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两会前夕，全国政协委员蒋胜男再次呼吁删除民法典中的离婚冷静期条款。
这一提议并非首次，却因五年来的争议与实践困境，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从“挽救婚姻”的初衷到“加剧矛盾”的现实，离婚冷静期的存废之争，折射出法律与人性、制度与现实的深层博弈。
政策初衷与现实落差：
被“一刀切”撕裂的婚姻自由
2018年民法典草案首次引入离婚冷静期时，其初衷是“避免冲动离婚”，但蒋胜男指出，这一制度本质是“以极少数人的问题强迫绝大多数人买单”。
数据显示，冲动离婚仅占离婚案例的5%，而95%的当事人已对婚姻关系进行过深思熟虑。
然而，强制性的30天冷静期却让所有协议离婚者承担额外成本，甚至成为部分人滥用权力的窗口。
数据对比更显矛盾：
协议离婚占比从2020年的86.1%降至2023年的71.94%，但诉讼离婚占比从13.9%升至28.06%。
结婚率从2017年的7.7‰降至2024年的4.3‰，总和生育率从1.6降至1.02。
表面上，冷静期似乎“降低”了离婚率，实则通过提高离婚成本，间接抑制了婚姻意愿。蒋胜男直言：“顺畅的退出机制缺失，必然导致进入意愿下降。”
弱势群体的“冷静期陷阱”：
家暴、财产转移与制度性伤害
离婚冷静期最受诟病的，是其对弱势群体（尤其是女性）的潜在危害：
1. 暴力升级的温床：全国妇联统计显示，2022年超60%的家暴受害者在冷静期内遭遇暴力加剧，极端案例甚至出现冷静期第13天当街杀妻的惨剧。
2. 财产与债务风险：冷静期成为转移财产、伪造债务的“黄金窗口”。法律未明确保障措施，弱势方难以在短时间内收集证据，导致权益进一步受损。
3. 诉讼离婚的困境：即便受害者选择诉讼离婚，法院往往以“感情未破裂”为由驳回首次起诉，强制进入二次审理程序，耗时长达一两年。这种拖延对处于暴力或经济压迫中的当事人而言，无异于二次伤害。
法律与现实的冲突：
自由裁量权滥用与婚姻自由的背离
离婚冷静期的设计初衷虽包含善意，但其执行中的模糊性加剧了矛盾：
标准缺失：法律未明确“冷静期豁免情形”的认定标准，导致家暴、虐待等恶性事件中，弱势方仍需被动接受冷静期。
自由裁量权滥用：法官或民政部门在判断是否适用冷静期时缺乏统一尺度，易滋生权力寻租或不公判决。
蒋胜男强调，1950年《婚姻法》确立的“婚姻自由”原则，包含结婚与离婚的双向自由，而冷静期实质上是对公民自主权的剥夺。若法律以“保护家庭稳定”之名限制个体选择，无异于用集体主义绑架个人幸福。
替代路径：
从“强制冷静”到“系统支持”
删除离婚冷静期并非否定婚姻挽救的必要性，而是呼吁更人性化的制度设计：
1. 分类管理：对无子女、无财产纠纷的协议离婚简化程序；对有家暴、虐待等情形的案件建立快速通道，豁免冷静期。
2. 配套保障：完善财产申报、人身保护令等制度，确保冷静期内弱势方权益不受侵害。
3. 根源治理：如蒋胜男所言，年轻人不婚不育的症结在于“996工作制、35岁歧视”等社会压力，需从劳动权益保障入手，减轻婚姻焦虑。
法律应有温度，而非枷锁
离婚冷静期的争议，本质是法律如何在“秩序”与“自由”间找到平衡。
五年实践表明，当制度忽视个体差异与权力不对等，其“善意”可能异化为压迫工具。
蒋胜男的持续呼吁，不仅是对弱势群体的声援，更是对法律人性化的期许——婚姻自由的真谛，在于尊重每个人选择幸福的权利，无论进或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