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患者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合并大叶性肺炎，高热达40℃以上不退，白细胞降至0.6×10^9/L，经用各种抗生素和清肺解热中药无效。患者高热而多汗、肢冷背寒，面、唇舌淡白，精神萎靡，声低气细，恶心厌食，咳嗽、胸痛、吐血痰、脉虚数甚。
投以补中益气汤加减方黄芪、党参各50g，白参、白术各15g，西洋参、升麻、柴胡、陈皮、炙甘草各10g。二剂服后体温降至38.7℃。复诊守上方，柴胡加重至15g，更加青蒿15g，继服8剂体温降至正常，其他症状大为好转，惟仍咳嗽、胸痛、吐血痰。三诊守上方加入桔梗、枳壳、橘络、丝瓜络、紫菀、款冬花等药，更进二十余剂，复查胸片示肺炎全部吸收，血象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缓解。
本例身大热体温高达40℃以上而多汗，肢冷背寒面唇舌淡白，精神萎靡，声低气细，现象热而本质寒，病情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气虚，虽然兼有肺热灼伤阳络之症，但治病必求其本，故投以补中益气汤方解决主要矛盾，气虚发热证解除了，肺热灼伤阳络之症也就迎刃而解。（万友生）
甘温除热法是李东垣所创立的一种甘温益气、生阳散火的治疗大法，早在《素问·至真要大论》就有“劳者温之”“损者温之”之说
金代李杲《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说：“气高而喘，身热而烦，其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其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唯当以辛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矣。《经》曰：劳者温之，损者温之。盖温能除大热，大忌苦寒之药，损其脾胃。”李杲对于身热而烦、气高而喘、口渴、头痛、脉洪大的“内伤热中证”，认为要用补中益气、升阳举陷、甘温除热的方法治疗，从而提出了“甘温除热法”，创制了补中益气汤。
从《补中益气汤》中理解“热”的形成：
一、是脾气亏虚，正气不足，复感外邪，引起发热。
此乃脾虚为本，发热为标。治病必求于本，李杲用补中益气汤扶正以祛邪，是为“求本”之治。故明代赵献可《医贯·补中益气汤》说：“世人一见发热，便以外感风寒暑湿之邪，非发散，邪从何处解？又不能的见风寒暑湿对证施治，乃通用解表之剂，如九味羌活汤、败毒散、十神汤之类，甚则凉膈、白虎，杂然并进，因而致毙者多矣。东垣深痛其害，创立此方（补中益气汤），以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内伤者多，外感者间有之，纵有外邪，亦是乘虚而入，但补其中、益其气而邪自退。”如若外邪较盛者，也可表里同治，治以益气解表法，可用败毒散治疗。
二、是脾虚不运，湿浊内停，郁而化热，而见发热。
李杲《脾胃论·用药宜禁论》说：“湿能助火，火旺，郁而不通，主大热。”劳倦伤脾，脾气亏虚，运化失司，升降失职，清气不升，浊阴不降，水湿内停，郁而化热，变生发热。此亦脾虚为本，发热为标。治病必求于本，李杲用补中益气汤益气以祛湿，是为“求本”之治。如若湿邪较盛者，也可扶正祛邪兼顾，治以益气祛湿法，可用香砂六君子汤治疗。
三、是脾气亏虚，中阳不足，虚阳外越，而见发热。
近代名医蒲辅周认为气虚发热是虚阳外越所致，“烦劳则张’，实为阳虚，这个阳是指中焦脾胃之阳，亦谓之中气、中阳。虚者不内敛而外越，以致低烧”（《蒲辅周医疗经验集》）。阳气不足，阴不恋阳，虚阳浮越，而见发热。此亦脾虚为本，发热为标。治病必求于本，李杲用补中益气汤益气以温阳，是为“求本”之治。
何为气虚发热？
气虚发热当属中医学“内伤发热”范畴，《医学心悟·火字解》言“贼可驱而不可留，子可养而不可害”，说明了外感发热与内伤发热的区别。气虚发热由李东垣提出，其创立阴火论阐释气虚发热的本质。李东垣认为，人体中有阳火，亦有阴火与其对应，阴火与元气相互对立制约，在正常生理情况下，元气充足，环行于体内，阴火降敛，两相为安。若元气不足，阴火则亢盛为害，正所谓“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 。李东垣所谓“阴火”是指因饮食劳倦、情志失调等损伤元气所产生的内伤之火，而元气的充足则有赖于脾胃的充养。脾胃为后天之本，元气滋生之源，正如其在《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中所言，“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由此可见，脾胃内伤是阴火产生的关键，“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脾胃位于中焦，是气机升降的枢纽，脾胃气虚，则清气不升，浊阴不降，气机阻滞于中焦，阳气郁而不得泄，继而出现火热病证，即通常所谓的内伤热中证。因此，气虚发热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脾胃气虚造成元气不足，无以制约阴火，阴火亢盛为害；另一方面是脾胃气机升降失调，气机郁滞而生内热。
甘温除热思想立足脾胃，广泛应用于内伤诸证，是李东垣学术思想的体现。李东垣据病机之不同，对甘温之品施以相应配伍，灵活变化。其具体应用概述于下。
配伍诸风药，升清助阳，散火除湿
脾胃虚弱，清阳不升，春夏之令不行，日久正气愈伤。《脾胃论·三焦元气衰惫》云：“三焦元真衰惫，皆由脾胃先虚，而气不上行所致也。”元气虚则阴火起。若专于温补，必壅而不行，内热更盛。李东垣云：“只升阳之剂以助阳，犹胜加人参。”东垣治中焦阳气虚弱证，多以甘温之品配伍风药，取效甚捷。
《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云：“脾胃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脾胃虚弱，元气不足，气陷于下则阴火暴盛。证见“气高而喘，身热而烦”，“脉洪大而头痛”诸症，李东垣治以补中益气汤。人参、黄芪、白术诸品甘温益气，扶元养正以治其本，当归养血和阴，更用升麻、柴胡两风药升举阳气，调畅气机。“升麻引胃气上腾而复本位，柴胡引清气行少阳之气上升。”李东垣云“春气升则万化安”，二药行气消滞，与甘温之品相伍，补气升阳之力犹胜。
脾胃为气机升降之枢，脾胃一伤，气机壅而化热。风药可升达气机，有“火郁发之”之功。《脾胃论·脾胃胜衰论》云：“诸风药皆是风能胜湿也，及诸甘温药亦可。”李东垣将甘温之品与风药相伍，取其散火除湿之效。脾胃虚弱，土不治水，湿由内生。值六七月之间，湿令大行，内外合邪，湿热之象尤著。湿阻中焦，清阳不升，肺失濡润，则热壅于上；浊阴下注，则湿蕴于下。《脾胃论·湿热成痿肺金受邪论》中以强胃汤治湿热郁蒸证。本方人参、黄芪、甘草益气补中，合以半夏、陈皮，则脾胃健而湿邪可除；又以升麻、柴胡行气除湿，散火消滞，诸药合用，郁火湿浊可除。
配伍养血药，阳生而阴长
《脾胃论·长夏湿热胃困尤甚用清暑益气汤论》云：“脾胃既虚，不能升浮，为阴火伤其生发之气，荣血大亏，荣气伏于地中。阴火炽盛，日渐煎熬，血气亏少。”李东垣谓之“阴血伏火”。《灵枢·官能》云：“从下上者，引而去之。”李东垣据此，提出“当辛温、甘温之剂生阳，阳生则阴长”的治法。
阴血伏火，火热日渐煎熬则血亏。症见肌热、烦渴诸症。李东垣取黄芪一两、当归二钱，制当归补血汤治之。《成方切用·理血门》云：“血盛则身凉，血虚则身热。”黄芪五倍于当归而云当归补血汤，“盖有形之血生于无形之气，又有当归为引，则从之而生血矣”，深合李东垣之意。本方用黄芪益元气而消阴火，阳生则阴长，以助当归养血益阴，二药相伍，泻阴火养血之力盛。
配伍甘寒药，益气阴而除虚热
元气亏虚，阴火内盛，可耗气伤津，而致气阴两虚证。气虚者，当以甘温益气之品补之，阴虚者，须用甘寒之品养阴泄热。两者相伍而用，益气阴而泻火，此为李东垣又一常用配伍。
《内外伤辨惑论·暑伤胃气论》云：“脾胃虚弱，气促气弱，精神短少，衄血吐血。”中焦化源不足，肺失濡润，加之阴火上冲，故生吐血、衄血症。李东垣治以门冬清肺饮。本方以人参、黄芪补元气泻阴火，白芍、五味子、紫苑敛肺气而养阴，再合生甘草、麦冬甘寒之药清热泻火，则吐衄可止。
配伍苦寒药，益气阴而除虚热
脾胃一虚，变证百出，因虚致实之证亦为常见。李东垣以苦寒药泻火热，“从权治之”，合甘温之品，逐邪而不伤正。
《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云：“夫饮食失节，寒温不适，脾胃乃伤。此因喜、怒、忧、恐，损伤元气，资助心火。”《脾胃论·安心神调治脾胃论》亦云：“凡怒、忿、悲、思、恐惧皆损正气。夫阴火之炽盛，由心生凝滞，七情不安故也。”情致不遂，“心生凝滞”则郁热化火。壮火食气，故曰“损伤元气，资助心火”。
然心火之盛，因脾胃先衰，治之法，李东垣云：“惟在调和脾胃，使心无凝滞。”《内外伤辨惑论·饮食劳倦论》所论病机治法，与本证甚合。李东垣先以补中益气汤扶元养正，以消阴火之源，后以朱砂安神丸治其“气浮心乱”，以泻心火，方中“以黄连之苦寒去心烦、除湿热为君”。补中益气汤与泻火安神之朱砂安神丸合用，用于虚人心火亢盛证，则无伤正之虞。
此外，李东垣尚将甘温之品与清透虚热药相伍，以散脏腑虚热，如参术调中汤；与化痰熄风药相伍，以清头目而定眩，如半夏白术天麻汤等。
总之，李东垣依据《内经》理论，结合其脾胃学说，创立甘温除热之法，广泛应用于临床，丰富了热病的治则治法，给后世以巨大启迪。
李东垣何治？
对此，李东垣提出“以辛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确立了温补脾胃、升阳散火的甘温除热法及代表方剂补中益气汤。李东垣提出甘温可以除大热，在《脾胃论·脾胃胜衰论》中说“今饮食损胃，劳倦伤脾，脾胃虚则火邪乘之而生大热”，又在《内外伤辨惑论·饮食劳倦论》中云：“内伤不足之病，惟当以甘温之剂，补其中，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自愈。”李东垣创制补中益气汤，方中用黄芪、人参、白术、炙甘草等补脾胃元气，升麻、柴胡助脾胃之气升发，脾胃气足，清升浊降，则虚热自除。
张仲景何治？
仲景治疗“虚劳里急”之小建中汤也是甘温除热的代表，其主治有“ 手足烦热，咽干口燥”之热象。
张景岳认为，“补中益气汤虽曰为助阳也，非发汗也，然实有不散而散之意”，提出甘温除热不仅可泛治劳倦内伤发热之证，对气虚兼外感之发热证也适宜。由此可见，“甘温除热”法对于临床治疗发热提供了另一种分析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