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中国历史上唯一正统的女皇帝，她的统治一直备受争议。

然而，过去的研究多从男性视角出发，缺乏女性主义的解读。

从宫女到太后，从太后到皇帝，武则天是如何一步步踏入的最高统治的权力之路的?

在父权制控制的封建社会，女性是从属性的存在，她们的人格受贬低、发展遭到抑制。

然而，当自由之光渗透进父权制的裂缝时，亦曾开出旷世奇葩———武则天。

自20世纪中叶以来，我国有关武则天的研究非常丰富，但遗憾的是，既有研究中女性主义视角不足。

早在20世纪90年代，便有人指出，“尽管曾有史学家、剧作家为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翻过案或塑造过‘矫枉过正’的武则天形象”。

“但无论是学术界还是评论界，审视和评价武则天的依然是男性视角和双重价值标准而缺乏女性意识”。

如今，有关武则天的性别意识和武则天对同期女性的影响的研究虽然已经出现，但细致、系统、基于女性主义视角的研究仍然罕见。

关于武则天何以成为国家掌权者，或是认为武则天的出现只是孤立现象，并没有明显的前因后果；

或是用宗教和迷信为武则天掌权附上神秘的色彩。

实际上，对孤立性的强调和基于神秘主义的阐释都不尽合理。

武则天的出现既不是无迹可寻，亦非只能够求教于宗教和迷信，而是多种因素耦 合作用的结果。

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为武则天的出现提供了土壤；

父母特殊的培养是孕育武则天的摇篮。

袁天纲相面得出的“女主天下”之说，是父母改变对武则天的性别角色定位和武则天披荆斩棘登上皇位的助推剂。

夹缝中的自由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性’社会。”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中，女性的自我意识才会如此强烈，进而有条件孕育出武则天这样“离经 叛道”的女性。

在武则天生长的唐初社会，“儒教的衰微、‘胡风’盛行等种种原因，使得唐朝形成了它特有的‘闺门不肃’、礼教不兴的状况”。

就儒学而言这或许是劫难，对唐朝女性来说却是莫大的幸运。

这时，附加在女子身上的禁锢大为松弛，男性中心的道德观被弱化，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她们拥有了更多的自由。

封建礼法的相对松弛，从多方面改变了唐朝女性的生活。

一是她们在婚姻家庭上获得了更多自由。

她们敢于追求爱情，贞操观念相对淡薄。

二是社交活动增多。女性可以公开或单独与异性交往，同席共饮、戏谑谈笑， 或书信往来、诗词相赠。

她们喜好“胡服骑射”“衣男子衣而靴”“露鬓驰骋”，经常参加打球、射猎等体育活动。

三是贵妇干政蔚然成风。

在处于鼎盛时期的百余年里，唐朝近半数时间是由贵族女性控制的。

后妃干政在中国古代常见，但多出现在皇帝年幼或多病时，唐朝则非如此。

唐时即便精 明强干的君主在位，后妃辅政也常见，公主中亦出现了一批积极参政的女子。

唐代宫廷女性求权之心炽盛，她们对权力的争取似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历史发展经验的启示是———时势造英雄，伟大人物多是时代和环境共同造就的，女皇武则天的出现亦如此。

在封建父权制牢固束缚的时代，女性处于集体沉默状态。

但这种沉默多是被迫的，当束缚她们的礼教有些许松动时，女性则迅速挣脱，甚至以一种求偿的心态，奋力寻求曾失去的东西。

在挣脱牢笼、寻求自由的女性中一般会出现少数突出者。

她们在表现上与所处的社会格格不入，但实际上她们却是时代和环境共同塑造的结果，对她们的阐释需要融入大背景。

就此，武则天的出现非偶然事件。

由此形成的开放社会风气为唐朝女性提供了难得的自由空间，亦在召唤武则天出场。

父亲男性化的培养

无论是基于父权制对女儿的管控，还是出于人性本能对女儿的爱，父亲在女儿的生命历程中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要搞清楚武则天何以具有超前的性别意识，破关斩将登上男性把持的皇帝宝座，不能忽视其父亲武士彟的影响。

武士彟原系山西木材富商，一生好学进取，政治上发迹于李渊起兵。

武士彟虽为商人，但未受商人固有之自私、唯利是图、精明狡猾、投机钻营等“劣根性”的钳制，其具有的“廉俭”“忠节”等良好品性为他更好地培养武则天奠定了基础。

尤为重要的是，改变武士彟对待武则天态度的袁天纲相面事件。

贞观元年（627年），武士彟担任利州都督，袁天纲赴京途经利州。袁天纲到武士彟家中，见其妻杨氏说，“唯夫人骨法，必生贵子”。

在给二子、一女相面后，乳母抱出着男服的武则天，袁天纲道，“此郎君子神色爽徹，不可易知， 试令看行”。后大惊，“此郎君子龙睛凤颈，贵人之极也”。 转侧视之，又惊“必若是女，实不可窥测， 后当为天下之主矣”。

这里流露出一个重要信息———“武后时衣男子之服”。 如果说此时少女喜着男装是自主选择之果，作为3岁小儿的武则天着男服就是父母性别意识的直观反映。

蕴含其中的信息有二：一是武士彟有超前的性别意识，混同的性别观念使他认为男女皆一样，女儿可着男装， 儿子亦可着女装；二是武士彟的“求偿心理”让他把本为女儿的武则天视作男孩对待，故着男服。

无论出于哪种理由，都显示出武士彟具有在封建父权制相对松弛的环境中培养出女性国家统治者 的积极性别意识。

“关于武则天的童年生活，正史上记载不多，可以确知的是武士彟无论到哪里上任，都会把她带在身边，跑遍了小半个中国。”孩童时武则天涉足之处，后来都留下喜闻乐见的传说。

这些具有神话色彩甚至夸大的故事性叙事固然不足为信，但可从侧面反映出幼年武则天深受武士彟宠爱。

这种宠爱不仅是传统的父亲对女儿的爱，更类似于父亲对儿子或继承人的培养，这使幼年武则天开阔了视野，学习了基本的面向男性掌握的政治社会公领域的处世之道。

在当时封建父权制社会的背景下，武父对武则天男性化的培养方式就应被看作是有价值的超前之举。

母亲积极性别意识的影响

在那些走出家庭、获得显著成就之女性的身后通常存在着一位伟大的母亲，女皇武则天也不例外。

有关武则天母亲———杨氏的史料记载不多，按照袁天纲相面得出的说法，“唯夫人骨法，必生贵子”，杨氏本身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子。

“杨氏出自弘农。弘农杨氏打从东汉年间出了号称‘关西孔子’的杨震后，成为名门。”这说明杨氏拥有高贵的血统。

“杨氏既为高门贵女，颇具北朝女子精明强干、大胆泼辣之风，喜诗书，善属文。”在学识、才情和性格方面，杨氏亦不同于一般女子。

据“咸亨元年（670年）八月二日，崩于九成宫之山第，春秋九十有二”推测，杨氏结婚时至少已42岁。

将之解释为“父来不及为她寻得佳婿就撒手人寰，接着天下鼎沸，隋朝灭亡，岁月蹉跎，好不容易熬到唐朝建立，天下初安，杨氏才得以由唐高祖主婚，嫁给武士彟” 不尽合理。

即便一般人家，父母死后，闺中女儿的婚姻亦会由其他尊长主导，更何况出身贵族的杨氏。

杨氏结婚是唐后至少3年以上，此时再认为政治和社会因素导致杨氏晚婚亦显牵强。另外，杨氏嫁给武士彟系高祖指婚。

若非如此，已逾不惑之年的杨氏何时完婚，有无终身不婚的可能，是仅用现实因素无法解释的。

真正的原因在于，杨氏拥有一定程度的反抗封建婚姻礼教的精神，这样一位不甘封建礼教束缚的母亲必然会在各方面对女儿产生影响。

另外，笃信佛教为杨氏相信袁天纲相面的说法、改变对武则天的性别观念和培养方式奠定了重要的心理基础。

在唐朝，佛道关系复杂。道教通过“援佛入道” 以完善理论建设。玄、佛、道之间的微妙关系，为杨氏相信“ 女主天下”之说提供了现实条件。

自此以后，始终持守佛教信仰的杨氏会相信女儿终将成为掌权者的预言，至少她对女儿必定与众不同的说法是深信不疑的。

在武则天争宠夺嫡的关键时期，杨氏通过积极行动给女儿提供支持，亦表明她对女儿将成为皇帝的确信。

“女主天下”的内心确信

袁天纲相面时，武则天虽为3岁小儿，但随着慢慢长大，无论是从父亲还是他人言语中，幼年武则天都知悉“女主天下”之说，是可以确定的。

加之，父母对自己特殊的培养方式，强化了武则天对“女主天下”的认同。

随着内心认同而来的是对自身定位的改变，即武则天相信自己的命运有别于其他女性皇帝妃嫔，她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女主天下”的预言。

武则天在贞观十一年（637年）入宫时，母亲流泪告别，她坦然答道，“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

武则天表现出的异常冷静态度可解释为，在相面之说的指引下，她对进宫有必然的预期，或早已作好入宫准备。

进宫十余年里，她的品级未获升迁。太宗驾崩后，其更被迫出家感业寺。若将这些遭遇置于任一其他妃嫔身上，命运的沉浮将把她们伤得体无完肤，又有谁会再抗争。

在暗无天日的岁月里，武则天或怀疑过“女主天下”之说的真实性，但经过艰难的内心争斗后，她还是相信“天命在我”“天地之间一定有神秘力量的存在，帮助自己取得非凡成就”。

基于幼年和入宫初年的不幸经历，将武则天“想象成为单纯由戾气凝结而成的怪胎”的观点，不足以阐释她隐忍数十年，经过艰难险阻，最后登上至尊皇位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