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号下午2点，台北高等法院要进行一场很受关注的黄子佼性影像案二审。这场跟两岸三地舆论都有关的司法审判，因为检方对一审8个月刑期强烈抗议，大家都把它看成是决定当事人会不会进监狱的“最后一战”。
司法系统内部人士说，本案的核心争议主要在两个关键证据上：通过技术鉴定确定的2259部未成年人性影像，还有被告人“创意私房”高级会员的支付凭证。
要注意的是，这个平台就是去年让社会震惊的李宗瑞偷拍案涉及的那个平台，它的会员体系被证明有明确的针对未成年人内容的分级制度。
法律专家陈志明教授说：“咱国家对未成年人色情制品的量刑标准在逐渐变严，去年修订的《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制条例》把持有行为的最低刑期提高到了1年。检方这次提出抗诉，估计是想树立个典型案例。”数据表明，2023年台湾地区跟未成年人有关的定罪案件里，平均刑期从2020年的62个月上升到了11.8个月。
很值得思考，在庭审快开始之前，网络舆论有了很明显的不同情况。
有些网民因为“没有直接去做伤害的事”这个理由，就想要让罪犯受到比较轻的处罚。
妇女救援基金会公布的那个调查说：有92%的性剥削幸存者都觉得，那些只是观看的人跟真正施暴的人罪过是一样大的。
这种对事情看法的不一样呀，正好能反映出在数字经济这个时候，性犯罪的样子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个案子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被告是个公众人物。文化评论员李宛儒说：“名人犯了罪，常常会有示范作用，法官在量刑的时候得把个案的正义和社会的警示价值给平衡好。要是最后判刑超过1年，并且不能用罚金来代替刑罚（也就是不能拿罚款当判刑），那也许就会开创跟这类案子一样的判决先例呢。”
需要留意的细节在于，案发之后，所做的社会影响评估报告里，黄子佼持有的视频，牵涉到最少37名，能够被辨识出身份的未成年人，其中有5人，经过调查被确定，在案发之时，还未满14周岁。这也许会成为检方主张，加重刑罚责任的重要因素。
法院周围已经聚拢了差不多一百名进行抗议的民众，他们手里拿着“科技不是犯罪的保护伞”之类的标语。这次牵扯到很多方面神经的司法方面的较量，不但和个人的命运有关系，更是会对数字时代未成年人的保护机制到底怎么样进行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