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青出征匈奴七战七捷、收复河套、痛击单于，在历史上被公认为民族英雄！

卫青首次出征匈奴是元光五年（即前130年），卫青为车骑将军，从上谷出发，直捣茏城取得大捷。

而汉武帝首次对匈奴开战却是元光元年（即前134年），史称马邑设伏。汉武帝听取了王恢的建议，在雁门关马邑山谷设伏击圈引诱匈奴偷袭，然后派李广、王恢、李息、公孙贺、韩安国等五路大将，率领大约三十余万兵马，准备在马邑伏击单于。此次伏击由韩安国统率诸军。

可惜，伏击圈外既无放牧牛羊，也没有耕种的农民，引起单于怀疑而撤退，导致此战无功而返。事后，汉武帝下令诛杀王恢以谢天下。

而此次马邑设伏存在诸多未解之谜：其一，卫青为何未能领兵上阵；其二，“主和派”韩安国为何统率五路大军；其三，“策谋者”王恢又为何成了“替罪羊”……参照《卫将军骠骑列传》、《匈奴列传》、《李将军列传》、《韩长孺列传》等从中寻找历史的答案。

“汉使马邑下人聂翁壹奸兰出物与匈奴交，佯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朝廷派马邑城附近的聂翁壹，擅自出入关塞，违反禁令与匈奴交易，假装出卖马邑城以引诱单于。

在《韩长孺列传》中明确此年为“元光元年”，即前134年。“其明年，则元光元年”，“其明年”是承接此前而言，即前135年，也就是“建元六年”。

那么，建元六年发生何事？

“建元六年，武安侯为丞相，安国为御史大夫”——前135年，武安侯田蚡任丞相，同时韩安国提拔为御史大夫。

紧接着又是一件大事，“匈奴来请和亲，天子下议”——匈奴主动来请求与汉朝和亲，汉武帝让大臣们讨论。

群臣争讨激烈，分成了两派主战派与主和派：

“大行王恢，燕人也，数为边吏，习知胡事”——王恢出身燕地，历任边防官吏，十分熟悉匈奴之事。所以，主张“不如勿许，兴兵击之”。

而御史大夫韩安国认为：战胜了匈奴土地不适合耕种，俘虏匈奴人也不会干杂役；且匈奴兵强马壮，四处迁徙，未必能够战胜。所以，主张“击之不便（利），不如和亲”。

其实，汉武帝内心希望对匈奴一战。毕竟，从太爷爷刘邦时就屈辱“和亲”，汉武帝若要继续忍受屈辱，又何必让群臣讨论多此一举？

同年还有一件大事值得注意。“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崩”（《魏其武安侯列传》）。因为窦太后去世，汉武帝才免去了丞相许昌、御史大夫庄青翟，继而田蚡、韩安国接任。

建元元年（即前140年），汉武帝初即位，就免去了汉景帝留任的丞相卫绾、御史大夫直不疑，而任命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

窦婴、田蚡、赵绾“俱好儒术”，而“太后好黄、老之言”，思想观念相左从而引发了政治冲突，“是以窦太后滋不悦魏其等”。当“赵绾请无奏事东宫”——东宫为窦太后居所，赵绾怂恿汉武帝不要事事向窦太后请示汇报。

“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汉武帝新搭建的班子一下子被推翻了，建元二年许昌、庄青翟上台。这意味着窦太后在世时，汉武帝并未实际掌权。

“群臣议者多附安国，于是上许和亲”——参与议论的多数朝臣附和韩安国和亲政策，汉武帝无奈同意了继续屈辱和亲。窦太后已死，汉武帝再次掌权，仍不敢轻易违拗造次。

“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汉武帝即位后，与匈奴重新申明和亲政策，并给与匈奴优厚的待遇，开通边关市场，提供充足的物品供应。

“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亲汉”是指喜欢汉朝的物品，而不是对汉朝表示亲近。匈奴人羡慕汉朝的物产，所以经常往来于汉匈边境掳掠。

从《匈奴列传》来看，汉武帝即位之后，汉匈之间维持和亲，然而匈奴依然进犯边境，掳掠百姓。所以，建元六年，汉武帝重新掌权，再次面临匈奴入侵困扰。

“雁门马邑豪聂翁壹因大行王恢言上”，马邑城为雁门关附近的关塞，聂翁壹是马邑城的地方首领。聂翁壹通过王恢向汉武帝汇报了一个计划。

“大行”是官职，掌管接待宾客和少数民族事务。所以，聂翁壹通过王恢汇报想法，算是职能对口。建元六年，汉武帝刚同意继续和亲，次年就同意了聂翁壹谋划的伏击战，再次说明汉武帝迫切希望与匈奴一战。

“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王恢向汉武帝汇报了聂翁壹的构思，匈奴刚刚跟大汉联姻和亲，暂时相信边境老百姓，可以用利益诱惑单于。

“阴使聂翁壹为间，亡入匈奴”——汉武帝便暗中派聂翁壹为间谍，潜入了匈奴。

聂翁壹跟单于说，“我能杀掉马邑城的县令、县丞等一众官员，全城向您投降，金银财宝都将是您的了。”

“单于爱信之，以为然，许聂翁壹”——单于轻易地相信了谎话连篇的聂翁壹，并同意内外互应拿下马邑城。并非单于头脑简单，而是聂翁壹所说利诱太丰厚，关市交易或者掳掠，能比攻城抢夺得多嘛。

“聂翁壹乃还，诈斩死罪囚，县（通“悬”）其头马邑城”——聂翁壹于是返回马邑城，从牢狱中找了几个死刑犯，砍下来他们的脑袋悬挂在城墙上。“示单于使者为信”——以此向单于信使发出的信号：马邑城长官被杀，可速速发兵。

“于是单于穿塞十余万骑，入武州（山西左云县）塞”——于是单于信以为真，亲自率领十万铁骑越过长城，进入了武州塞。

关于聂翁壹引诱匈奴单于的细节，在《韩长孺列传》中记叙详尽，而在《匈奴列传》、《李将军列传》仅一笔带过。

建元六年（前135年）到元光元年（前134年），一年之内汉武帝对匈奴政策陡然转变，说明对匈奴用兵迫在眉睫。

“当是时，汉伏兵车骑材官三十余万，匿马邑旁谷中”——当时，汉武帝派出三十万大军，埋伏在马邑城旁边的山谷中。

“材官”，《古代汉语词典》解释为秦汉始置的一种地方预备兵兵种。这意味着三十万伏击大军并非精兵强将。

“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李广、公孙贺、王恢、李息四大将领各自率领一支队伍。除王恢外，其余三位多次跟随卫青出征。

“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诸将皆属护军”——韩安国为护军将军，统率指挥伏击大军。在《匈奴列传》中记载为：“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护四将军以伏单于”。其中，“属”，意思为隶属；“护”，解释为统辖、统率。

马邑伏击战两个问题值得考虑：其一，三十万大军出动，如何做到保密？其二，主和派韩安国为何成了统帅？

马邑伏击战，汉武帝当然希望一举成功围歼匈奴。毕竟，统帅韩安国既参与过前154年平叛吴楚叛乱，又曾于前135年领兵征讨闽越，两次大战均获胜利。

然而，韩安国并不非汉武帝亲信。

在汉景帝时，韩安国是梁孝王刘武的得力助手。吴楚叛乱时，率军抗击叛军；梁孝王请求成为景帝继嗣之位，再次救梁孝王不死。

建元年间，田蚡任太尉，韩安国通过贿赂拜在田蚡门下，继而攀附上王太后王娡。所以，征讨闽越之后，韩安国从大农提升为御史大夫。韩安国在朝堂上主张和亲，能得到大多数朝臣拥护或与此有关。

窦太后虽死，汉武帝并未全面接掌大权，以田蚡为代言的王太后把持了朝政。司马迁在《魏其武安列传》中如此记录，“当是时，丞相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这意味着丞相田蚡把控着大汉决策权和人事权！

“孝武元光元年中，以为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关见卫将军”，从《主父偃列传》来看，主父偃投奔卫青时，卫青已成为将军。“元光元年”，即前134年，马邑伏击战当年。

汉武帝有意保护卫青而不让参战，任命主和派韩安国统率大军，其目的有二：成功，则主张和亲的决策是错误；失败，则败军之将夺爵免官，甚至杀头谢罪。

所以说，马邑伏击战实际是朝堂斗争的延伸。

“单于入汉长城武州塞”——单于率领十万骑兵轻松跨越长城，进入了武州塞。

“未至马邑百余里，行掠虏”——在距离马邑城百余里，单于就纵容手下一边行军，一边掳掠、抢劫。聂翁壹可谓摸清了匈奴的秉性——“贪马邑财物”。

匈奴虽然贪婪残暴，但警惕性还是蛮高的。“徒见畜牧于野，不见一人”——行军所过，野外只见到处是牛羊，却不见一个放牧的人。

“单于怪之”——空旷的田野引起了单于怀疑。

“攻烽燧，得武州尉史”，“烽燧”是古代边境报警的烟火，此指边境烽火台。单于下令攻打边境的一个烽火台，活捉了一个“武州尉史”。此“史”是武州尉的下属。

“欲刺（探问）问尉史”——还未严刑拷打，尉史就将伏击谋划和盘托出了：“汉兵数十万伏（埋伏）马邑下（附近）”。边塞尉史都知道伏击计划，再次说明马邑战没有做好保密措施。

在《匈奴列传》中这个尉史被单于尊为“天王”，类似于上天派来的神。然而，司马迁并不认为伏击战失败是“尉史”之错，否则其姓名肯定会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是时雁门尉史行徼，见寇，葆此亭”——当时，这个尉史是雁门太守下属，正在按惯例巡察边境。当看到浩浩荡荡的匈奴大军，就跑进了烽火台据守。

岂料，匈奴在疑虑中不再前进，而是转身攻打烽火台，尉史就这样被活捉了。

“欲杀之，尉史乃告单于汉兵所居”——单于准备杀掉尉史算逑，尉史贪生怕死主动招供汉兵埋伏地点以换取小命。

“单于大惊曰：‘吾固疑之’”——尉史说马邑附近埋伏了数十万汉兵，单于被吓出一身冷汗，我本来也有所怀疑。于是，单于带着匈奴骑兵赶紧撤离了。逃出长城之后，单于感慨道：“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你）言。”

尉史不仅知道伏兵数量，也知晓伏击地点，再次证明马邑设伏未做任何保密措施！

“约单于入马邑而汉兵纵发，王恢、李息、李广别从代主击其辎重”——埋伏在马邑附近的汉军约定单于进入伏击圈全线出击。王恢、李息、李广另外从代郡集中阻击匈奴的军需辎重。

从此判断，韩安国与公孙贺在马邑山谷埋伏，而王恢等三名将军负责包抄匈奴后路。

“塞下传言单于已引去”——塞下传来消息单于已带兵撤退，汉军估计从马邑追赶无法追上就撤兵了。

马邑伏击战，无果而终。

“王恢等兵三万，闻单于不与汉合，度往击辎重，必与单于精兵战，汉兵势必败。则以便宜罢兵，皆无功”——在匈奴撤退中，王恢、李息、李广率领三万士兵，当听说单于并未与汉兵交战，估计截击匈奴辎重，肯定会遭遇单于的精兵，而结局肯定会失败。于是，王恢根据实际形势，权衡利害，而自行决定收兵。

伏击战无功而返，汉武帝原本打算惩治韩安国，岂料韩安国设伏远离匈奴大军。所以，汉武帝只能将怒火发泄到王恢身上。“不出击单于辎重，擅引兵罢也”——未主动出击匈奴辎重车辆，擅自带兵撤回，汉武帝认为王恢这是畏敌惧战。

岂料，王恢竟狡辩：“截击匈奴辎重，必将自取其辱；不与匈奴交战，可以保全三万将士。”

汉武帝本来心中不满，现在王恢又狡辩拱火，“于是下恢廷尉”——将王恢交由廷尉审理。“廷尉当恢逗桡，当斩”——廷尉审理后，判决王恢曲行避敌、观望不前，应当斩首。

“恢私行千金丞相蚡”——王恢偷偷地向田蚡行贿千金。“蚡不敢言上，而言于太后”——田蚡不敢向汉武帝说情，就通过王太后讲情。

“王恢首造马邑事，今不成而诛恢，是为匈奴报仇也”，岂料田蚡替王恢求情反而成了催死符。汉武帝给王太后请安时，王太后转述田蚡的话，“王恢首倡马邑设伏，如今没有成功就斩杀王恢，这等于替匈奴报仇啊。”

上曰：“首为马邑事者，恢也。故发天下兵数十万，从其言，为此。且纵单于不可得，恢所部击其辎重，犹颇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于是恢闻之，乃自杀。——《史记·韩长孺列传》

汉武帝回答：“王恢倡导马邑设伏，所以听从他的建议派兵数十万。但是，放任单于撤退逃跑的也是王恢，如果王恢率兵截击匈奴辎重，或许仍有所成功。不杀王恢，没有办法向天下人交代。”

马邑设伏失败，为何归咎于部将王恢，而不是主将韩安国呢？

首先，对于汉武帝的批评，王恢应虚心接受，而不是辩解；其次，王恢下狱，不应行贿田蚡，将自己绑在外戚的阵营，这又是逆鳞之举。

主帅韩安国本应承担失败的主要责任，而埋伏在马邑的韩安国免责。而负责截击辎重的王恢本有机会一战，然而为保全士卒却未能主动出击，于是王恢成了失败的焦点。

田蚡与窦婴外戚之间争权夺利，最终双方两败俱伤，汉武帝得“渔翁利”。元光四年十月，引发窦婴、田蚡争斗的灌夫“弃市”；十二月末，魏其侯窦婴“弃市”；“其春，武安侯病”——当年三月，田蚡精神失常，“竟死”——最终也死了。

元光四年，即公元前130年。当时，汉朝沿袭了秦朝历法，以十月为岁首。所以，灌夫、窦婴、田蚡死于同年。

御史大夫韩安国在田蚡死后，本有望从御史大夫升任丞相，岂料为汉武帝前导时突发意外车祸摔瘸了腿，无奈病休了数月。

当韩安国重返岗位时，从御史大夫贬为中尉，又平调为卫尉。而卫青出征匈奴获胜越来越受器重，韩安国则被“斥疏，下迁”。在渔阳驻扎又遭匈奴战败，继而被贬到偏远的右北平，成为李广的手下。元朔二年（即前127年），韩安国郁郁而终，呕血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