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海文

1976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一起

“四人帮”在“文革”中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后，悼念的花圈在天安门一直不断。从3月19日起，花圈渐渐多起来。

“四人帮”知道4月4日清明节是祭奠先人的传统节日，到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人必然会更多。他们抢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 （此前，南京群众上街游行，缅怀周恩来，反对“四人帮”）。通知内容如下：

（一）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件，进行扰乱、破坏。

（二）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三）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

（四）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四人帮”通过毛远新将通知呈送毛泽东，毛泽东圈阅后于4月1日下发。

4月1日，毛远新通知华国锋召开政治局会议。2日，毛远新向毛泽东写了报告。报告写道：

主席：

4月1日政治局讨论了几件事。

（一）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 “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 （四月四日）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

（二）今年五一节活动，有的同志提出不搞游园活动了，应改革一下，还有见报不好安排。可分三个公园分别报道，不搞通栏，只登政治局同志、副委员长、副总理，不搞过去上千人的大名单。建议邓小平不出席。其他政治局委员尽量都出席。

（三）2月初主席指示 《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暂时传达到县团级，是否可以传达到支部书记和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

上述意见当否，请主席指示。

如同意，国锋同志准备正式向主席写报告。

3日，毛泽东对毛远新的报告批示：“同意”。退毛远新。

早在毛泽东表态之前，“四人帮”就已将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活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4月2日下午，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刘传新主持召开公安局常委会，拟定了《对天安门广场出现各种问题的处理办法》，提出了镇压群众的具体措施。随后，成立首都民兵、警察、卫戍部队的“联合指挥部”（以下简称“三联”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楼内。决定抽调民兵、公安干警各3000人以及部分卫戍部队组成机动力量。

4月4日清明节，200多万人次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达到高潮。晚上，按照毛远新的通知，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宣布开会。现在查到的原始记录只有毛远新的笔记记录，记录中只有华国锋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吴德的发言，其他人的发言一概没有。笔记是这样写的：“华国锋说：今天晚上研究一下。很恶毒，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煽动群众打架。”当笔者问华国锋时，他说：“这个会议没有记录。我从来没有讲过‘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因为从1966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再也不能轻易讲谁是坏人。我说：今天晚上研究一下如何维持秩序，不要出大的问题，如何将集合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散开。”

此前，北京市委邀请各界群众代表座谈，征求对花圈的处理意见。到会群众代表要求将花圈摆放到6日，这期间由他们出面做工作，花圈由群众自己取回去。当时周恩来的遗像很少，群众要求取回花圈中的周恩来遗像。不取走的花圈可以移送八宝山。当时吴德认为情况是复杂的，天安门广场上早有反对“四人帮”的诗词、标语，但更多的群众言论、活动是悼念周恩来的；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乘机活动，但不是一个反革命事件。北京市可以先做群众工作，花圈可以放到清明节以后再取走。在政治局会议上，吴德将群众意见作为市委意见提出来。他说：过了清明节再收花圈，争取两三天的时间做群众工作。

华国锋后来说，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处理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并没有涉及性质问题。这与吴德的回忆是一致的。

“四人帮”非要在当天晚上就收花圈，反复强调清明节已过去了，应该马上把花圈收走。吴德在政治局会议上一再坚持不能马上收花圈，要给时间做群众工作。吴德做过多年的省委书记，深知“民意可顺不可激，可解不可结”。

江青大发雷霆：吴德，你想保留反革命的讲坛吗？她看着手表说：现在已过了12点了，现在已是4月5日了。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了，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毛远新连夜向毛泽东写报告，名义是报告4月4日晚政治局讨论的情况，实际是部署下一步工作，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后再来以此压政治局接受。他的报告全文如下：

主席：

几天来，向天安门烈士纪念碑送了2000多个花圈，大的有6米。去的人每天有几万，3日达20万人次，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有的工厂在动员后仍送去钢铁焊成的花圈。4月2日起，有不少人当场致悼词，读诗词，有的贴小字报、标语、传单。其中不少内容是以悼念总理为名，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上去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要求再读一遍。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干涉就挨打。4日晚有人公开读了一个传单，说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的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 （指江青）反总理，（指江青）想夺权等。大群人围着听 （还有外国人），有人帮助照相，他连续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

北京组织民兵、公安人员在现场，这几天已发生50起反动的案件，民兵一起去干涉，结果挨打，已打伤多人，公安派出所也受到冲击。天安门的卫兵干涉一个人爬上旗杆发表演说，被打伤。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的。

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这也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造反革命舆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 （上海马老揭发），他自己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年来未认真追查和辟谣。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就抬出总理做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编造大量所谓 “遗嘱” “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邓小平，于是谁要是批邓，谁就是反总理了。这种手法颇有些煽动性。

这次敌人活动如此猖狂，不以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中了资产阶级 （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的要害。这次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 “裴多菲俱乐部”。因此也要防止万一，采取一些措施。

在北京，第一，继续发动各级党组织做好群众的工作，揭穿谣言，教育群众，不要上当。中央准备转发公安部一个报告，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并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的反击 （正在起草）。第二，首都工人民兵组织好 （已准备5000人），向广大群众做宣传、教育，打击暴露的反革命活动。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破案，目前已抓了十几个在天安门搞反革命宣传的人。第三，卫戍部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特别是八三四一部队。否则一旦有事，战士可能同情闹事的人，甚至出现匈牙利事件那样，部队不愿向反革命进攻。第四，北京军区要稳定，指定一定的机动部队，以防万一。

政治局决定，鉴于纪念碑前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狂，从今晚 （4日）开始清理花圈和标语，已调了3000民兵在广场周围，卫戍区一个营在二线准备 （尽量不用部队出面）。明天开始布置民兵围绕纪念碑劝说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不允许再进入。

截至目前 （5日晨5时）在5000民兵和3000公安人员的包围下，抓住了当众宣读反革命传单的人及其保镖。把周围保护那个反革命分子的100多人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肃清流毒，其中20多人身上都有反革命传单、材料。群众基本走散，现场正在清理，花圈都送到八宝山。进行得还顺利。

估计下一步会出现两个可能：一、是暂时平息下去；二、挑起新的事端，敌人会利用 “中央有人反总理，连送花圈悼念活动都不许”的借口去煽动，以致导致武斗。

这样安排如有不当，请主席指示。

毛远新以偏概全，夸大事实，故意将矛头引向毛泽东，激毛泽东生气、发怒。他在报告中几次说“反革命谣言”“反革命舆论”，引导毛泽东宣布这是反革命事件，为他们镇压制造口实。华国锋得知这份报告后说：“他写这封信显然是和‘四人帮’商量过的。”

毛泽东看后在报告结尾写了一个“退”字，没有明确表态。

这个报告到了不同的人手里，会有不同的执行方法，也就会有不同的结局。“四人帮”对周恩来恨之入骨，对群众纪念周恩来早已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在毛泽东写“退”之前，他们已派5000民兵和3000公安人员包围天安门广场，抓住了当众宣读“反革命”传单的人（朗读《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青年）。把周围保护那个“反革命分子”的100多人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肃清“流毒”，清理现场，大部分花圈送到八宝山销毁。

“四人帮”自鸣得意，低估了群众的觉悟和力量，没有想到激起众怒，酿成了震惊世界的大事件。

5日清晨，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花圈无影无踪，诗词、挽联、条幅不翼而飞，守护花圈的战友也不见了。消息迅速传开，群众自发地从四面八方赶往天安门广场。

斗争持续了几个小时，群众又气又累。11点多钟，一个青年指着历史博物馆旁边的小楼对大家说：“那个小楼是‘三联’指挥部。花圈和战友，他们都知道在哪里。”大家十人一排，手挽着手，高唱《国际歌》，向广场东南角的小楼前进。

群众包围了“三联”指挥部，四名群众代表进去交涉，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的保护花圈的群众、保障群众悼念总理的权利等三项要求。由于指挥部毫无诚意，谈判无结果。12时58分，愤怒的群众烧着了指挥部头头乘坐的轿车。下午3时许，给民兵送饭的一辆面包车开过来，群众又饿又渴又累，车里的馒头一个一个飞出来。随后，三个中学生点燃了面包车。旁边的两辆吉普车也被烧了。大队的解放军就站在十几米之外，一声不响地看着。部分群众冲进小楼，在后院找到花圈，气昂昂地抬出来。下午5点4分，群众点燃了院内的稻草，小楼大门东侧的房间起火。下午5点15分，指挥部全体人员撤离。由于楼房是水泥结构，火势没有蔓延，上百名战士静坐在楼后。

1976年清明节前后的天安门广场

4月5日，毛远新通知华国锋，主席指示召开政治局会议，特别说明要邓小平参加。2月后，邓小平不经常参加政治局会议。

纳吉是匈牙利事件时上来的总理。他一上台马上宣布匈牙利退出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中立。后来卡达尔为首的工农革命政府成立，请求苏联出兵，在苏联军队的帮助下恢复了国内的秩序，逮捕纳吉，并以叛国罪将其处决。张春桥的意思是大事件是邓小平发动的。

邓小平不理他，没吭声。

会议决定由吴德向群众讲话，主要目的是不要让更多的群众参加闹事。吴德当场起草讲话稿，这个讲话稿没有提悼念周恩来的内容，也没有提邓小平的名字。给华国锋看，政治局成员都看了，因为情况紧急，在会上都没有来得及具体讨论。

毛远新传达毛泽东指示中，已提到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挑起新的事端”，不仅准备了民兵，而且还调了部队。“四人帮”提出要调民兵到广场维持秩序，大家都不好反对。另外，十年“文革”，虽然一直不太平，但是没有发生过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情况。局势大乱，必定是老百姓遭殃，谁也不愿意看到事态失控。华国锋说，他悄悄告诉倪志福：不要派那么多的民兵。他想还是要区分两类矛盾，在广场上的群众绝大多数是人民，他们是为了悼念总理，还是要引导。这一年发生的事太多了。后来，这些话华国锋都忘了，还是倪志福写的材料里提到的。20世纪80年代，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大事件，吴德、倪志福都写过材料。

政治局散会后，“四人帮”没有离开人民大会堂，一直在观察广场的情况。

下午6点半，天安门广场上的高音喇叭响了，开始广播吴德讲话。他在讲话中并没有点邓小平的名字。听到吴德的广播讲话后，绝大多数群众离开了广场。4月8日，这个讲话在《人民日报》发表时，点了邓小平的名字。

4月5日晚7时许，1万民兵、3000公安干警、5个营的卫戍部队分别在中山公园、午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历史博物馆、二十八中学等地待命。晚9时半，广场的灯都亮了。晚9时35分，对纪念碑前未散的群众进行清场。

4月6日凌晨3时，毛远新通知华国锋，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这些天，毛远新随时向毛泽东报告。

会议是在人民大会堂开的。华国锋进去时，毛远新和“四人帮”都已到了。

“四人帮”趾高气扬，要求中央尽快将5日的情况通报全国。

会议一散，毛远新就给毛泽东写报告。他故意不写“四人帮”在会上的发言，因为群众是对着他们来的；笼统地写政治局讨论的情况，将“四人帮”的意见说成是政治局的意见。慌乱之中，他将4月6日写成5月6日，会后报给毛泽东。他写道：

政治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分析了一下：不要以为事情完了，防止他们声东击西，准备更大的事件发生。因此民兵不要轻易出动，指挥要从全市着眼，不要只注意广场。遇事要沉着，不动则已，一动就要取胜。对民兵讲清楚这是反革命暴乱性质，不要把民兵手脚捆得太死， “小人动手，老子也动手”。公安局要侧重侦查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只打击了表面这些年轻人不行，要揪出地下司令部。部队也要加强教育，防止敌人也拿起武器，包括枪支。要准备几个方案，徒手、木棍、动枪。国锋同志归纳的大家意见，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有所准备是不行的。

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很有必要，起草后送毛主席。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望告。

毛泽东又写了一个“退”字，仍没有明确表态。

按照毛远新在报告中的部署，《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连夜组织人赶写社论《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江青认为，这件事的后台是邓小平，只要邓小平留在党内一天，就有可能再次发生类似的事件，她的安全就得不到保证，但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只有毛泽东说话才行。下午3时，她和毛远新来到游泳池。此时，毛泽东躺在床上。江青走到毛泽东床前，说：“我来这之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看了看她，没有说话。

晚6时，毛泽东写道：“士气大振，好，好，好。”他让毛远新通知华国锋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这个批示。

6日晚上，毛远新在政治局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7日8时5分到9时15分，毛泽东再次找毛远新谈话，谈了有一个小时。毛远新作了记录。

毛泽东先让毛远新再次汇报6日政治局开会的情况。

毛远新说：“会议提出打不还手，性质变了，应还手。”

毛泽东反应很快，马上问：“谁人建议？陈锡联？”毛泽东十分注意陈锡联的态度。

毛远新回答：“好像不是他。他是赞成的。大家的主意。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北京市委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吴德去发表演说，是大家的主意。动员一般群众离开，人少才好动手。”

这里，毛远新所说的“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这“好几个同志”就是“四人帮”。他故意不突出“四人帮”。

毛泽东说：“好。”

毛远新问：“通报全国？”

毛泽东说：“公开发表。”

毛远新问：“登报？”

毛泽东说：“是，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指桌上《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三份）、吴德讲话等。”

毛远新问：“市委报告不发？”

毛泽东说：“不发，并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等三中全会时补手续。”

毛远新说：“太好了！将来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

毛泽东说：“嗯。”

毛远新问：“由中央作决议，也公开发表？”他要将“开除邓的一切职务”砸实。

毛泽东说：“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

毛远新说：“好。上次会议，春桥同志当邓小平面说：你看看天安门前的情况，人家要推你出来当纳吉。”

毛泽东点头：“是的。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来！”说到这，毛泽东一挥手，做“赶出来”的动作。

毛远新说：“应该赶出去，我马上找国锋同志。”

毛泽东说：“小平不参加，你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约苏振华。”

毛远新说：“我把除邓、苏外政治局名单列出来。”

毛泽东又说：“叶不找。”

毛远新问：“除这三个外，其他同志都参加？”

毛泽东继续说：“好。华国锋任总理。”

毛远新问：“和上面决议也一起登报？”

毛泽东说：“对。”

毛远新说：“我马上通知国锋同志开会传达。”

毛泽东说：“快！”同时一挥手，“谈完就来。”

1976年2月，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四人帮”曾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如是代总理如何登报？见外国人时不好登报。这次，毛泽东说：“这好办。把代字去掉，并且是副主席。”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过了两个小时，毛泽东又打了一个电话说：“加上‘第一’两个字。”

毛远新向华国锋传达了毛泽东提议他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指示。

这次华国锋没有推辞。他说：

主席提议我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次我没有推辞，这次我没有让，再让就让给 “四人帮”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 “四人帮”掌握这个权力。王洪文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没有第一副主席的身份，今后的斗争形势更加复杂、险恶。有了第一副主席的身份，我就摆在王洪文、张春桥的前面，有利于今后的斗争，有利于人民的事业。大家都认为毛主席这样安排有利于我们，先念就特别高兴，大家纷纷发言表示同意、拥护。 “四人帮”虽然不高兴，但是他们也不好反对。会后有人告诉我，张春桥就没有表态。当时，我都没有注意。

“四人帮”对毛泽东的决定心怀不满，但也无可奈何，他们左右不了毛泽东。不过，谁主持工作他们就将矛头对准谁。他们认为华国锋资历浅，到中央工作时间短，只懂农业，对其他工作不熟悉，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依然我行我素，胡作非为。四个人在政治局互相配合，不让别人讲话。

华国锋沉稳应对，你有千变万化，我就是一个主意，不和你们发生正面冲突，绝不按你们的意见办事。

毛远新传下话来说：主席让召开政治局会议，特别指示不准邓小平、叶剑英、苏振华参加，要朱（德）委员长参加。

会议是下午开的。华国锋说：

主席宣布大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一个是根据毛远新的汇报，再有就是看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的简报。简报送给政治局和送给 “四人帮”内容是不一样的。我到中央后就发现这个问题，那是在1971年。到1974年他们干得更明显了。姚文元负责宣传，他们可以直接召开新华社系统的会议，直接派记者到全国各地收集他们需要的材料。姚文元送给毛主席看的是有倾向性的。当时天安门的诗大量是针对 “四人帮”的，有极少数涉及主席。而他们将涉及主席的诗词，有意地扩大、渲染，起了很坏的作用。这些简报现在都可以找到。

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两个指示，因为有毛泽东明确的指示，政治局会议很快就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两个决议。

毛远新传达：毛主席还说以简报为基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和吴德讲话。张春桥、姚文元在吴德讲稿上增加了邓小平的名字。会后，根据毛泽东指示，华国锋在吴德讲话稿上批了几个字，交给毛远新，请他报送毛泽东。下午5时半，这三个文件毛泽东批下来，都是：照发。

毛泽东批示回来，中央紧急召集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第一把手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传达毛泽东提议、政治局通过的两项决定。晚上8时，《新闻联播》向全国公布了这两个决议和吴德讲话，第二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在会上，“四人帮”说邓小平去过天安门。华国锋一听就知道，他们对毛泽东“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不满，不甘心，节外生枝，就是想说邓小平是大事件的直接后台，要将邓小平开除党籍，一棍子打死。

张春桥、江青一唱一和，说：要做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冲击就是把邓小平抓起来，这种伎俩在1966年冬就上演过。他们的话引起华国锋、汪东兴的警觉。华国锋马上说：“这要问问小平本人，核实一下。”

华国锋相信邓小平革命这么多年，政治经验丰富，绝不会到天安门广场去的。不出华国锋所料，后来一再审查，结果是：不但邓小平没有去过天安门广场，就连他的孩子也没去。这段时间，他们称病在家，不去上班。不仅天安门广场，就是他们单位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与他们无关。

华国锋这么一讲，“四人帮”不好反对。随后，汪东兴请示毛泽东，将邓小平保护起来。

12日晚，政治局会议研究了八件事，其中第三件是要将北京市委关于大事件的报告转发全国。毛远新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批示：“第三条不好。”

报告写道：“要进一步修改充实，除介绍北京的经验外，要把这次事件的罪证选择一些影印附上，使全国干部更清楚大事件的性质。”毛泽东在此画一横线，批：“此计不妥。”

“四人帮”仍不甘心。13日，毛远新又将北京市公安局搜集整理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反动诗文原件选印》送毛泽东。当日，毛泽东的批示更加严厉：天下已定。此件杂乱无章，近于画蛇添足，不宜发表。但“四人帮”并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仍在追查，但遇到了阻力。

财政部部长张劲夫尽力保护大家。“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总理同人民同甘苦，人民同总理心连心。”这首诗脍炙人口，是熊向晖的女儿熊蕾写的，由她的同学、人民银行的几个小姑娘贴到天安门广场。现在自然成为追查的重点。人民银行那时归财政部管，事情报到张劲夫处。他说：“周恩来就是人民的总理，有什么错误？不要再查了。”他这一句话，救了几个贴诗的小姑娘，救了写诗的熊蕾。这样的事在许多单位都有。

从4月起，毛泽东再接见外宾，只让华国锋一人陪同，不让姚文元、张春桥陪同。他把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权力交给华国锋，除了长期对华的考察外，也认为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不大，很早就结合。出来工作，比较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华国锋到中央工作后一直负责农业工作，没有参与专案，没有整人，没有积怨，容易为广大干部接受。华国锋忠厚、老实、善于团结人，会忠实地执行毛泽东的路线、方针。

宣布华国锋为中央第一副主席，毛泽东说要发新闻，要登报，要各地表态。他说：“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大事件后，“四人帮”的手伸向中央各部门，甚至提出让迟群到中央调查部任部长，而这个部门一向是毛泽东、周恩来关心的机密部门。“四人帮”的提议受到华国锋、汪东兴的反对。

华国锋团结老干部，坚守岗位，在困难中，坚持同“四人帮”作斗争。

华国锋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事件的态度，不能只看他在公开场合的讲话，那是别人起草，应付形势，应付“四人帮”的，而应看他在下面的讲话、活动。华国锋接见杨振宁就很说明问题。

4月17日凌晨2时，华国锋参加完政治局会议后赶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听取熊向晖、方晓关于杨振宁来访的汇报。

熊向晖先介绍杨振宁在上海的情况。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请杨振宁吃饭。席间，他大批邓小平，送复旦大学的批邓大字报选编。杨振宁说：我带的行李不多，一个小箱子装不下。他拒绝接受，对批邓也不表态。

华国锋说：“何必送人家，不要强人所难，在北京不要强加于人了。你提的意见（指熊向晖说华国锋现在是总理，第一个见的外宾是学者杨振宁，是否合适？）不是没有道理，我考虑还是我见。我见没有争论，因为主席批的是我见，如果我不见，找谁见也不好。”当时，如果华国锋不出面，就轮到张春桥。华国锋绝不给张春桥这样的机会，所以这样说。

然后，熊向晖汇报陪同人员的名单，说：“名单我们不好定，有些为难，必须由华总理定。过去周总理见，政治局好多人都参加，江青、姚文元、迟群、谢静宜都参加。这次，其他中央领导人是否参加？”

华国锋不容置疑地说：“就我一个人。简化一点，其他人不参加。”

熊向晖建议：“陪见人找一些科学家。”

华国锋问：“他和谁熟？”

熊向晖回答：“吴有训、周培源、张文裕。”

华国锋痛快地说：“就让他们见。”

华国锋之所以这样痛快，因为他了解情况。1975年华国锋分管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国务院派胡耀邦到科学院工作，胡耀邦汇报时，华国锋明确提出要支持像陈景润这样的人进行研究工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后，“四人帮”将科学院的《汇报提纲》作为重点批判。他们认为提倡基础研究是翻案，就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就是否定“教育革命”。在这种情况下，让周培源、吴有训、张文裕等科学家参加会见，不言而喻是对基础研究的肯定和支持。

熊向晖说：“他是旅游局接待，让岳岱衡、科学院外事局的方晓参加。我就不参加了。”

华国锋说：“你参加。”

熊向晖说：“我参加，外交部也要参加。”

华国锋问：“他和谁熟？”

熊向晖说：“和乔冠华熟。在联合国，我、乔冠华请他吃过饭。”

华国锋对秘书说：“把乔冠华找来。”

汇报继续进行。熊向晖问：“科学院让谁来参加？”

华国锋立即回答：“让吴有训，他是副院长。”

熊向晖提醒：“现在是党的领导，吴有训、张文裕、周培源来见，是否向党委讲讲。”

华国锋心里明白，如果王光伟来，迟群和造反派头头柳忠阳也要来，马上说：“你给王光伟、迟群打电话。”

熊向晖有些为难：“不好打，让你的秘书打。”

华国锋痛快地说：“好。”他体谅下面的难处，尽量为大家担担子。

柳忠阳没有参加这次会见，在科学院引起很大反响。

4月17日晚9时10分，华国锋来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9时半，杨振宁准时到场，华国锋首先迎上去握手致意。这是他任总理后会见的第一个外宾。这次会见，事先双方都没有规定题目，不用有人捉刀起草讲话稿宣读，必须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类的话。华国锋决定不印发谈话记录，因此讲话比较随意。谈话内容反映了华国锋当时的想法和做法。

华国锋与杨振宁的这份谈话记录虽然整理了，华国锋也审阅过，但是没有发。熊向晖保留了一份记录。后来，叶剑英找熊向晖了解华国锋情况时，熊向晖特意拿着这份记录，说：“他只字不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叶剑英指示北京市委重新审查大事件。1978年11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12月18日至22日，在华国锋主持下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指出：“大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大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大事件的错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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