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蒙蒙亮，北京西便门外的白云观响起清脆的梆子声。梆子一共敲五下，三下慢，两下快，一天开始了。

苦行道士默默地干活，除草、担水、洒扫殿堂、做早饭。过了一会，上层道士也起来了，梳头、洗脸、穿袍、戴冠、系绦，六点半钟板一敲，就要开始念经了。

诵经、修持、用膳，基本上就是道士的一天。生活在这里，人们还会生出无聊的欲望，还会想着对抗生活吗？

答案是会的。

白云观住持高仁峒就生出了不大不小的野心。

白云观虽是洞天胜地，树木繁茂，宁静悠远，却不够气派。殿宇年久失修，渗水漏风，不无残缺。光绪七年（1881），高仁峒接过白云观住持的大任。六年之后，白云观重修吕祖殿。大动土木数十日，白云观焕然一新，高仁峒不由得心生豪迈之情，在碑记中写道：“此本观数十年有志未逮之事。”

前人未能做到的事，在自己手里做到了，这是何等的荣耀。这座焕然一新的宫殿会在岁月的侵蚀下再度残破，但高仁峒这个名字必然会留在历史之中。

▲高仁峒画像。图源：北京白云观

白云观的历史非常悠久。1227 年，丘处机去世，葬于此地。此后，白云观成为全真龙门派第一祖庭。

在古代，城市是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贵族们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才有各种各样的生计，道士也不过是诸多职业中的一个。清朝以来，白云观一直试图讨好权贵、广结善缘。

重修吕祖殿，就是得到了二品命妇“董母素霍拉氏”的施舍。后来，吕祖殿修缮完毕，但是“一切彩画尚缺”，又有京西罗庄“耆公英舫、全公颐斋”二人出钱添彩画。可以说，正是贵族信众的支持，才成就了高仁峒的野心。

光绪十六年（1890），高仁峒又嫌白云观拥挤，缺少一个集会场所，于是修建云集山房。建成之后，亭台楼阁，假山池沼，花花草草，一应俱全。明面上，他强调要恪守清规，不要把此地当成公宴之地，扰乱了道门清净。实际上，这般优美的场所，自然是要吸引权贵前来游乐的。1892年，晚清大员豫师就曾在白云观宴请荣禄、李鸿藻、谭钟麟等大官要员。

修云集山房的钱是谁出的呢？宫里的太监刘诚印捐银一万五千两，董大老爷捐银两千两，增景堂张宅捐银两千两，孙七老爷捐银五百两，张大老爷捐银五百两。动辄成百上千的捐赠，再加上平日里的香火钱，可以想象，白云观拥有多么丰富的观产。据光绪十二年（1886）的碑刻可知，仅白云观的一个下院玉清观就有“田产四十四顷七十八亩三分”。

既然有了宏大的宫观，自然要多多传戒。

传戒是德高望重者将道教的戒律传授给普通道士的一种仪式。这是一项耗费巨大的活动。有人做过统计，在1807—1908年间，张合皓传戒1次，弟子108人；张教智传戒11次，弟子925人；郑至祥传戒3次，戒子246人；吕永震传戒1次，戒子10人；张圆璿传戒4次，戒子633名；孟永才传戒3次，戒子332名。而高仁峒传戒4次，戒子高达1599名。

为高仁峒传戒的前白云观住持张圆璿曾说过：“古人已往，沧桑迭变，举功德事业，岁月所不能留者，悉以碑志载其真，而听其湮没可乎？”白云观如此声势，岂能埋没？一代大师，岂能无名？

再幽深的园林，也敌不过人世的喧嚣。

白云观向来是北京城的热闹之地，尤其是在正月。白云观初一开庙，正月十九为燕九节，据说是因为丘处机生于正月十九。整个正月，白云观游人最多，僧道之徒，勋臣贵戚、贩夫走卒、士人游女络绎不绝。如潮的香客纷纷解囊，捐赠的香火钱，足够白云观小半年的花销。

相传，十九日那天晚上会有神仙降临白云观，游人遇见可以祛病延年，道士遇见可以羽化成仙。为了等待神仙，许多人留宿观中，男女混杂，还引起了卫道士的不满。当然，更多人醉翁之意不在酒，有老道骗取钱财，也有青年男女借机私会。

当时还流行一个风俗，名为打金钱眼。每当庙会开放时，道士会坐在石桥下，前面悬挂面盆大小的假铜钱，中间的洞孔悬挂铜铃，游人用铜钱抛掷，击中铜铃则预示新的一年吉祥顺利。每年正月，石桥前游人围得水泄不通，争相掷击，铿锵之声不绝于耳，使得桥下积钱累累。

历史似乎很难抵达白云观。光绪十五年（1889），慈禧太后搬出皇宫到颐和园去“颐养天年”，然而她和皇帝的冲突已无法避免；大洋彼岸的日本颁布了《明治宪法》，走出了向西方学习、但又稍显古怪的一步。五年之后，中日之战就会让一切天翻地覆。

而在白云观，有野心的人继续往上爬，百姓仍渴望与神仙相遇。历史的水面浪涛翻涌，可水底下依然是平静无波。

▲白云观庙会。图源：苏明强《白云观与近代北京社会》

高仁峒能够实现野心，少不了一个人的支持。他就是白云观背后的大金主——太监刘诚印。

刘诚印，小名多生，直隶人。他很小就当了太监，后为怡亲王所赏识，入选内侍，赐名增禄，字德印（亦有写为“得印”）。同治七年（1868），刘诚印入白云观，拜张圆璿为师。同治十年（1871），刘氏与高仁峒同时受戒。

太监与全真教发生关系，其实并不意外。为鉴明代之失，清朝太监不仅人数少，而且不自由。直到慈禧太后掌权时，封印才有所松动，太监得以接触权力。相比于身体的残缺，太监心灵的不独立更为严重。他们脱离家庭、社会，如何给自己的人生赋予意义？如何解决养老问题？

全真教刚好能解决这两个问题。前者自不必说。关于后者，太监往往聚在一起，筹钱建庙，确保有一个地方可以给自己养老送终。

皈依全真教后，刘诚印开创了霍山派，尊张圆璿为第一代宗师，自己则为第二代宗师。从此，太监有了自己的道派，而领袖就是刘诚印。《素云刘先师碑记》说，刘诚印“计共修寺观三十余所”，这些庙宇无疑都被改造成太监道士的道观。

同时，刘诚印向白云观捐了很多钱。据学者统计，刘诚印在1871—1890年间共捐银四万四千二百六十两，其中捐给白云观的就有两万余两。捐资建庙，让他得到太监们的拥戴；太监抱团，让他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在这群太监中，有许多我们非常熟悉的名字，比如李莲英、崔玉贵等。

一条通往宫廷的路就这样隐藏在白云观背后。高仁峒为白云观住持，与刘诚印为同戒戚友，故而结识李莲英等权监，通过他们可以与朝廷大员甚至慈禧本人打上交道。

关于高仁峒如何勾结内廷，野史有非常多记载。

《清稗类钞》里说，高仁峒与李莲英结为异姓兄弟，向慈禧献上神仙之术。慈禧十分信任他，任命其为总道教司，还委托他卖官鬻爵。于是达官贵人都让妻女认高为义父，来巴结他。参加《清史稿》编撰的金梁曾回忆道，高仁峒会点石成金之术，还曾献慈禧金丹，让太后老而不衰，健步如飞。

还有一则野史说，杭州某侍郎妻子十分漂亮，拜高仁峒为义父，后来，这位侍郎得到了广东学差。白云观里的房间十分精美，都是为官员妻女来夜宿而准备的。

清末进士郭则沄提到，义和团运动刚在北京兴起时，高仁峒出入端王府，向端王载漪介绍义和拳，还引见头目。端王一看表演，信以为真，便坚决支持义和团。

《北平旅行指南》曾提到，朝中权贵、宫中内侍大多寄名于白云观中为弟子，于是官吏全都奔走高门，视白云观为终南捷径。高仁峒一时声势煊赫，门庭若市。民初著名小说家陆士谔在《清朝秘史》里说，晚清一开始拟改革内阁官制，后来却改从州县入手——原来，高官们害怕大权旁落，于是走了高道士的门路，使得慈禧改了主意。

以上这些野史爆的料不少，但真实性要打上很大的折扣。比如，李莲英从未有过直接捐赠或协助白云观的举动。再比如，有人曾向慈禧举报燕九节妇女夜宿白云观，有伤风化，慈禧立马下令禁止。这些都说明，高仁峒与两者的关系并没有那么深。

▲李莲英。图源：网络

其实，高仁峒的角色更像是一个政治掮客。他不能使用权力，但可以提供通往权力的门路。

清末文人费行简记载了一事。庚子国变，慈禧出逃西安，有一个洋人从北京而来，出入荣禄府中，对外宣称是法国医生，为荣禄治病。一天，费行简碰见了那个洋人，旁边相随者是他的老相识孟怀。孟怀是天津俄文学堂学生，因此，费行简怀疑这个洋人是俄国人，孟怀是其翻译。

后来，孟怀告诉了费行简实情：西洋人为俄国使馆参赞，向荣禄提议，俄国愿全力保中国，只要中国将东三省利权让给俄国。孟怀还提到一件事，很早以前，俄国人就经由白云观高道士牵线，联系上了李莲英、荣禄。

野史虽然野，但对高道士的判断还是准确的：“神仙中人兼政治中人。”

1895年底，俄国人璞科第来到了北京。

璞科第是一个中国通，大学时专攻明史和满蒙史，因学位论文《明代东蒙古史》在俄国汉学界显露头角，受到外交部赏识。他曾去过五台山、辽东半岛考察，出版了不少作品。因此，华俄道胜银行把他派往远东，希望借助他的学识，打开中国的大门。

璞科第熟悉中国社会，知道如何找门路。据《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记载，在同清政府交涉租借旅顺口、大连湾过程中，璞科第曾向李鸿章、张荫桓行贿50万两。

来到北京后，璞科第很快找到了一条通往帝国实际掌权者的小路：白云观。当然，这样的政治交易必然是暗地里进行的，但总留有一些蛛丝马迹。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国变，清廷出逃。高仁峒见京城被蹂躏，百姓受苦，于是在城区八处设粥厂施粥，兼给衣物，收买人心。高道士亲自为此事撰写碑文：“庚子都门变起，事将隳废，李俭斋封翁慨然力任其难，与华俄银行总领事璞科第君等，筹集巨款，购置米粟于白云观并城市各区，分设粥厂八所，兼溥御寒冬衣之赐，都人士兵燹余生，藉免沟壑。”可见，璞科第也出资救济灾民。

此碑文还提到不少亲俄人士参与此次善举，由此可见璞科第关系网的一角。比如联芳，时任外务部左侍郎，早年曾署驻俄国公使馆参赞。又如塔克什纳（塔木庵方伯），曾随李鸿章赴俄签署《中俄密约》。著名外交官伍廷芳曾提到，朝廷内有一个俄国党专门为俄国辩护，其中就有此二人。

值得注意的是，伍廷芳是在与日本公使内田康哉密谈时提到此事的。这算不算是对外提供情报？朝廷里是否还有一个“日本党”？

1900年之后，日俄两国在东北问题上越来越针锋相对，之后更是爆发了一场战争，结果是日本胜利。当时，伍廷芳想要借助日本人的推荐，在朝廷晋升高官以改变时局。这也暴露了清末民初中国政坛非常尴尬的一点：这世上未必有那么多“卖国贼”，可没有外人的帮助，确实寸步难行。

▲伍廷芳。图源：网络

或许是通过伍廷芳的密信，日本外务省也注意到了白云观这条小路。光绪三十一年（1905），内田康哉向日本外务省呈递了《关于送呈有关白云观方丈高云峒情况之报告》，里面写道：“窃闻当地俄国公使馆利用白云观的方丈，操纵宫廷，需要查清实际上到底有如何关系、如何利用？若是如同世上所说，我方也试图运用此法，至少为了离间两者的关系，图谋接近该方丈。……现已渐有进展，以至与方丈高仁峒建立了亲密关系。且勿论今后进一步加强至密之交，亦拟通过方丈，与宫中的宦官交通往来，结成亲密的关系。”

通过日本档案，我们终于可以搞清楚高道士是如何进行政治交易的。

光绪三十年（1904），日本的一位翻译官岛川毅三郎穿上道服，走进了白云观。一开始只是参观，之后又与道士吃茶聊天，互赠礼物。很快，岛川毅三郎就发现了璞科第在白云观租用的后花园。

从日本人的报告看，高仁峒虽然长袖善舞，但受两国探子摆布，往往堕入圈套而不自知，很容易就泄露情报。但这也许正是政治掮客的生存之道：借他人之手，抬自己身价。

那年元宵，燕九节的狂欢刚过去不久，一位风尘仆仆的道士找到了高仁峒。这位道士刚从奉天回来，亲眼见证了日军的强悍，赶紧回来报信，请求高仁峒保护东北的道观。高道士立马与岛川毅三郎取得联系，请求其予以关照。日方卖了高仁峒一个人情，于是高仁峒对日方殷勤了起来。

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初九，高仁峒在东交民巷附近的太升堂酒家宴请日本使馆官员。当天阴雨连连，岛川毅三郎担心高道士不来了。他提前半个小时去酒馆点菜，却发现高道士已经到了。聊了半天，岛川毅三郎才知道这个酒家的老板竟是高道士，而像这样的密会场所，还不止一家。

酒桌上觥筹交错，高道士暗示道，此乃机密场所，可畅所欲言。岛川毅三郎想要在白云观也租一个后花园，高道士婉言相拒。

岛川毅三郎问道，为何不行，是不是和璞科第即将任职俄国公使有关？

高道士说，璞科第是知己，才能住在白云观。有一天，太后的弟弟桂祥带夫人来白云观进香，夫人在散步时偶然遇见了璞科第的夫人，两人相谈甚欢。后来，桂祥入宫谒见皇太后，说起夫人受其款待的情形，太后于是下令召见璞夫人。外界说璞科第与慈禧关系不错，专指此事，其他都是风言风语。

岛川毅三郎转而问道：太后和方丈关系如何？

高道士回答道，他为了读经出入宫中，得到太后的赏赐，习以为常。他深得太后之厚遇，又多得力于身在皇太后左右者。一开始，是太监总管刘诚印，后来则是李莲英、崔玉贵。不仅是崔、李总管，宫中太监几乎都是道士受戒者，基本上都是他的弟子。

岛川毅三郎一听，请求道士引见一下李总管、崔总管。高道士说十八日要去万寿山与二人相见，到时可以谈此事。

后来，日本应该是与李莲英搭上了线。高道士曾传达李莲英的话说：“日本和他国不同，共奉儒佛之教，从而理应对道教信仰甚笃。”

一场交锋下来，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滴水不漏。此时，高仁峒已经年过六旬了，可要说酒桌上的功夫，比之外交家也丝毫不逊色。

在北京的政治场，所有人都要学会借力打力。只不过，大人物想的是驱虎吞狼，列强想的是假道伐虢，高道士想的是浑水摸鱼。

高仁峒是1907年去世的。

从他出任白云观住持开始，中国经历了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国乱、清末新政等诸多堪称历史剧变的事件，国人的心灵也不知经历了多少次震荡。然而，这些并没有对他的生涯产生任何变化。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是那个有野心的道士。

要在北京做大做强，必须搞定宫廷。光绪三十三年（1907），白云观向宫里进贡海晏堂陈设、硬木福禄寿三星等九件。

要借情报抬高自己的地位。自太升堂酒家那顿饭之后，他又告诉了日本人许多事。比如李莲英是如何卖官鬻爵的，西太后对袁世凯态度如何，李莲英与袁世凯的矛盾，璞科第的现状，等等。

他十分支持庙产兴学，还曾提议在白云观办初级小学堂。就连《大公报》都夸赞道：“该道士亦可谓煞费苦心矣。”

高仁峒的继任者是弟子陈明霦。有人戏称：“因为高老道是创业之主，因机警过火，一意的竭尽心血，搜刮黄白，而不知既老以后尚有一个死字，故白云观在庙产及积蓄达于沸点时，而高老道的心血亦到竭绝之时，使用心机，奔忙一辈子，依然妙手空空，阖目长逝，并未享受清福一日，现成家产，完全落于陈明霦之手。”

▲民国时期的白云观。图源：苏明强《白云观与近代北京社会》

当然，时代的压力越来越大，有些事情不变不行了，但道士的生存智慧依然如故。

清朝没了，皇帝也没了，全真教却不能再自由下去了。1912年7月15日，陈明霦上书袁大总统，主张成立中央道教会。

旧权贵倒了，要开始结交新贵了。陈明霦上可与军阀江朝宗称兄道弟，中可与银行大股东交好，下可与伶界中人杨小楼往来。1913年，江朝宗所作《白云观陈毓坤方丈传戒碑记》中曾列出了赞助人名单，其中有军界14人，政界6人，绅士25人。

变化最小的，是燕九节。

每年正月，白云观前人山人海，等神仙的，打金钱眼的，私会的，各得其乐。有记者在白云观遇上了两位摩登男儿，“他们穿着俏皮的西式鞋子，整齐的长衫，却四肢匍匐，虔心地在那里叩头，真令人不知自己是究竟到了哪里！”

即便有人批判迷信，即便有人怒斥“发财的是他们，财神也是他们”，可善男信女的发财梦从不曾消失。

新旧交替的剧烈变动，以一种古怪的方式，被消解在了恒定的生活秩序中。它，总是可以悄无声息地抵抗时代的野心勃勃，历史的宏大叙事。

参考文献：

李养吾：《新编北京白云观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高万森：《清代北京的宫廷道士》，《宗教研究》，2012年第1期

付海晏：《北京白云观与晚清社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日本机密档案中的白云观与高道士》，《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1期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京师白云观与晚清外交》，《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2期

蔡鸿生：《璞科第与白云观高道士》，《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