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人对于西方列强绵绵不绝的仇恨中，有两个历史事件始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例证，成为诸多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历史心结。这就是“火烧圆明园”和“八国联军”。尤其是后者，由于战败后赔款之巨，受创之深，很多中国人在倍感耻辱的同时，几乎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国耻真实起因。这个在西方史书中称之为“中国解救远征”的事件，是无端受辱还是挑衅挨揍，理清事实对于今天的中国人非常重要。

一、 义和团的崛起

说到八国联军就不能不提义和团。在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根据《黄埔条约》《天津条约》，西方获得了在中国内地的传教权，大批传教士开始进入内地建教堂、发展信众。由于列强认为满清的司法体系野蛮落后不公正，导致传教士屡屡被杀，所以这些传教士还拥有“治外法权”——就是不接受满清的司法管辖。“治外法权”最初目的是为了保护传教士人身安全，但由于列强的强势，随后教会将用途扩大，教会在地方冲突中往往利用这个外交特权袒护教民，所以教民亦籍此获得特权。

在官民关系中一直处于绝对弱势的普通民众，信了洋教就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庇护，大家自然趋之若鹜。这种差异，既让负责治理的地方官员、士绅感到受到威胁，也让仇视洋教的民众不满。特别是洋教带来的“不拜祖宗、不缠足、不纳妾、兴西医、重教育”等新思想，对于尚未开化的社会环境而言，冲击尤大，引发了诸多利益上的冲突，史称“教案”。从1840年至1900年，中国各地共发生教案400余起，有愈演愈烈之势。底层民众因为宗教信仰带来的利益差别，势同水火。

而对基督教的一知半解和妖魔化，导致仇外、排外的心态逐渐蔓延。比如号称中国第一本睁眼看世界的书籍——魏源的《海国图志》，不仅地理知识介绍一塌糊涂、错漏百出，而且完全没有摆脱“上邦大国”看蛮夷的心态，把传教士描述成妖术惑众的恶魔，入教需要吞药试术，有病不治，专门挖中国人的眼睛来炼银等等。这本书因为官方加持，在鸦片战争后流传甚广，可以说不仅没有开阔国人眼界，反而让误会更深。

倒是另外一本非常客观、准确的书籍，由曾经主持厦门、福州两口通商通行事宜的徐继畬撰写的《瀛寰志略》，开创性的用平等的眼光看各国，率先突破根深蒂固的上邦意识和华夷观念，对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持有正面认知。特别是徐继畬关于美国国父华盛顿的评价——“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可以说完全是一个现代人的眼光，至今被镌刻在华盛顿纪念碑。但正因为《瀛寰志略》太超前，导致国人很难接受，骂声一片。满清官员甚至以“夸张外夷”“汉奸”等罪名弹劾徐继畬。

正是这种愚昧导致的仇恨，使得一些底层打着排外旗号的秘密社团趁势崛起。1894年，山东曹县、单县一带兴起了一个民间武术组织，其成员练武时喜欢在场内横置大刀一口，故名“大刀会”。主要练习的东西就是所谓的“金钟罩”硬气功。夹杂吞符念咒等巫术，宣称可以神灵护卫、刀枪不入。

大刀会本来是充当官府的打手，干一些官府不愿出面的脏活，以此获得生存的默许。在教案冲突中，大刀会开始集中火力反对洋教，并公开演变成专门针对教民的烧杀掳掠。在德国和法国公使的压力下，山东巡抚李秉衡被迫于1896年7月擒杀了大刀会首领。大刀会就此沉寂，但它点燃的仇外排外的风潮，却在民间的愈演愈烈——1897年11月，山东曹州两名德国神父被杀，导致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李秉衡随即被革职。

在内外交困下，山东地方官员觉得洋人比小毛贼对清朝统治的威胁更为严重，所以下定决心利用民间的力量来达到与洋人抗衡的目的。面对大刀会后遍地开花的民间组织，山东巡抚张汝梅曾在1898年6月写给清廷的奏章中，提出了“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的建议，将拳民编入乡团，得到了清廷的默许。在官方的鼓动下，1898年10月，山东冠县的一个拳師赵三多把自己的门派“梅花拳”改名“义和拳”，首次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带领手下攻打基督宗教教堂，杀死教民。

在山东当局的刻意纵容下，对于此类暴乱只是抓为首的装装样子，导致迅速蔓延，山东各地有样学样，迅速兴起了一种称之为“神拳”的拳场，“神拳”分别借用大刀会的“金钟罩”、“降神附体”，义和拳“扶清灭洋”“刀枪不入”的理念，在首领朱红灯和的带领下，形成了一个新的团体，声势浩大。朱红灯学习赵三多，随后将“神拳”更名为“义和拳”。

在随后的劫掠中，义和拳屡屡使用义和团的称号。义和团就此登上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