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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刚祥云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导读】在中国文化史上，五代是介于由唐入宋的过渡时期，是连接两座文化高峰的“垭口”，亦是观测中国文化重心渐次南移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中原地带因延续唐末藩镇割据、武夫专权，变国若传舍，战争不断，文化总体处于凋零状态。然而，在中原文化凋零之际，南唐、吴越、川蜀、南闽等地因战争相对较少，社会稳定，统治者重视经济与文化建设，通过兴建学校、藏书、修史、刻经、文教、科举、书艺创作等方式培养“多秀士”，护持文脉，使得流淌在乱世夹缝之中微弱的“文化绵流”和“尚文余绪”以及个别审美新风尚得以发展，不绝如缕，汇入宋代，为宋初百年文化建设做了铺垫。以此来反观宋人评断五代“斯文尽丧”，可能另有隐情。
【关键词】五代 美学 斯文尽丧 刻经修史
究竟如何理解五代文化、五代美学及其历史地位，一直是学术界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囊括怎么样看待五代历史文化本身，也间接涉及如何理解“唐宋转型”，如何反思中国文化重心在唐宋之际的渐次南移，以及在现代学术语境下如何修补中国美学史书写在唐宋之间的“断裂”或言“跳跃”。2024年1月，台湾学者黄庭硕所撰的《南国多秀士：唐宋之际的东南士人与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简体本）出版，此书立足唐末五代南国文人阶层的举业、仕宦以及统治者的政治文艺活动，利用统计学的方法，以地域性的杨吴和南唐文人为个案，剖析了上述个别议题。[1]与此同时，这一探究也额外提示了亟待进一步思考的三个问题：其一，五代的文化面相究竟何如？是否真如宋史家所言的“斯文尽丧”？或言“斯文尽丧”说可能存在的依据和动机是什么？其二，如果说“斯文未尽丧”，那么它又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乱世之中微弱传承？黄氏书中所言的“南国多秀士”又具体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其三，一般而言，历史的连续性往往大于历史的裂变，那么宋初百年的文化建设是否有五代作为基底？学者通常跨越五代而直接言“宋承唐制”是否合理？
01
“斯文尽丧”说的
评断与立场
907年，唐王朝的气运终于葬送在了藩镇称雄，历史进入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即“五代十国”。一般而言，所谓“五代”，是指907年朱温篡唐称帝，建立后梁，至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在中原地带，相继出现了由朱温建立的后梁（907—923）、沙陀将领李存勖建立的后唐（923—936）、石敬瑭建立的后晋（936—947）、刘知远建立的后汉（947—950）以及郭威建立的后周（951—960），通称“五代”。它们与此时割据在川蜀、荆楚、江淮、浙东、福建、岭南、太原等地的10个小政权并行发展，囊括杨吴（902—937，创建者杨行密）、前蜀（907—925，王建）、后蜀（934—965，孟知祥）、吴越（907—978，钱镠）、闽（909—945，王审知）、南汉（917—971，刘隐）、荆南（924—963，高季昌）、楚（927—963，马殷）、南唐（937—975，李昪）、北汉（951—979，刘崇），合称“五代十国”。
学界对于这段历史的态度值得玩味。唐史研究者往往把“隋唐—五代”作为一个连续的历史分期，而宋史研究者则又认为“五代—宋”更符合历史发展趋势。“五代十国”到底怎么切分，属于唐或属于宋，抑或独立于唐宋，似乎是个“三难”的抉择。不同学者因对这个时代有不同的历史定位，争议颇多，也留给后人无限遐想的空间。如若将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建立后梁算起，到960年后周被宋灭亡，共53年。但也有学者尝试从中和三年（883）黄巢退出长安，朱温做宣武节度使算起，因为此时藩镇节度使纷纷拥兵自重，唐王朝失去对它们的实际统治，四分五裂，一直到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灭掉十国中最后一个北汉政权重新统一为限，共有97年。确实这一时期，就如《旧唐书·僖宗本纪》所载：“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方立据邢、洺，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朱瑄据郓、齐、曹、濮，王敬武据淄、青，高骈据淮南八州，秦彦据宣、歙，刘汉宏据浙东，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献奉而已。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数十州。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2]此时前后，意味着一个广义的“五代”已然开始，后来所谓的“五代”也只不过是唐末藩镇割据政权的余绪，仅是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代言人而已，况且这一时期所面临的很多社会问题是相似的。当然，更有学者以唐懿宗即位（咸通元年，860）之后的社会乱离，作为唐王朝灭亡的起点。倘若这样粗略向后推算，广义的“五代”，实质包括了唐末以及十国中最后一个北汉政权被宋所灭之前的历史，近乎百年。[3]
对于这段扑朔迷离的“近百年”历史，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理解这一时期不可阙如的两个“正史”文献。具体看，这两部史书各有优点。《旧五代史》保存原始实录史料较多，而《新五代史》有所删减，但条理明晰，且在很长的时间内“欧史”主导了人们对五代的基本认识。何以至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与欧阳修个人的史学功底以及他在北宋文坛与政坛的巨大影响力有关。翻检《新五代史》，欧阳修对这段历史文化似乎更多地持一种贬损的态度，也形成人们对五代历史文化的最直观的印象。如《新五代史》卷一六《唐废帝家人传》中，他已开始痛批：“五代之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谓乱世者欤！”[4]114随后的《晋家人传》更是定性：“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4]123“呜呼，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司天考第一》）
那么，这种判断是否完全切合五代史实，或者说另有隐情？笔者未敢遽论，毕竟这一时期也确实凌乱。但有学者如张明华博士，曾结合欧阳修的生平著作与思想，以及透过系统研究《新五代史》内容后，指出这里面可能存在“褒贬善恶”“尊王一统”“标举名节”的内在情结。如其讲：“欧阳修一改《旧五代史》的做法，对人物列传采取了类传的处理方法，名目有家人传、一臣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官传、宦官传、杂传（等）10种之多，这10种类传无论从排列顺序到记载内容无不体现了欧阳修‘尊王、大一统’和‘善善恶恶’的褒贬用意，突出其心目中的五代时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一行传序》）的历史特征，以实现其整饬道德、标举名节的政治目的。”[5]倘若这种判断是合理的，那么出于这样一个目的，对史料的择取和应运可能存在某些问题，也就在所难免。事实也证明，《新五代史》刊刻不久，社会上出现了一部专门对其进行批评的学术专著——吴缜的《五代史纂误》。宋人吴氏敢于不畏欧阳修当时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名气，继《新唐书纠谬》之后，又用本校的方法列举出《新五代史》史实记载方面约200条错误，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新五代史》记事的准确性不及《旧五代史》。倘若我们再用心深入对比下去会发现，从《新五代史》的内容和整个篇幅来看，实质上尤重北方“五代”，而相对简化了对“南唐”“吴越”“西蜀”等“小朝廷”的详细记载，明显带有“中原文化中心论”的正统观立场。可以说，如何重塑“正统”，如何区分“华夷之辨”，这也是宋代知识分子普遍的一个隐情。“欧史”这一时代性倾向，也给我们重新将南方“小朝廷”纳入观测范围，重视南方士人的心态与动态，进一步回应上述问题，提供了可能。
02
“南国多秀士”与
五代“斯文绵脉”
正如上文所述，五代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战乱频繁于中原地带的上演，王朝更迭如走马观花般，毁坏极为严重。与此相较，川蜀和南方区域显得相对安定。统治者因重视延揽人才，鼓励生产，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文化建设均得到了一定发展，从而促成了五代之际经济与文化重心的再次普遍南移。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文化建设方面，通过兴办学校、藏书、修史、刻经、文教、科举、书画创作等方式培养诸多“秀士”，护持文脉，使得流淌在乱世夹缝之中微弱的“文化绵流”和“尚文余绪”得以传承。为了讨论的集中，下文着重以南唐为例，立足相关史料，做一简要分析：
首先，从南唐文士的多寡及其时代性影响来看。宋史家马令《南唐书》卷十三《儒者传·序》讲：“五代之乱也，礼乐崩坏，文献俱亡，而儒衣书服，盛于南唐，岂斯文之未丧，而天将有所寓欤！不然，则圣王之大典，扫地尽矣。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见于载籍，灿然可观。如韩熙载之不羁，江文蔚之高才，徐锴之典赡，高越之华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价一时，而徐铉、汤悦、张洎之徒，又足以争名于天下。其余落落，不可胜数，故曰江左三十年间，文物有元和之风。”[6]5347这里虽然仅举出江文蔚、韩熙载、徐铉、徐锴、潘佑、高越、汤悦、张洎等人，但事实上南唐还有诸多儒雅之人，包括李建勋、常梦锡、刁彦能以及南唐二主李璟、李煜与其他宗室成员，皆能习文尊礼，吟诗作画，风骚当代。
其次，再具体从兴办学校、传承“文脉”的角度来说。在中国古代，传承“礼乐精神”与“斯文统序”的方式很多，而“书院”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方式。据相关史料所述，书院大致兴起于唐代（玄宗时的丽正书院），发展于五代至宋，此后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方式，是儒学思想在民间播散和施行教化的重要新途径之一。而其中，书院于乱世之中，保存文献，传续“斯文”，显得尤为珍贵。为此，马令《南唐书》直言：“学校（书院）者，国家之规范，人伦之大本也。唐末大乱，干戈相寻……其来久矣！南唐跨有江淮，鸠集典坟，特置学馆，滨秦淮开国子监，复有庐山国学，其徒弟各不下数百，所统州县往往有学。方是时，废君如吴越，弑主如南汉，叛亲如闽楚，乱臣贼子，无国无之。唯南唐兄弟辑睦，君臣奠位，监于他国，最为无事，此好儒之效也。”[6]5406-5407昇元四年（940）十二月，南唐于白鹿洞建学馆，国家财政给予支持，号“庐山国学”，所统州县境内传承不息，往往有学。“庐山国学”是南唐儒学教育文化中心，后来发展为“白鹿洞书院”，在宋代成为全国著名四大书院之一，担负着以文教匡扶天下之重任。
再次，就文学与书画艺术创作的实际发展成就来看，也是五代的一个“标志”。综合观览，五代的诗文虽然整体疲弱，但南唐词和西蜀词开了北宋词文学发展的先河，而绘画艺术发展至五代更是空前兴盛。此时，人物、山水、花鸟开始交相争鸣，出现了诸多大画家与画论家，形成了以中原、西蜀、南唐为中心的三大绘画圈层。其中，较为著名的人物画家有周文矩、顾闳中、王齐翰等；花鸟画家有西蜀的黄筌父子以及南唐的徐熙，成就了“徐黄异体”（也即“黄家富贵”与“徐熙野逸”）的美誉；山水画方面，北方的荆浩、关仝、李成始创大山大水式的“北方山水”，与江南的董源、巨然开拓出的“烟雨轻岚”式的“南方山水”，影响当代，驰名后世。更有贯休的罗汉像、郭忠恕的界画、石恪的水墨人物，也擅名一时。更为关键的是，这一时期诸多书画家历经五代而入宋，开宋代书画传移摹写之典范，其中“黄家画风”曾长时间主导北宋院画风格。如果说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文”意义广泛，那么书画艺术理应也是“斯文”与“雅文化”的一脉。
最后，再从科举制度的推行与掀起的社会性藏书风潮来讲。除文人艺术的创作、书院斯文的传续之外，“科举”与“藏书”也是乱世之中保存“文化火种”的重要途径。先就科举而言，据史所载，南唐二祖时期，曾大力推行科举，确立“文人治国”方略，培养儒士，推崇儒风。由于南唐举国上下有“好儒”之风，撰藏图书也于此为盛。皇室与私人皆以藏书为时尚，著名者如李唐王室的“礼贤院”“建业文房”“澄心堂”（三者或许有重叠，关系难断）等。在当时，南唐的藏书与写本非常有名，有学者称其奠定了宋朝三馆藏书的基础。据《江南别录》记述，南唐王室为求古迹，宫中暗藏图画经籍万余卷，“钟、王墨迹尤多”[7]。《五代史记补考》卷二二也记载：“自诸国分据，皆聚典籍，唯吴、蜀为多，而江左颇为精真，亦多修述。”[8]其中，南唐地域的鲁崇范，喜以九经、子、史藏于家（马令《南唐书·鲁崇范传》），因烈祖建学校而无私献出。朱遵度、郑元素、陈褒、陈贶皆是当时的藏书名家。北宋建国之初，三馆藏书仅有万余卷，待太祖平定后蜀与南唐，得蜀书约1.3万卷，而江南图书近2万卷。为此，有一天，宋太祖饶有兴味地直接对臣下说：“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
严格来说，一国之中，但凡上层统治者有所嗜好，必然会引起上行下效，跟风仿效，其影响的范围和广度是具有纵深性和漫溢性的。地域性的许多文化活动，不仅能潜移默化地塑造一代人，更有可能影响一个地区的数代人，形成一股强劲的民风。以南唐统治下的江西之地为例，它在南唐重儒学风的浸润下，日积月累，入宋后爆发式地涌现了诸多名儒大家，诸如徐铉、晏殊、欧阳修、曾巩、王安石等，影响深远。他们的成就，很难说不受地域文化熏陶。于此，这也似乎额外提示了我们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即研究唐宋之际的文化史，尤其不能忽视地方性“崇儒”和“尚文”风气。特别在战乱的五代，更为稀缺。地方性的“文人集团”和诸多“书院”的创设以及大量“藏书”，使中国古代礼乐诗文艺术得以传承，儒家的“斯文”与“风雅”教化精神也顺之获得延续，并向下播散民间。当然，其间，不仅有南唐，还有吴越、西蜀、南闽等地，也是这一时期中微弱的“风雅”地带。
03
宋初百年的
文脉传承与基底
最后一个问题，即宋初百年文化建设的基底是什么？众所周知，五代过后，进入宋代。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从柴氏孤儿寡母手中夺得政权，建立北宋王朝。由于江山不是自己亲手打下来的，宋初统治者总觉得不安，于是采取了一些较为开明和勤勉的政策。据史载，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宋朝统治者都有对五代相关政策的吸收，这种文化反思经历了太祖、太宗、真宗乃至仁宗时期。其中，政治上，太祖（960—975年在位）建立北宋之后，一方面继续后周世宗未能完成的统一大业，如先平定荆南、湖南（963），后歼灭后蜀（965），再攻取南汉（971），最后威逼南唐（975）；另一方面，也吸取五代覆亡的经验教训，削权改制，提倡“文人政治”。文化建设方面，由于没有太多基础，故先以吸收五代的文化成果和大量优秀的地域性人才为主。除却上文已提到的五代士人与文化政策对北宋的具体影响之外，再来举一例：
宋人朱弁《曲洧旧闻》卷一“晁以道言本朝文物之盛从江南来”条曰：
晁以道尝为余言：本朝文物之盛，自国初至昭陵时，并从江南来。二徐（徐铉、徐锴）兄弟以儒学显，二杨叔侄（杨徽之、杨亿）以词章进，刁衎（衍）、杜镐以明习典故用，而晏丞相（晏殊）、欧阳少师（欧阳修）巍乎为一世龙门。纪纲法度，号令文章，灿然具备，有三代风度。庆历间，人才彬彬，号称众多，不减武、宣者，盖诸公实有力焉。然皆出于大江之南，信知山川之气，蜿蜒磅礴，真能为国产英俊也。[9]
这里面虽然有个别名人不在五代，但他们皆是长期受江南地域性文化熏陶孕育的结果。足见江南文人、文物对北宋的影响。此外，以上这些“俊士”，连同由五代入宋的其他文人，共同参与了宋初百年的文化建设，包括4部大型“类书”的编撰，即《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倘若没有五代的刻经、修史、数万卷的藏书以及五代入宋文人的笔墨加持，这是很难想象的。
宋人常说江南“文雅最盛”。其中，无不得益于南唐、吴越、南闽统治时期的文化积淀之功。人才的会聚，科举制度的推行，已然成为五代时期最有可能延续和保存唐文化“余脉”与“火种”之地。孔夫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论语·子罕》）同理可推，天若未丧斯文，必有余脉，后习者唯有戳破时间之皮，方见一股文化绵流，虽不是那般清爽可人，但流淌在夹缝之中，不绝如缕，五代的江南及其文人亦是如此。他们通过地域性的刊刻经籍（蜀地毋昭裔刻“九经”于成都学宫），兴建书院，收藏典籍，修史重道，播散儒学，提倡“文人治国”，皆为宋初百年文化的复兴创造了重要条件。换言之，五代斯文的传续和儒学精神的复现重在南唐、吴越和西蜀，而不在北方的五代，北方的5个朝代只是维持着一个名义上的“正统”和礼乐制度的草创功能，于战乱频仍之际转接宋代。正所谓“正统”在北，兵戈不息，南方之地，群英荟萃，则有故国之风焉。[10]
于此，故可理解，为何由汉学家崔瑞德、史乐民等人编著的《剑桥中国宋代史（907—1279年）》（上卷）（中译本，2020）一再呼吁：“混乱与政局动荡的景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着我们对由唐朝到宋朝这一过渡时期的认知，如今，这种认识必须由这样一种观点所代替，就是北部的五代和南部的九国是一个拥有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时代，并为宋朝建立统一政权奠定了基础。”[11]傅璇琮教授给张兴武所著的《补五代史艺文志辑考》所写的序言中，也格外强调五代的关键性作用。近年来杜文玉教授又倾注大量心血编著整理了六卷本《五代十国史料辑存》和四卷本《全五代十国文》（2023）出版。如今黄庭硕博士的《南国多秀士：唐宋之际的东南士人与中国文化重心南移》（2024）再一次从东南人才的积聚和文化重心的南移维度，对上述问题做了有效回应。这一切努力和指向，都在启发我们对这一时期诸多问题有必要进行重新思考了。可以说，五代既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也有可能是萌发新希望、锻造新思想，为宋代铺垫的时代，时人略过五代而直言“宋承唐制”也许存在片面性。
注释：
[1]黄庭硕.南国多秀士：唐宋之际的东南士人与中国文化重心南移[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4:95-253.
[2]刘昫等.旧唐书（简体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0:487.
[3]叶平.唐末五代十国儒学研究：以儒学范式的转变为中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25.
[4]欧阳修.新五代史（简体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张明华.《新五代史》研究[D].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49.
[6]马令.南唐书(卷一三)[A].五代史书汇编（九）[C].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7]陈彭年.江南别录[A].五代史书汇编（九）[C].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5140.
[8]徐炯.五代史记补考(卷二二)[A].五代史书汇编（二）[C].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1214.
[9]朱弁.曲洧旧闻[M].北京:中华书局,2002:97.
[10]于慎行.读史漫录(卷一〇)[M].济南:齐鲁书社，1996:371.
[11][英]崔瑞德等.剑桥中国宋代史（907—1279年）（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五代书画美学考论”（22YJC760018）；安徽省质量工程项目“基于表现性评价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研究”（2023jyxm0158）。]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4年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