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波
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较多的被理解为顺其自然，不加干预；还有的误解为无所作为的消极内涵。如果说顺其自然是无为而治的主旨，那么人性的自然是什么，人有七情六欲，满足欲望是人性的自然规律；但老子多处论及欲望可以扰乱民心，要清心寡欲，淡泊明志。可见这种理解也不是全面的、准确的。关于将“无为”理解为“无所作为”更不合老子本意。无为而治，仅就字面含意而言，无为而治的一种方式，是治的一种状态，可见无为之中是有所作为，而非不为、无所作为。
具体来说，我们理解老子的“无为”思想首先要应用老子关于有无关系的转化思想。老子说，有无相生。意思是说，当说到有时，一定存在着无，当说到无的时候，一定存在着有。两者相互规定，相互生成。老子所列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可以认为是有无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
有无关系实际上是肯定和否定的关系。老子说，美的之所以是美的，是相对于不美而存在。老子还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合，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些都是相反相成的。智慧与虚伪，孝慈与家庭纠纷，国家混乱与忠臣之间都是相互作为对方的存在条件。社会对于某种德行的提倡和表彰，正是由于社会特别缺乏这种德行的缘故。
根据老子有无关系的思想，对于老子思想中的主要范畴要从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去把握，既要从正面去把握，更要从反面去理解，用其否定的含义规定其所肯定的含义。这就是老子“正言若反”的方法体现。
对于“无为”要联系“有为”“所为”来研究。无为中包含着有为、所为。如果理解了有为、所为的涵义，则无为就相对规定了。根据古代社会历史结构状况，要确定有为、所为的含义，必须联系到古代社会历史的主体，即君臣与民众，这样，就有了君臣所为与民众所为两类。
就君臣与民众来说，君臣的无为相对于民众的所为。所谓无为而治，是就治民而言，是针对子民的有为、所为而言。它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即社会基本成员群体，民众的行为纳入一种社会规范，消除了民众越轨行为的动机。所以君臣泰然处之，安详无事。这是因为君臣的有为在于治乱、治国、治民。民不生事，则臣无所事事；臣不生乱，则君无所事事。所以老子说：“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即是说，把无为当作为，把无事当做事，把无味当做味。无为而治的无为首先是指治的一种状态，即臣不生乱，民不生怨的状态。对于这一点，先秦诸子的韩非有深刻见解，他论述了无为的政治原则，其主要思想是各处其宜，使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做事各处其宜，才能上下无为。这是指万物都有它适合的位置，才能都有它施展的地方，各人都处在自己合适的位置上，君臣上下都可能不至于劳神伤力。韩非从老子无为的思想中引申出秩序的思想，并借以来论证自己的政治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无疑是一种思想的启迪。在一个运动有秩序的社会里，统治者、管理者没有什么例外事件、越轨事件需要处理的，可以说无可为。若君臣有所努力，则忙于治乱，急于平怨，就说明社会运行秩序不正常，他们要忙于维持社会运行的秩序。
所以，无为而治首先是指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秩序。有了秩序，就达到了无不治的状态，此乃第一层含义。
怎样才能达到一种秩序，老子说要“事无事”，在无事时考虑到有事，在无事时消除生事的根源，并且指出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事务脆弱时容易消解，事物细微时容易打散。要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就处理妥当，在祸乱没有产生之前就加以治理。所以，事无事，为无为。当防患于未然，能高枕于无忧。若治之于未乱，则无乱，君臣亦无为。
所以，无为而治乃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此乃第二层含义。
要创造一种良好的秩序，亦即建立一个合理制度，是君臣之所为，做到这一点就达到了无为；要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就要有先知之明。根据什么创建一种秩序，根据什么做到先知之明，最根本的在于对道的把握和理解，此乃无为之第三层含义，也是最深层的含义。
“道”是什么？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道乃天之主宰、众妙之门，却玄之又玄。若把握了“道”，可运用自如，游刃有余、济世达人。如何把握“道”呢？老子认为“道”虽难以言说，却也有端倪可见，有规律可循：“反者道之动”也！
从认识的层面上分析，“道”有自在之道和可道之道（可言说、可表达之道）。自在之道是原本意义上的、不受观察者影响的、独立自在的道；可道之道是可以言说和已被言说之道。这种区分已在此岸与彼岸之间划分一条界线。如果坚持这种界说，则有此岸之道与彼岸之道的区别。这样就进入了二元论。老子并没有这种思想。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人之主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都统一于道。所以，停留于此是不合老子本意的。
老子承认有可道之道存在，却又否认二元论的划法，那么怎么从可道之道通向自在之道呢？看来，离开了“可道”的环节，即离开人、离开人的认识再无他法，因为若离开“可道”则没有认识，亦则没有认识主体，也无人类，即无老子本人，那么就等于取消了认识问题，也就不会有关于“道”的问题。所以尽管可道之道不等于自在之道，还是要通过可道之道去逼近自在之道。
如果我们仅仅理解到“道是可道的，但可道之道是非常道”这一层次，那么道永远是无法把握的。因为可道之道属非常道。一个否定连接词的运用，使道的内涵具有模糊的、随机的、不确定的性质。然而，如果我们把思维的指向逆转，当我们能够确定“常道”的涵义，那么对一个确定命题或概念的否定，就转化到对立面的位置，从而一个不确定的涵义就有了确定的涵义。所以，这里的思路是先确定“常道”，再探讨“非常道”，进而深入于“道”。
“常”在中国文化的范畴内至少有三种解释。一曰“平常”“熟知”“平凡与常见”，总之是指身边经常发生的，且重复发生的事件，对于认知者来说司空见惯而已。相对于平常事件有平常的道理，即常理。二曰“真实”“原本”“实在”，用西方哲学的语言来说，属于个别中的一般，具体事物之内在理念。这种内在理念反映事物本质、支配事物运行，可称之为“本真之道”。三曰指恒久的存在，不变化的状态。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即可推出有“不变之道”。从此三种解释出发，相应的有三种否定的规定，以及对于道的三种理解，即引出根本之道、整体之道，可错之道，可变之道。进而可以扩展出它们对于管理思想的启迪意义。
相对于“常”的第一种意义，“非常道”是对“寻常、熟知、平常”的否定。所谓道，可以理解为非熟知的东西，并非指经常遇到的，经常观察到的东西。通过直观，可以把握的、经常发生的事件、日常的现象，是可以言说的，可以转述和表达的。但这些都不是道。道是本质，道是一般，不是个别，也不是现象。道藏于内而显于外，但表现出来的，映现在感官中的并不是道。要把握道，需要透过现象见本质，需要通过思维的加工作用，需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造功夫。不仅如此，即使是经过了思维抽象，但其所把握的也并非道之本身。相对于平常的事件，可能抽象出平常的道理，即“常理”。对于同一事件，从不同角度出发，可以有不同的认识，可以揭示出事件、事物的不同侧面的属性和性质，对于事物的同一属性或性质，参照不同的价值坐标，也可以赋予其不同的价值属性，以至导出不同的行动方案。这些在常识、常理的范围内都是正确的。正是这些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参照各自的价值坐标，推论出各自的行动方案都是有根据的，符合逻辑的，不违背常理，但是相互之间却经常是冲突的。如果管理者的思维停止在“常理”的平台上，面对各种分歧的意见会一筹莫展，左右为难，难以决策。所以，掌握了平常事件的平常道理，即常理，或“常道”，并不能作为管理者的决策依据。管理者必须超越常理，探索“非常道”。这里所谓“非常道”是指并非寻常的道理，也就是指称那些不是平常事物的事理、道理，而是主宰万物运行的根本之道。
说“道”是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之道，是从宇宙的总体运行去说的，它是朴素的宇宙整体论，是对宇宙总体运行的整体规律的朴素表达。就整体而言，它有层次之分。宇宙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管理系统都是一个整体，在其各自的层次上都有其整体性规律。但就整体性规律而言，它仍然是当代的科学问题。中医对人体是整体把握的。中医虽有阴阳五行学说为方法论基础，但现代意义上的中医理论还未完成，从西医的角度看，尽管可以把人体脏器的每一部分都可以解剖的十分清楚，但诚如黑格尔所说，砍下来的胳膊只具有“尸体”的意义，再也不能被当做胳膊对待。因为其整体性的联系已被割断。现代系统论已经说明，整体由部分组成，整体性规律不同于其构成要素的规律。其中的关键是，在整体中，除了要素自身的规律之外，还有规律之间相互联系的规律，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这种元素自身的规律，元素规律之间联系的规律总和就构成事物运行的整体性方式和特点。道可以理解为事物整体性规律，宇宙的整体性规律，宇宙的根本之道，就是整体之道。把握了整体运行的规律就是把握了道。
相对于“常”的第二种意义，也就是相对于“真实”“原本”“实在”来说，“非常道”就是指称那些对事物、事件、对世界之说明的理论中有“假定”“假象”“虚夸”的成分或因素。换句话说，可言说或被言说了的“道”已经渗入了言说者的主观意图，先入为主的理论以及情感因素。即关于“道”的说明中渗入了“非道”的因素，主要表现为主体的因素。这说明“道”的客观性已受到扭曲，已经是“非常道”了，如果说，“常道”是指“真”“本”“实”，那么“非常道”中定有“虚”“假”“曲”之因素。就可道之道即已被表达之道来说，一定不是“真、本、实”之道。它是可错之道。笔者认为，所谓“真、本、实”之常道，就是整体之道，平常实践中的认识都是对整体之某环节、某方法的认识，所以是部分之道，当然不是“真、本、实”之常道。就整体之道而言，它就是根本之道，真实之道。也就是说，只有整体之道是原本的、真实的、实在的，而部分之道乃非常道。实际上也是如此，整体决定部分，只要整体的结构存在，只要整体规律在起作用，那么不管元素、部分如何更换，整体依然是整体，亦即虽然部分在变，整体却相对不变，西方思想强调分析性，强调部分构成整体，中国文化强调综合与和谐，强调整体规范部分，不论重点所在有多大分歧，但都承认整体优于部分，整体规律支配部分规律。所以从认识的角度看将整体之道赋予“常道”之内涵是可以成立的，并不违背老子关于“道”的模糊规定。
把握事物系统整体运行的方式，可以认为是对“道”的一种理解，只要把握了事物的整体之道就可以做到无为而治。古代先贤对此有充分的议论。先贤们认为为君之道的根本是识大体，弃细务，即把握整体规律。老子也曾以他自己的说话方式论证了这个要点，他说：“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就此论点，荀子也曾发议论：“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所以，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无形者，物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鼓不予五音，而为五音之王，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理事之王，君守其道，官执其事。这是说知人、用人的君道。汉高祖是君道高手。他总结自己君道经验时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安邦定国，安抚百姓，供应军需，保证粮道通畅，我不如萧何；统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精英，但是我会使用他们，这就是我夺取天下的资本，汉刘邦如是说。所以掌握了君道真谛之人，不去做文武百官各自负责的具体事情，才可以有效地君临天下。这些古代帝王的管理经典，今天从哲学思想和管理思想的角度加以扬弃，对今人确有很深的启迪。尤其对理解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无疑是作了很好的一个注解。将老子的思想与古今贤哲的议论联系起来思考，可以认为，但凡一个组织的主要领导，一定要定位于系统整体的层面上，注意环境的变化，注重组织内部关系的调整和人事的安排。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那些靠观察不能直接把握，而需要思维才能理解的内部关系的协调状态，这是其始终注意的焦点。作为主要管理者，要始终抓住系统运行，始终关注、研究这一整体性规律，就是说要高屋建瓴，关注中介联系，总揽系统全局。
相对于“常”的第三种含义，即相对于“恒久”“不变”来说，所谓“非常道”是指“道”不是永久不变的，而是变化、发展的。所谓恒久的不变的“常道”是不存在的。中国古代有《易经》，易乃变化，易经乃变化之原理。“变”是世界万物的一种原则。有人说，世界万物万事都在变化，唯有主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不变的。这也并不全对。如果“变”是一种原则，那么，就不仅事物本身在变，主宰事物变化的规律也在变，一切都在变。如果支配事物变化的规律不变，事物却在变，那么这种变只是在一个固定的模式中的变，这种变还是有限度的变，有限度的变就是不变，这就是固定化、凝固化、僵化了。按照老子的意蕴，主宰天地万物的“道”乃“非常道”，不是恒久不变的“道”，“道”本身也是变化的，这样我们的思想便从事物的变化进展到了“道”的变化，支配宇宙总体运行规律的变化，系统整体运行规律的变化。说事物是变化的，人们常常容易接受；但说支配事物变化的规律也是变化的就不容易接受。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它所强调的“非常道”，其中就有道本身变化的含义。把握了这点，我们还能把什么能理解为固定不变的呢？如果事物、规律都处于变化之中，那么我们的管理原则、管理方式还能固定一种模式吗？显然不能，认识到管理活动是一种不断变化更新、发展的活动，管理科学是一种不断发展的科学，管理也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古代的管理原则不能用于现代，中国的不适用于外国，同样完全照搬外国的管理模式，而不顾本国的实际情况，也是行不通的，至多是一种不结果实的花朵。“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管理理论也是如此，因为系统性质不同，故管理原则亦不同，所以，没有适用于一切情况的管理，也没用适用于所有系统的管理理论与方法。
相应的，按照变的原则，适应变的趋势，就能做到无为而治；相反，如果以“不变”去限制变，以固定的模式去约束发展的现实，看起来有很多丰功伟绩，其实是在帮倒忙，势必出现越忙越乱，越乱越忙，其结果事功倍半矣！结论：做了反而不如不做！
这里，我们强调“适应”变的趋势，它与顺其自然有严格的区别。顺其自然，即顺从变的趋势，这是“顺应”。顺应者也，先顺后应，变化在先，反应在后，跟着变化，尾随变化，这是绝对的客观主义，缺少了人的主动性。所谓“适应”者也，它有预见变化，引导变化之功，是走在变化的前面，不是跟在变化的后边。只有预见变化，在变化行将到来之际已调整好姿态去迎接变化，才能引导变化。所以领导者判断形势，引导形势，在变化面前才能应对自如，处变不惊。只有做好了迎接变化的准备，才会感觉到没有显著的例外之变，才能实现无为而治。就此而言，再次说明，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为在“变”前，不是“变”到才为。若“变”到才为，似乎大显神通，实则手忙脚乱。若为在“变”前，则秩序井然，似乎无“变”，似乎无为。
（本文作者：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