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我本人始终就没能弄明白女权主义究竟是什么，”作家丽贝卡·韦斯特1913年语带讥讽地说，“我只知道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表达出和逆来顺受的可怜虫或妓女不同的观点，人们就说我是女权主义者。”在她写作的年代，“女权主义”还是个比较新的字眼，19世纪90年代才由法语进入英语。有趣的是，在《牛津英语词典》中，该词最早的例证含有贬义。1895年，《雅典娜神殿》鄙夷地谈到一部描写某个女性的作品，极尽调侃地说她“同女权主义说教调情”。“在德国，女权主义就是公开鼓吹社会主义，”《每日新闻》1908年战战兢兢地说道，随后对“妇女选举权运动者、妇女选举权女斗士以及女权主义发展中的所有其他阶段”予以全盘否定。
在那些年代，一些作家使用另一个词——“妇女主义”来替代它，但同样也充满敌意。有一位被人遗忘已久的作家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忆及了与一位身居巴黎的女知识分子（尽管他对她有偏见，但她似乎相当活泼有趣）会面时的情景，愤怒地揶揄说这位女性的写作反映了“19世纪顽固的妇女主义”。
令人奇怪的是，对“女权主义”这个字眼最尖刻的批评竟来自弗吉尼娅·吴尔夫。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曾为女性发出过呼吁，影响很大，甚为恳切。在1938年创作于法西斯主义和日渐迫近的战争的阴影之下的《三几尼》中，吴尔夫也许对任何“主义”都感到不安，所以坚决抵制这个字眼。她坚称，任何词汇都无法准确概括这股“19世纪反抗父权”的力量。她接着写道：
事实上，那些19世纪的妇女是你们这场运动的先锋。她们当时反抗父权制国家的暴政，正如你们时下反抗法西斯国家的暴政一样。
吴尔夫宣称，她们被人称为女权主义者（她犯了年代错误——这个词在19世纪并不为人所知），这令她们非常反感。她继续强调说，我们应该
废除一个陈旧、邪恶而腐朽的词汇，一个在它的时代为害不浅的词汇。“女权主义”便是这个词汇。根据字典，这个词的意思是“捍卫女性权利的人”。既然唯一的权利，即谋生权已经获得，这个词便不再具有意义了。没有意义的词是死词、腐朽的词。
然而，虽然弗吉尼娅·吴尔夫所谓的“谋生权”曾经是、并且目前仍然是女权主义的中心内容，但是在她写下这些话之后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获得谋生权显然并没能解决女性所面临的全部问题。女性的工作——虽然某些商界女强人的收入被媒体大肆宣扬——酬劳依然很低；而在家务活儿方面，女性根本就得不到酬劳。女性面临着特殊问题：生育和抚养孩子，还承受着既要干家务和/或照顾孩子又要外出工作的巨大压力。吴尔夫在20世纪20年代写作时，女权主义者几乎尚未提出这些问题，更不用说解决这些问题了。
数百年来，在许多不同的国家，女性都曾为自己的性别呼吁，并且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需求以及希望。由于这是一个“非常简短的介绍”，我只集中谈一个国家——英格兰——的女权主义，尝试着探讨它的历史沿革。尽管其他国家的女性有不同的经历和定义，但是在英格兰，至少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者”通常都是个贬义词。无论如何热心地为女性权利而战，鲜有女性愿意自称为“女权主义者”。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女性再次组织起来时，这场运动自称为“妇女解放运动”（这个字眼源自黑人运动、第三世界运动和学生运动）。它也经常被简称为“妇解”（women's lib），这么称呼有时候是出于亲昵，有时候则是出于贬损。但也就是在这些年间，“女权主义”这个词日渐为大众所接受，其含义也得到了扩展。虽然有人认为民事平等和法律平等还没有完全实现，而且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是这场新的运动往往重点关注的是女性特有的问题，即女性在生育和扮演社会角色中所遇到的问题。同样是在这些年间，英国的女权主义者至少尝试过跨越国界，去寻找她们和海外女权主义者之间的相同或不同之处。
然而，我们又是多么频繁地听到女性们急切地声明“我不是女权主义者，而是……”。而她们发表看法时依据的便是女权主义，缺之不可。美国女权主义者埃丝特尔·弗里德曼（Estelle Freedman）认为，女权主义这个词自出现之初就带有负面含义，并且指出，没有几个涉足政坛的女性标榜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这么做的女性少得令人吃惊。20世纪90年代，英美的一些女权主义者发现出现了诋毁女权主义的“回潮”，而且某些目标显然已经得逞，于是对这种回潮发出了警告。例如，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和安·欧克利（Ann Oakley）把她们的第三本论文集取名为《谁害怕女权主义？》，书的原版封皮上印有一只卡通的大灰狼。她们认为：“对女权主义的攻击往往演变为更为广泛的厌女症”；“女权主义者”现在成了那些不受欢迎或备受鄙视的女性的代名词，和20世纪60年代之前使用的“恨男婆”、“母夜叉”、“老妖婆”、“巫婆”等称呼如出一辙。她们还说，女性也必须揭露并消除女权主义自身所固有的厌女症传统。
同样麻烦的是，一提到“女权主义”这个字眼，许多年轻一些的女性似乎也警觉起来，其中不少人似乎羞于提及这个概念。一份英国小报最近刊登了一篇横跨两版的文章，名为《女权主义死了吗？》。文章竭力巧妙地保持不偏不倚，给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以相同的篇幅：一方认为女权主义这个词依然非常适用；另一方则确信这个词已经过时，甚至令人尴尬，应该被淘汰。这篇文章配发了一张“激进妇解分子”在抗议“世界小姐”选美比赛现场维持秩序的照片。（事实上，照片上每个人都在笑。）让我略感尴尬的是，我在照片上看到了很久以前的自己，长发长裙，紧握着一块毫无新意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女人也是人”。我几乎已经忘记了“世界小姐”选美比赛那时依然存在（在那些糟糕的年月里，这种比赛总是被安排在电视节目的黄金时段）。直到2002年，这一赛事才意外地引起公众关注。首先是尼日利亚激进分子暴力示威反对他们所谓的“裸体游行”，认为那会助长淫乱之风，导致艾滋病蔓延。随后是数名选手拒绝参赛，因为一名尼日利亚青年妇女婚外怀孕，依据伊斯兰教教法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但只是延缓到孩子断奶后再执行。选美皇后们的姿态既展现了勇气，又取得了理想的效果。然而有趣的是，她们中的一位略显不安地坚称她之所以采取这种姿态，绝对不是因为她是女权主义者，甚至也不是因为她是个女人，而是因为她是个人。
我近来问过一些二十出头的年轻女性是否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或是否确实对女权主义感兴趣，她们大部分人都断然地予以否认。这些年轻女性中有一部分受过大学教育，其他的都有工作，而她们所有人显然都是先前女权运动的受益者。一位女性说，女权主义这个词本身听起来就挺陈腐过时。她觉得，一方面，女权主义已经变成极端分子——她称之为“原教旨主义者”——的游乐场，这些人对于像她这样的女性说不出什么有用的话。另一方面，她认为女权主义已经被“制度化”了，她把它比作共产主义：它不仅要求忠实于某些思想，还要信奉一套笼统的思想体系。此外，她补充说，女权主义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学术话题。人们可以获得“性别研究”的学位，她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致命之处：如果需要证据的话，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女权主义已经不是非常适用了。也许10年左右之后，当这些年轻女性发现自己在家庭、家务和工作之间顾此失彼时，她们会有不同的感受。也许她们会发觉需要根据自己的体验重新定义女权主义。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倒希望她们不必如此。
注释
〔1〕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1892—1983）：原名塞西莉·伊莎贝尔·费尔菲尔德（Cecily Isabel Fairfield），英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和著名记者。——译注，下同
〔2〕《雅典娜神殿》：英国伦敦出版的文学杂志（1828—1921），撰稿者多为知名作家。
〔3〕弗吉尼娅·吴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5）：英国女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为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先锋，以“意识流”创作手法著称。
后记
那么，女权主义的前途是什么？或者说女权主义有前途吗？至少在富裕的西方，女权主义还有存在的必要吗？1992年，美国妇女苏珊·法吕迪用令人心寒的具体事实，有力地说明了女权主义者一段时期以来一直经历着她所称的“回潮”。那些无疑从女权主义运动中得到好处的妇女——还有那些或许也同样受益却很少承认这一点的男人——现在都迫不及待地说女权主义搞得过头了。正如朱丽叶·米切尔和安·欧克利在她们的第三本文集《谁害怕女权主义？看清回潮》中所说，女权主义之所以让很多人不舒服，部分原因在于“女人是谁、她们想要什么这整个主题对我们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界限构成了挑战”。
20世纪，“第一浪潮”中的女权主义者要求公民平等和政治平等。在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第二浪潮”关注并着力强调妇女的性权利和家庭权利。现在，恰恰是这些诉求成为了众矢之的。“个人的即政治的”是20世纪70年代盛行的口号，而当代一些女权主义者似乎想要反其道而行之。政治的被降低到纯粹个人的层面，只涉及性和家庭生活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也可能产生政治影响，亟待加以思考。
在《新女权主义》（1998）一书中，娜塔莎·沃尔特在承认妇女“在经济状况和权力上仍然不如男人”的同时，认为当代女权主义的任务是“打击经济、社会和政治不平等的物质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但是在谈到这种打击究竟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时，她还是语焉不详。在一次访谈中，她仿佛一反几十年来一直盛行的观点，萌生了一个新观点，即“我们想要和男人齐心协力地改变社会，而不是反对他们”：“毕竟，尤其是在改变家庭领域的现状方面，意味着男人要承担相应份额的家务劳动，而妇女则要越来越多地走出家门。”也就是再次表明：“我们必须彼此携手，和男人携手，共创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
但是沃尔特一会儿批评先前的运动过于个人化，没过几页之后又说先前的运动过于政治化——甚至更糟的是，运动成员“要么毫无幽默感，要么邋里邋遢，要么立誓不婚”。（我记得情况并非如此。）她接着又把玛格丽特·撒切尔奉为“英国女权主义默默无闻的巾帼英雄”，称她使女性的成功变得正常起来。但是撒切尔对妇女的关切没有丝毫兴趣，而且她不支持其他女政治家也是人所共知的。
杰曼·格里尔之所以写作《完整的女人》（1999）一书，部分是为了表示对娜塔莎·沃尔特的书及其“愚昧的沾沾自喜”的愤怒并予以有力的反击。格里尔认为，沃尔特凭空臆断女权主义关心的只是“金钱、性和时尚”。不过，她又补充道：
直到我这一代的女权主义者开始貌似严肃地断言女权主义搞得过火了的时候，我胸中才升腾起一团怒火。当生活方式女权主义者恰到好处地为自己赢得了“拥有一切”——即金钱——的权利之时，保持沉默是不可容忍的。
毫无疑问，人们对个人变化这个威胁和对变化本身一样感到惊恐不安。于是有些人产生了怀旧情绪，紧紧抓住一个性别身份一成不变的虚幻的黄金时代，固守着男女之间关系无论如何不平等却始终可以轻松预知的美梦。另一方面，其他人则——用娜奥米·沃尔夫生动的措词——坚持认为发生了一场“性别地震”，使身居要职的妇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沃尔夫在《火攻》（1983）一书中认为，妇女必须放弃她所称的“受害者”女权主义，停止抱怨，欣然投身“权力”女权主义。但是，正如琳恩·西格尔在她1999年出版的《为什么要女权主义？》一书末尾动人地说道，这场运动最激进的目标尚未实现：
一个不仅是某些女人、而是所有女人都能更好地生活的世界。按照我依然称之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构想，这对男孩和男人来说也同样是一个美好百倍的世界。
人们很容易遗忘女权主义漫长、有时伴随着激进创新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后期女权主义“第二浪潮”兴起的时候，至少在当时，似乎有些出人意料、令人吃惊、让人兴奋。此后这些年间，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西方妇女越来越广泛地意识到其他女权主义运动——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望挑战我们心中的各种观点和确信之事，打消我们可能已经滋生的任何自满情绪。
这种更广泛的意识源自于诸多因素。技术进步肯定很重要：例如，不同国家的女权主义者现在能够通过因特网快捷高效地进行交流，和许多人分享经验和信息。学术女权主义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大学，当然大部分在西方国家，目前都开设了妇女研究课程，尤其是女权主义课程。学术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其他时代和其他文化中妇女生活的极其宝贵的视角，促使我们既要思考共同的事业，也要思考彼此的差异。学术论文、研究文章、教材以及学术会议都为女权主义重要信息在全世界的传播发挥了作用。
但是或许其中也有损失，这个损失往往得不到解决，甚至不被承认。我时常深有感触地回想起我在本书开头所引用的丽贝卡·韦斯特的话：
我本人始终就没能弄明白女权主义究竟是什么。我只知道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表达出和逆来顺受的可怜虫或妓女不同的观点，人们就说我是女权主义者。
前文所述的种种女权主义都透着一丝兴奋，抑或是因为触犯禁忌，抑或是因为其本身所蕴含的风险：有时是敢为天下先的兴奋，有时是局外人挑战传统习俗的兴奋。或许，近来还有一种重新发现我们的过去的兴奋，以及——由此产生的——重新进行发明创造的兴奋。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整个7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确令人兴奋。我们感到自己在“使其焕然一新”，感到自己在探索过去和现在，全身心投身于一种激进而充满危险的崭新事物。但是，最近跟我一起聊过的女孩子从未有过任何相似的体验。她们似乎对女权主义没有什么兴趣，部分原因是她们仅仅把它看作一个学术科目——某种灌输给她们的东西，不需要自己去发现——因此既令人仰视，又相当枯燥。（当然，那些有志于从事学术工作的志向远大者不在此列。）女权主义犹如一勺勺地喂给年轻一代的女性，因此，她们或许自然、甚至还很健康地暗自怀着一种政治“不正确”的渴望。至少，抵制学术女权主义似乎是向前迈进的一条道路。从长远来看，事实可能会表明依据她们自身经验来重新开创女权主义是向前迈进的另一条道路。
但是另一个难题——在我看来是关键的难题——在于，学术女权主义已经形成了一种话语，只有圈内人才能理解。有太多妇女觉得被这种话语拒之门外，受到疏远。当然，这并非女权主义的独有现象。今早我在写作本书时，顺手翻开报纸，发现了记者罗伯特·菲斯克（Robert Fisk）大快人心的批评文章。他抨击了那种经常被学术界普遍使用的语言，斥之“荒谬”甚至“为害不浅”。这种语言，或许在那些探讨迫切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的学者中间尤为盛行。“大学教师……非常善于构筑小圈子，但对如何与世界上其他大多数人——包括为他们收集垃圾的人、送取洗烫衣服的人和端上土豆煎饼的人——进行沟通却一筹莫展。”他在文章结尾开玩笑地引用了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名言：“这是我所无法容忍的英语。”要如法炮制来具体反对学术女权主义，真是太容易不过了。
忽视菲斯克的观点是危险的。女权主义要保持勃勃生机并不断向前发展，就必须开始从根本上重新进行发明创造——在此不仅仅指发现新问题，还指发现一种新话语。无论怎样，我仍然相信女权主义一定会再次令我们惊讶，相信它一定会不断自我创新——其方式也许是我们所无法预见的，其领域也许是我们鲜有虑及的。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会来自学术圈外，而且很可能会——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以我们目前尚无法窥见的方式给我们带来挑战。
注释
〔1〕苏珊·法吕迪（Susan Faludi，1959—）：美国作家。
〔2〕娜塔莎·沃尔特（Natasha Walter，1967—）：英国女权主义专栏作家和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