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出生于山东的张自忠，自小接受儒学熏陶，立志报国，从弃笔从戎到在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他亲自带领部队，奋不顾身地冲向前线，与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他的忠诚和勇气，使他在生前遭受误解，死后却赢得了敌人的尊重与同胞的无尽悼念，他为何曾背负汉奸之名，却又获得敌人的尊重？
1911年，张自忠踏入天津法政学堂，立志钻研法律，期待能为国家的正义奠基，天津学堂的氛围活跃且刻苦，张自忠的努力和才华很快就赢得了教授们的赞誉。那时的中国，正处于袁世凯统治之下，外部压力巨大，特别是日俄两国对东北的觊觎，使得当地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张自忠的指导者张宗昌，虽为当时的大军阀，但性格多变，常随形势转换旗帜，当袁世凯的帝王梦逐渐明朗，全国的反对声浪愈演愈烈，激发了张自忠心中深藏的英雄梦想。他从小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对古代的侠义情操怀有深厚的敬仰，立志要振兴民族。
张自忠幼年体弱，但他的意志坚强，始终不渝于追求正义与公平，希望能通过法律武装自己，为民众争取权益。腐败的北洋政府已无力回天，日益沉沦，对此深感绝望的张自忠，毅然决定放弃法律学业，远赴日本留学，希望通过军事训练来直接为国效力。
在东京的军校，张自忠接受了严格的军事教育和战术训练，中日关系的紧张和矛盾的激化，他决定中断留学，坚定回国投笔从戎，心怀“宁为百夫长，不作书生”的豪情。
1918年，张自忠见证了山东水兵的大规模哗变，这是对外国侵略和国内腐败无力反抗的一种强烈反响。一战后的巴黎和会更是彻底点燃了他的爱国热情。虽然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参与会议，却未能撼动西方列强，见证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被转交给日本，这一屈辱的决定深深刺痛了他的心。
在1923年的冰冷冬季，大雪纷飞，整个营地覆盖着冰霜，在这种极寒的环境中，许多士兵心生退意，对军事训练表达出浓厚的抵触情绪。他坚信作为军人，逆境中的锻炼尤为关键，在众人的怨声中，他果断召集所有官兵集合。
张自忠的声音在冰冷的空气中尤为显眼，“雪地能阻止你们的步伐，战场又如何生存？真正的战斗更为惨烈，没有容退之地。”他提到岳飞的观点，对武将应有勇死沙场的期待。
在士兵们尚未反应过来之前，张自忠已经脱去了自己的棉衣，毫不犹豫地下令：“所有人，跟我一起脱下棉衣，我们要在雪中跑步，感受寒冷中的坚持和毅力。” 官兵们虽初时犹豫，但见到将军如此行动，纷纷效仿，脱去棉衣在风雪中跑步，在西北军中传为佳话，张自忠因此被称为“张扒皮”。
到了1924年，直奉战争如火如荼地展开，张自忠作为冯玉祥麾下的核心将领，在战场上的果敢和智谋。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张自忠率第六师夺回许昌15里店，一战成名，接着他又迅速转移兵力至陇海县，大力支援盟军，成功抵抗了蒋介石部下的精锐部队。
冯玉祥的部下张克侠对张自忠的评价极高，他说：“张自忠面对危机时总能振奋士气，镇定自若，其果敢和决断力令人敬佩。” 到了1930年底，局势有了突变，原本保持中立的张学良发表声明支持蒋介石，张自忠在权衡之后也决定效忠蒋介石，被任命为第28师师长，后改编为第29军。
在1933年2月的寒冷天气中，日军企图通过淮河北侵，对中国东北军第51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第51军在怀远至五河一带的淮河北岸激战，抵抗激烈但伤亡极大。得知情况后，张自忠将军迅速带领部队前往支援，接替了伤痛累累的第51军，立即调整战略，决定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
张自忠将军在战前对部队强调，“我们没有退路，唯有战斗到底，为国家争光。”他带领部队发起了激烈的反击。日军虽然已成功强渡淮河，但并未预料到中国军队的迅猛反击，张自忠的攻势让日军措手不及。张自忠将军与士兵们日夜奋战，经过20余天的连续作战，终于将日军重新驱逐至淮河南岸，重建了战线，再次稳固了防线。
这场战役后，张自忠的名声大振，也成为了日军痛击的首要目标，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张自忠将军所在的29军未能扭转战局，遭遇重创。在紧急情况下，国民政府命令所有高级将领带领部队撤离北平前往保定。为确保部队撤退的安全，需要有人留下牵制日军，最终宋哲元决定张自忠将军留守。
张自忠将军深知自己的命运可能多舛，他对秦德纯说道：“你和宋先生将成为民族的英雄，而我可能被视作叛国者。”张自忠将军被任命为北平市长，试图与日本谈判求和，希望减少无谓的牺牲。但此举在国内引发极大争议，舆论纷纷指责他为“汉奸”，南京政府亦撤销了他的所有官职。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无奈，却坚定了一个信念：要么彻底消灭侵略者，要么牺牲自己为国家效忠。
在1940年5月，宜昌地区成为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战场，日本第11军从武汉出发，对中国第五战区的部队发起了激烈的攻击，这场战斗被称为枣宜会战。最终日军占领了宜昌，但他们在战斗中同样遭受了沉重的损失。
在战斗的首两周内，从5月初至中旬，据统计，我军共消灭敌人约4.5万余人，缴获敌方武器装备包括大炮60余门、战马2000余匹、战车70余辆以及汽车400余辆。在这场激烈的会战中，张自忠将军作为中国民党33集团军的总司令英勇殉国，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抗战决心。
张自忠将军牺牲后，日本军队中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一幕，日军军曹堂野在翻看张将军随身物品时，发现了一枚标有“第1号伤员证章”的标志物。另一名日军藤冈发现了一支刻有“张自忠”姓名的派克金笔。
在场的日军见此情形，自发地向张自忠将军的遗体行军礼，他们仔细观察这位衣着将军服饰、佩戴中将领章、全身是血的中国将军遗体，情况被迅速报告给了前线日军指挥官横山武彦大佐。
接到报告后，横山大佐指令将张将军的遗体用担架转移到战场北部约10公里外的陈家集日军第三十九师团部。曾数次与张自忠交锋的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进行了辨识，专田盛寿在夜色中点着蜡烛，仔细辨认后悲痛地确认，“这确实是张自忠将军。
一片肃静后的日军中爆发出胜利的欢呼，但很快又恢复了沉默的肃穆，师团长村上启作命令，以最高礼遇处理张自忠的遗体。他们用酒精仔细清洁遗体，用绷带恭敬包裹，并排成队列，向张将军遗体行最后的军礼。
日军还特意从附近的魏华山请来木匠，赶制一口精美的棺木，将张自忠的遗体庄重地安放其中。遗体被安葬在陈家祠堂后的土坡上，墓碑上刻着“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出日军对这位英雄的深刻敬意和震撼。
在那个充满硝烟的历史时刻，日本军队驻扎在汉口的广播站中断了常规广播，传出了一则特别的消息，内容是对在战场上英勇牺牲的张自忠将军表达深切的敬意：“在荒芜的战场之上，我方第39师团官兵对这位英勇无比的将军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和默哀。
指挥部立刻下达了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回收张将军遗体的命令，在那个充满紧张气氛的夜晚，即5月16日，第38师师长黄维刚毅然决然地带领一支由敢死队组成的小队，发起了对南瓜店的突袭行动。这支小队表现出极高的勇气与决心，在重重围困中突破日军防线，成功夺回了张自忠将军的遗体。
对峙的日军指挥官在得知情况后，下达了停止一切轰炸活动的命令，确保不对张将军的遗体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张自忠将军的遗体最终被放置在8辆军车的严密护送下，安全地从战区运送到了宜昌。
宜昌民生轮船公司安排了一艘名为“民风”的客轮，专门负责将灵柩送往重庆，当这艘轮船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时，场面庄重肃穆。蒋介石携带政府高级官员亲自到码头进行迎接，并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仪式，蒋介石本人更是亲自扶持灵柩。
张将军的遗体被运往重庆北碚区的梅花山进行最终安葬，冯玉祥将军亲笔撰写了墓碑铭文“张上将自忠之墓”，以示对这位英雄的深切怀念和尊敬。
毛主席亲自题词“尽忠报国”以纪念张自忠将军的无畏牺牲和卓越贡献，中共中央的其他高级领导人纷纷送上挽联和悼词，纷纷表达了对张自忠将军英勇事迹的敬佩与赞扬。周恩来在其悼念文章中赞颂张将军“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乃是抗战军人的楷模。
解放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赋予张自忠“革命烈士”的荣誉称号，将他的故事永久镌刻于中国革命的历史之中。张将军的英名在历史书页上流传，在全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成为炎黄子孙永远的精神象征。
