个科举考试下来，苏轼最终是得了个乙科进士，莫说前面还有甲科进士若干，即使在乙科进士里排起来，恐怕苏轼也轮不到第一。因此，苏轼在这次人才济济的科举考试中并没有获得状元或榜眼，只不过是三百八十名进士里不起眼的一员而已。
这一届进士里牛人太多，曾巩、吕惠卿、王韶、章惇、曾布、程颢、张载等等都在其列，20岁的苏轼，年纪轻轻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就能挤进这个行列也是实力所致。尤其是苏轼在后来的皇帝加试的“制科考试”中夺得了第三等（第一、第二等为虚设），这是北宋建国近百年来的最好成绩，于是苏轼便有了“百年第一”的头衔。
关于苏轼在他应试时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杜撰“尧与皋陶”典故一事，这确实是板上钉钉的事。因为这个“典故”除了在苏轼的这篇《论刑赏》中以外，再也找不到出处。至于后面那些关于苏轼与欧阳修讨论的为何要杜撰典故的细节，也无从考究，只能任人传说了。
而苏辙明知道苏轼在科举考试中并没有获得最优异的名次，却偏偏要闪烁其词，让读者误以为苏轼获得了第二名，并且还要让欧阳修为其背书呢？
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苏辙，他所写墓志铭这段文字后面又紧跟了十四个字：
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
虽然，苏辙对苏轼当年科举考试的结果作了补充说明，但相对前面大篇幅描写来说，这十四个字太不起眼。读者被前文的精彩故事所吸引，根本不会细品这后面毫无波澜的陈述句。于是读者们争相传颂苏轼科举考试里的风光片段，而忽略了其并不惊艳的结果，以至于演绎成了一个情节堪比小说的故事。
这就是苏辙的高明之处。首先，墓志铭这种文章，通常都是拣好听的来说，不好听的就不提，毕竟死者为大，看的人也不会去真的计较。苏轼在当年的省试四场考试中严重偏科，好的科目名列前茅，不好的科目不值一提，苏辙便将最好的写出来，那些拿不上台面的事情则隐去了。其次，当年欧阳修或许真误认为该文章是曾巩所作，但依照他革故鼎新的性格，是不会因要“避嫌”而故意给自己弟子降档的，判苏轼这篇文章得第二名应该是合情合理的，苏辙这么说不过是给苏轼没拿第一名一个台阶下，同时也凸显了他与欧阳修亲近的关系，想必欧阳修老爷子在天之灵也不会计较这个事。
苏轼、苏辙本就是一对感情深笃的好兄弟，他们的文风也互有借鉴，苏轼文章不拘泥于史典，活学活用，苏辙也有仿效。对于苏辙在苏轼墓志铭中所写的那些似有似无的故事，苏辙大可以用一句“想当然耳”淡然笑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