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一天，陈毅市长去著名画家钱瘦铁等举办的画展上观展，看到一幅画觉得十分清新。询问之下，得知该画的作者是徐志摩遗孀陆小曼，当下对身边的人说：“我曾有幸听过徐志摩先生的讲课，我是他的学生，陆小曼应是我的师母了。”

陆小曼

众所周知，陈毅元帅有“诗人元帅”之称，而徐志摩则是中国近代著名诗人，但要问到两位“诗人”之间曾有过怎样的交集，还得上溯到1926年的一段渊源。

1926年，陈毅从北京中法大学文学院毕业，担任着中共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党团书记，并经组织批准，担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委。这个特别市党部，是国共合作的缩影，其成员很有特点，国民党方面有吴稚晖、顾孟余，共产党方面是李大钊、张国焘、陈毅。

这年1月，陈毅“为了使列宁纪念能在善于反宣传的《晨报》上吐露一点消息”，将自己在列宁学会的一篇讲话稿《纪念列宁》寄给当时主编《晨报副刊》的诗人徐志摩。陈毅的这篇文章，是为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而作。它主要阐释了列宁对世界的意义，以及其对中国（尤其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影响。文章开头指出：

“列宁于一九二四一月二十一日逝世，到了现在恰两周年，值得我们纪念。”

“在这一年中的中国，国内的国民革命运动一天一天的高涨扩大，五卅运动的爆发，反奉战争的胜利，全国驱张要求国民政府的普遍，广东革命政府对内肃清反革命派、对外使香港成为荒岛，这些重要事件都是列宁主义在俄国得了胜利后所影响且为所促成。在这重要事件中尤其重要的是工农阶级表现了他的领导国内革命的力量，使一般敌人惊吓恐惧。而他自身更可称述的还在认识了他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所以他———工农阶级———得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之下取得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那就是他的领袖列宁生前所训练所指导的第三国际党的中国支部。这支部以列宁主义为武器，这一年间在中国从满洲里到广州使帝国主义损失。明白的说帝国主义进入中国八十多年到了现在———世界革命领袖列宁逝世的第二年———才受了大打击，至少丧失了一块久为他的殖民地的地盘。”

从上述文字不难看出，陈毅这篇稿子的内容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但对于列宁在中国的意义和作用，评价还是相当充分的，尤其在20世纪20年代，有这样清醒认识的人是不多的。

陈毅

徐志摩给大家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他的诗，以及那些风花雪月的故事。但在那个动荡时代，徐志摩也曾是怀揣着救国梦想渡海、以政论文章针砭时弊的青年。他曾说：“在24岁以前，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这位汉密尔顿，是美国开国元勋、首任财政部长。他是一位政治家、社会领袖。由此能看出徐志摩想做中国的社会领袖的欲望。徐志摩以汉密尔顿为目标，是想从经济入手来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为此，他还取了个英文名“汉密尔顿·徐”。

1918年11月，当一战胜利的消息传来，美国人涌上街头欢呼庆祝，发自肺腑地为国家骄傲。徐志摩初到异邦就旁观了这一幕，感触颇深。据《徐志摩传》的作者韩石山描述，“他与室友共同订立章程，发奋向学。章程的内容除了早起晚睡，多运动、多学习以外，还有每天7时朝会（激耻发心），傍晚面对祖国方向，高唱国歌。”

徐志摩在回国后的两三年间，更多的是以时政评论家的身份说话。早期徐志摩发声往往是寄文章去各种报纸杂志，在接办《晨报副刊》后，那里成了他的阵地。当时，担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北大教授罗文干被捕，激起了知识界的强烈不满。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辞呈，声援罗文干。初回国的徐志摩，带着满腔理想主义的勇气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写下了《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并发出了“无理想的民族必亡”的呐喊。

在那个爱国青年竞相寻找救国之路的时代，徐志摩有他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个理想显然是倾向于美国式的。因此，对于陈毅在投稿中谈列宁的观点，他并不赞同，立即给予回应，写出一篇长文《列宁忌日———谈革命》，发表在1924年１月21日的《晨报副刊》上。

徐志摩的长文以陈毅的稿子为引子，说：“我这里收到陈毅曲秋（按：曲秋为陈毅笔名）先生寄来的一篇油印的讲话稿……”“陈先生的，是一个鲜明的列宁主义信徒的论调。他肯定（一）列宁主义，或第三国际主义，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唯一的希望，打倒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唯一的武器；（二）中国共产党是间接受列宁孵育的；（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农工阶级的党；（四）国内国民革命运动是共产党，就是农工阶级，领袖指挥的；（五）因此，所有我们国民革命运动的成绩如上文列举的，直接是中国共产党的功劳，间接是俄国革命或列宁自身的灵感。”

接着，针对陈毅的观点，徐志摩指出，中国社会需要的是“觉悟”，是“警醒”，而不是昏迷的“邪梦”。他用了西方的一句名言：“认识你自己”，认为“这是所有个人努力与民族努力唯一的最后的目标”。这就为他后面的话埋下伏笔：“但自从马克思的发现以来，最时行的意识论不再是个人，不再是民族，而是阶级了。”

徐志摩

徐志摩对于列宁的判断，几乎跟当时的西方世界一个腔调，“他是一个理想的党魁，有思想，有手段，有决断。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他的话里有魔力。这就是他的危险性。”在文章中，徐志摩虽然承认列宁的伟大，但他的承认却多少有些“戏谑”，“他的伟大，有如耶稣的伟大，是不容否认的……他的精神竟可说弥漫在宇宙间，至少在百年内是决不会消散的。我却不希望他的主义传布。我怕他。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

当时尚不满30岁的徐志摩，在文章的最后，用高高在上的教导式口吻说道：“青年人，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要知道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这不是闹着玩的事情，不比趁热闹弄弄水弄弄火捣些小乱子是不在乎的。”

徐志摩有他的政治理想，而作为学运领袖的陈毅，其政治理想当然也是非常的坚定。

陈毅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因1921年10月参加进驻里昂大学的斗争，被法国政府以“过激党”的罪名，强行遣送回国。

经过多次斗争，北洋政府答应在北京中法大学开设一个专门班，接受这批回国学生。由各省政府资助官费入学。陈毅的大哥陈孟熙和好友金满城都入了学。但此时的陈毅尚在四川，因为常给《新蜀报》投稿，被社长漆南薰聘为《新蜀报》主笔。

在此期间，经蔡和森通信介绍，陈毅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陈毅写了一篇军阀部队残害民众的文章，触怒了四川军阀，杨森下了“礼送陈毅出境”的命令，要他“克日离川”。陈毅不得已，于1923年10月离开重庆，在万山红遍，西山红叶无限好的金秋时节，来到了北京中法大学，时年22岁。

青年陈毅

陈毅到京后，入学却受到了教务主任宋春舫的刁难。宋怕陈毅闹事，借口校舍已满，拒绝接收。陈毅只好去找住在附近“拙园”的李石曾，提出了充足的入学理由：第一，四川回国的35名学生中有陈毅的大名；第二，四川省政府拨有专款给学校。李石曾怕同学闹事，遂答应陈毅入学。

陈毅在中法大学学习文科，北京大学的教授范文澜、马叙伦、胡适等人也来讲课。陈毅偏爱哲学、文学、历史、法语等课。他在学习上刻苦努力，严肃认真。有一次胡适来讲演，题目是《谈谈读书和翻译》，强调翻译时要尊重原著，最后还念了一首顺口溜说：“多攒几个钱，少买几亩田，千万买部好字典，携它到天边，你若常常请教它，管保少丢几次脸。”

胡走后，陈毅对同学郭麟阁说：“胡博士劝我们买部好字典，要尊重原著，可是他自己却没有做到。我们都读过他译的《二渔夫》，他对这篇小说的题目也随心所欲地胡翻乱译，将‘朋友’译成了‘渔夫’，还谈什么尊重原著!”

后来，陈毅称自己听过徐志摩的课，大概也就是这个时候。

陈毅入中法大学不久，就由团转党，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又担任了中法大学支部书记。在这期间，陈毅多次领导北京的学生运动。1925年冬，陈毅从中法大学毕业，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革命工作中。

刚刚全身心投入革命的陈毅，对于徐志摩关于列宁的文章，这样的态度，这样的针锋相对，当然难以接受。他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以通信的形式，分五个部分全面而锐利地回答了徐志摩《谈革命》一文。

在“引子”部分，陈毅对徐志摩的文章作出一个定性：“我寄了一篇油印稿给徐志摩先生，为的使列宁纪念能在善于反宣传的《晨报》上吐露一点消息。果然引起了徐先生一篇《谈革命》的妙文，词旨渊懿，极尽讽刺挑拨之能事。”

陈毅非常尖锐地指出，徐志摩应该到工农群众中游学一次，至少会变更主张，或者共产或者不共产。否则，他就是“眼睛不顾事实，悬想一种应该怎样办的姿态来否认由经验而得来革命教训”陈毅认为徐志摩代表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当然要反对这样的主张，因此讥讽道：“可怜的人！坐在资产阶级的坟墓上，坏了你一世的聪明。”这一论断，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准，即便放到现在，也能完美适配到某些人身上。

针对徐志摩的告诫，陈毅指出：“‘青年人！不要轻易诅咒俄国革命，要知道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痛的一件事实’，……徐先生不要责备共产党人铁的心，铁的手，你且看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宝刀，与学士文人们的刻薄的刀笔罢。不要以为做文章是好玩的，以为趁热弄弄水弄弄火捣些小乱子是不在乎的。”陈毅这里几乎全用了徐志摩的语句，但意义全然成了反讽。陈毅言辞激烈的辩驳文章，刊于1926年２月４日《京报》副刊上。

当时的陈毅，不过25岁。而已经誉满文坛的徐志摩，也还不满30岁。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在为千疮百孔的中国找寻出路，这么多年过去，历史早已经证明，到底谁的理想更高远，更适合中国的国情。

在那次论战后不久，1926年3月12日，两艘日本军舰公然闯进大沽口，向守卫大沽口炮台的国民军开炮轰击，守军被迫还击.3月14日，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国民反日大会，愤怒声讨日军暴行。

3月16日，英、美、法、日、意、西、荷、比八国串通起来，对中国施加压力，向北京段祺瑞政府提画最后通裸，竟然要国民军在四十四小时内拆除天津到大沽口之间的防御工事，否则将强行拆除。

对于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北京人民和学生义愤填膺，陈毅获悉后立即来到东交民巷附近的党的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李大钊家，向李大钊谈了想法，主张给帝国主义以有力回击。3月16日晚，李大钊、陈毅等连夜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决定在3月18日举行一次群众大示威，督促段祺瑞政府和全国民众一致行动，驳回无理通谍，捍卫国家、民族的合法权益。

3月17日下午，陈毅带领六十七名代表到达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国务院进行交涉，被守卫队挡住，经再三交涉只准人进四个代表。陈毅四人进门后，强烈要求立即会见段执政和贾德耀总理，直到夜里十二点，国务院秘书邓汉祥才出来应付了一下。

3月18日上午十点钟，北京各界人民万余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声讨帝国主义强盗行径的大会，历时约两个小时，会后到执政府门前请愿。

群众队伍经东长安街、东单、东四等地向执政府所在地铁狮子胡同前进。李大钊、陈毅等走在最前面，沿途的群众排成了人墙，纷纷鼓掌，挥帽致敬。当队伍到达执政府门前时，执政府戒备森严，卫队端着上了刺刀的枪，五名代表携带大会决议，要求送进执政府，遭到卫队无理拒绝，群众忍无可忍，响起了愤努的口号。

就在此时，枪响了，一次有预谋的屠杀开始。.刽子手们用排枪、刺刀和棍棒，对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进行无情袭击。请愿队伍乱了，人们向胡同口外涌去，不料胡同口外早有伏兵，许多人中弹倒下。李大钊手背负伤，陈毅在枪响后，走在队伍最后掩护着群众，当他看见一个倒在血泊中的女学生，急忙把她送进了医院.

这场灭绝人性的屠杀，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陈毅惊险脱身，随后被党派往四川开展兵运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戎生涯。

这起惨案让徐志摩终是难抑愤怒，写下了《梅雪争春（纪念三一八）》。在他主持的《晨报副刊》上，闻一多、饶孟侃等人纷纷发表诗文谴责北洋政府的暴行。《晨报副刊》上的《诗刊》创刊号几乎成了“三一八”惨案纪念专号。

建国后，陈毅担任上海市长，十分重视与文艺界人士的往来。当他得知“师母”陆小曼生活艰难的情况后，感慨不已。后来在陈毅的关心下，陆小曼成为上海中国画院的一名画师，从而摆脱了生活困境。

在听闻陈毅安排陆小曼出来做事，有了稳定收入之后，在台湾的胡适潸然泪下，一是想念老友徐志摩，二是为陈毅的大度襟怀所感动。他说：“陈毅这人，很有人情味，……我胡适非常感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