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武帝刘裕，是南朝刘宋开国君主，对内平定孙恩起义，消灭桓楚、西蜀及卢循、刘毅、司马休之等割据、反抗势力，使南方出现百年未有的统一局面；对外消灭南燕、后秦等国，降服仇池，又以却月阵大破北魏铁骑，收复淮北、山东、河南、关中等地，光复洛阳、长安两都，420年，刘裕代晋自立，定都建康，国号“宋”，那么，身为楚元王刘交的二十二世孙，具有汉室血统的刘裕称帝后为什么国号不是汉而是宋呢？

从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大汉帝国彻底终结起算，曾经创造了第一次大一统辉煌的大汉，在刘裕代晋之时，已然灭亡了整整200年，即使算上蜀汉，从蜀汉灭亡到刘裕代晋，也已过去了157年。

而且，此时还有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来自匈奴屠各部并冒领匈奴单于世家身份的刘渊，以及刘渊刘聪所代表的那个屠各汉国，以晋朝仇家的身份，高举了西汉、东汉、蜀汉的“汉认同”，虽然随着刘曜改赵、石勒王赵的变化而终结，但灭西晋者，再怎么着，也是顶着“大汉”旗号的。

也就是说，距离刘裕一个世纪前的刘渊刘聪，已经把“汉”这个名号，给“污染”掉了，理论上是接受晋朝禅让的刘裕，自然要考虑一个有政治污点的“汉”名号，还值不值得他援引姓氏用为国号了。

另外，此时的情形，不是刘秀在莽新建国一二十年后重建东汉帝国，也不是刘备在曹丕代汉后一两年便以偏霸之姿重建季汉政权，更不是刘渊在汉帝国灭亡84年后再建“汉国”政权那样的“汉威未远”，而是“人心去汉日久”的全新局面。

早在汉末“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便极其夸张地流传了起来，北方政权中，频频出现“以魏为号”、“以魏之名”的政权，诸如曹魏、冉魏、翟魏、北魏等，而且石虎也曾在篡位称帝前自居“魏王”。

刘裕代晋建宋之时，北方正是北魏国力开始含蓄上升的时期，既然北方已经有了一个“魏”，刘裕便不能再用“魏”的名号，而且“汉”已经被“代汉者当涂高”之谶语“压制”，在已经有了一个应谶的“魏”政权的前提下，刘裕当然也不能称“汉”了。

虽然这是一种迷信理论，但自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的六百年时间，谶纬之术是被以刘秀为首的一代代朝廷所正式承认的一门官方理论。

另外，刘裕并不是高帝刘邦子孙，他是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的后裔，不是宗嗣，从传统宗法视角而言，与汉帝头衔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对于汉朝来说，他没有法理继承权。

而且如果国号叫汉，那么意味着他所成立的国家法理上承于东汉，至少是蜀汉一系，也就是说，在这个国家里，法统继承世系为西汉-东汉-蜀汉-刘裕那个汉，即为宣布两晋为伪逆政权，这要东晋故民怎么想？

另外魏晋南北朝的人很注重“出身之地”，汉世封爵，并不与受封者故乡有太大关系，但到了西晋时，封爵与受封者故乡的关联性便极强了。

异姓封爵，郡公以上，无特殊情况则必授人以“出身”之郡，甚至曹魏之魏、司马晋之晋，亦是循出身之地而称号，曹操谯人，立国河北，兼有此两地者魏国，且带喊着当涂高，魏是雅号，河内司马，世居晋地，且带喊着当涂高，晋是良名。

于是彭城刘裕，不用汉号，则用春秋战国时彭城归属国之号为宜，这时候最恰当的，其实是“楚”国一号，刘邦全家，楚人也；刘裕，楚元王之后也，以楚为号，则可谓上承于太公，幼子守灶。

可惜刘裕刚刚打死一个代晋立楚的桓氏，不好自己把楚又立起来。那自然只能用占过彭城的宋国为号了。刘裕郡公以上爵位有豫章郡公、宋公、宋王，其中豫章郡公乃特殊情况，因为彭城郡当时在别人手里，史实见刘裕招彭城内史事，然而在义熙十一年（415年）时，刘裕硬是在彭城郡国里挖出个彭城县国，让刘义隆当彭城县公，足见当时刘家还是很看重“出身之地”彭城的。

之后的宋国干脆以彭城、沛、山阳等郡作成，刘裕想要承接刘太公之统的心思昭然若揭，其对出身之地彭城郡的重视亦足见，宋之立号之无奈同样可以被发现。

所以，对于刘裕而言，启用义熙年间自己称公称王时的爵号——宋，来表示自己是承继前朝正统的合法受禅君主，从而接续“汉-魏-晋”这一脉正统性渊源，与北方号称“代汉者当涂高”的“魏”政权对抗，显然是一个最为稳妥的方式。

而且在秦以后、元以前的历史长河中，以权臣爵名作为禅代后的新生政权之国号，也是主流做法。

因此刘裕弃汉用宋也有五大好处：

第一：法理阐述难度降低，用汉就要解释三国以来的乱世，同时对于东汉，蜀汉两支后裔的处理更加繁琐。

第二：国体不需要大变，立汉就要否定魏晋，而魏晋以来的所有法、事、策等等都失去了合法性，包括九品中正制，整个国家一切要推到重来，增加太多政治风险。

第三：不会增加政治包袱，收复故土会制约政治自由度，新立之宋，得一城是扩土，继承之汉，得一城是尚有千万国土未曾收复。

第四：避免政治风险，立汉就意味着魏晋是窜逆，意味着魏晋以来无数贵族需要清洗废除，而这些贵族的后人也因此失去了其合法性，这批人人人怀惧，王允不赦西凉的旧事恐怕会重演。

第五：保护个人形象，汉裔而为晋臣，这个说出去可不好听，没必要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